宋人周敦颐《爱莲说》中用“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写出了莲茎中心贯通、直挺不弯、不生枝蔓的特征，也比喻君子通达事理、行为方正、不攀附权贵的高尚品质。
　　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对搞政治攀附向来深恶痛绝。孔子早就说过，君子群而不党。志同道合者可以成为事业中的朋友，但千万不可结党营私。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自己有权势，忘记自己的权势，不盛气凌人;自己没有权势，则忘记别人的权势，不曲意逢迎，果能做到那可真是贤德之人。欧阳修在《朋党论》里，也划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他把“道”与“利”分割开来，认为同“道”为朋是君子，同“利”为朋是小人。小人利益一致时，互相援引，勾结成朋党。利益殆尽时，交情就疏远了，还会反过来互相残害。
　　一
　　有人说封建官场就是大染缸，官员的黑与白取决于环境的浸染。环境确实可以影响人，但命运之柄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对大是大非，有人就能初心不改，“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宋代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慷慨直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更是展现了他不凡的志向和高尚的品格。他清白一生，刚正不阿，不攀附权贵，为后世所传颂和敬仰。
　　明代于谦廉洁自守，清白做人。当时封疆大吏进京述职，多要向朝中权贵有所馈赠，而于谦每次进京，都是“空囊以入”。好心人劝他：“虽不愿送金银珠宝攀附权贵，至少总要带点土特产线香、蘑菇、绢帕之类的东西才好。”于谦哈哈大笑，举起双袖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就此作七绝一首：“绢帕蘑菇和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可谓一生清白，两袖清风。
　　明代张孟男是经历嘉靖、万历两朝的清廉之官，一生为人正直坦荡，始终不依附权贵，深得人们的敬仰。早年他的姑父高拱是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权倾朝野。但除了公事以外，已担任广平府推官的张孟男对高拱向来保持着应有的距离，高拱认为张孟男对自己傲慢无礼，连续五年不升迁张孟男的官位。后来高拱被罢官逐出京城，原来那些巴结逢迎高拱的人都远远躲避，只有张孟男为高拱设宴送行。随后张居正出任宰相，他器重张孟男为人正派，就升任他为太仆少卿。张孟男依然一心勤于公事，不对张居正趋炎附势。张居正很气恼，又是连续五年不给张孟男升迁。张居正后被罢官，张孟男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升为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又被召回北京当官。张孟男不仅不巴结权贵，对皇帝也直言不讳，最终得到了清忠之名。这才是难得的智慧。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一生奉行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很注重分寸，从不失态。早年他曾得到权臣穆彰阿的欣赏，但他把两人的交往始终保持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没有受到牵连。曾国藩在统率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曾国藩也没有借机攀附肃顺，后来慈禧联手恭亲王奕?发动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杀。然而，在肃顺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里面竟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感叹曾国藩为第一正人。曾国藩晚年，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醇郡王奕譞，想和哥哥恭亲王奕?一争高下，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他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大加恭维。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但曾国藩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曾国藩总结自己与权贵打交道的原则：“凡权要人声势赫然时，我不可犯其锋，亦不可与之狎，敬而远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二
　　我国封建时代特别是一些朝代晚期，官场“圈子文化”盛行，派系之间相互倾轧，比如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中唐时期的牛李党争，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清末帝党和后党之争等，朝中出现了一种现象，跟对了人就容易升官，而跟错了人则随时可能被贬。一些士人如果自身修养不够，缺乏主心骨，东风大顺东风，西风大又随西风，往往就会湮没在宦海中成为政治攀附的牺牲品。
　　“凿壁偷光”刻苦学习的西汉大儒匡衡，一路从郎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做到御史大夫直至丞相。但据《汉书·王尊传》记载：“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这个大宦官中书令石显，官职不高但位置关键、职责重要，是皇帝的助理兼秘书。石显专权骄横为非作歹，丞相匡衡对此有所耳闻，却从不向皇上举报，反而百般谄媚、曲意逢迎、主动攀附，在朝廷中与石显沆瀣一气排除异己，合谋陷害凯旋回朝的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元帝刘奭驾崩、成帝刘骜继位后，石显失宠，匡衡立即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上书新皇帝，力陈石显专权时的种种罪状，摇身一变成了疾恶如仇的贤良忠臣。汉成帝建始三年，匡衡因私吞公田、纵子杀人并图谋劫法场的事情败露，被革职抄家、贬为庶人，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西晋惠帝时期，皇后贾南风的侄子贾谧“权过人主、威福无比”，朝中一些官员趋炎附势，谄事贾氏。著作郎潘岳与大富翁石崇二人常常在贾谧和贾后之母郭槐出门之时，专候在路边，远远就下车跪迎，车马过后仍望尘而拜！潘岳由此栖身贾后一党，扶摇直上成了给事黄门侍郎。他不听母亲做正直人的教诲，“八王之乱”后贾后及贾谧倒台，潘岳被原幕僚现中书令孙秀所杀。而这个潘岳就是世传的美男子潘安，由他创造了形容卑躬屈膝、奉承谄媚的成语“望尘而拜”。
　　那个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宋之问，为了仕途、禄位，一味巴结逢迎当时权贵。武则天称帝，宋之问利用文辞极力粉饰，以博取这位女皇的欢心。此后，宋之问见张易之、张昌宗深得武则天欢心，就投靠了这二人。他代二人赋诗作文，陪着他们宴乐优游。武则天晚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宠臣张易之，拥立中宗复位。宋之问被贬谪到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市）担任参军，收留宋之问的朋友参与了密谋诛杀宰相武三思的活动，这事情被宋之问偶然听得。李唐虽已复位，但武三思此时仍旧担任宰相，势力依旧。宋之问思忖再三后，決定投靠武三思，暗中派人通风报信。结果，诛杀行动失败，参与的人被下狱，而宋之问则被提拔为鸿胪主簿。唐睿宗即位后，宋之问一再求情，饶他不死，睿宗不再开恩，先下令将其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后又改为桂州。玄宗先天元年，“赐死于徙所”。 　　三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崇尚名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亦为滋养民族灵魂的厚德文化，历代仁人志士把名节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历经千百年的锤炼和发展，名节被熔铸成为一种怀德自重、坚持正义、不图名利的高尚品质，一种克己为人、洞明世事、自强不息的君子风范。
　　司马光和王安石，性格迥异，两人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熙宁变法”新旧党争中王安石获胜，接替司马光的宰相位置，皇帝询问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正因为如此，虽然司马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但是并没有因为大权旁落而陷入悲惨的境地，得以从容地“退江湖之远”，吟诗作赋，锦衣玉食。变法失败王安石被就地免职，朝廷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墙倒众人推，一些官员跳出来告王安石的黑状要求治其罪。皇帝征求司马光的意见，他恳切地告诉皇帝，王安石疾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万万不可听信谗言。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了一句话，卿等皆君子也！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办案的一帮官吏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关键时刻，王安石从江宁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据说苏轼最后能保住脑袋就取决于王安石这一句话。须知，他们二人是政敌，苏轼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党变法，若换他人，不落井下石也就不错了，何苦替他求情？可一代名相王安石确能做到不计前嫌、光明磊落，实属难能可贵。君子和而不同。我和你的关系好，很敬重你的人品，但是，这不代表我就一定要曲意逢迎你。我反对你的一些做法，并不意味着对你个人道德品质和能力的否定。待人做事有原则有分寸有底线，这才是君子。
　　近年来，在中央纪委通报的官员违纪违法案例中，“政治攀附”一词曾多次出现。寻根问底，政治攀附并不是什么新名词，也不是我们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实为古今中外官场之糟粕。官员搞政治攀附，或是为自己寻找“护身符”，認为“朝中有人好做官”，或是利用手中的资源达到一荣俱荣的目的。这种“圈子文化”常常伴随着集体的腐败，搞腐败的人希望他周围的人都贪赃枉法，贪官成片、互相包庇、罪不罚众、形成气候。可见“政治投机”“帮派团体”“山头主义”害人害己害国。作为党和人民的干部，必须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党员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组织;干部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人民。
　　（作者系自治区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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