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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是常态，如何保证政策工具及时出台，如何保证这些政策工具实现政策意图，如何设计政策工具，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太多，需要总结的教训更是不少。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授权国务院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停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这个原本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刺激内需的权宜之举，后来为社会各界议论甚至多有诟病的税收政策，在实施了八年之后，终将隐退了。对于居民存款利息所得税，只能以这么几句话作为评价：它终于要停了，
它早就该停，原本不征也罢。我们今后的宏观调控，也要从利息税的存与废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相机抉择不容易
作为财政政策的工具之一，对某一税收是征是停，都是决策者研判了宏观形势、考虑了政策效果之后的选择。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上看，宏观政策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时滞效应。
一是认识时滞，指经济出现调控必要性到决策者认识到这种必要性之间的那段时间。一般而言，在要求政策扩张时，认识时滞较短；而在要求政策紧缩时，认识时滞较长。
二是决策时滞，指认识到要采取行动与做出决策之间的间隔。这取决于政策的形成机制。
三是实施时滞，指政策出台到它对经济产生实际影响之间的一段时间。时滞的存在意味着，一项政策工具对现实经济的作用，与政策意图的实现相比较，不仅时间上不一定及时，而且方向上还可能相反。例如，一个本来旨在刺激需求的措施，待到实施时，变成了对经济过热的推波助澜；一个较早前旨在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待到实施后，可能使已经趋于紧缩的经济雪上加霜。战后，各国都进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节，针对总需求的波动，相机抉择宏观政策很是盛行。但由于时滞的存在，对这种做法的批评声也一直不绝于耳。
早就该停
八年来，对居民存款利息所得课税与停征，算得上政策时滞的一个典型脚注。1999年开征此税时，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出口萎缩的问题，急需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当年的8月30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授权国务院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国务院于1999年9月发布实施办法，自1999年11月1日起征。当时的财政部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明时表示，开征此税是为了扩大内需，鼓励消费和投资，调节个人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这一税收承担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但我们知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于十年前的夏天——最近人们纷纷在搞这场危机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就是说，当利息所得税推出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到了2003年底，中国经济又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以抑制需求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也开始了。在众多政策工具不断推出的过程中，人们再次议论利息所得税的废止问题。一直到经济由运行偏快可能演变为过热的当口，这个以刺激需求为导向的税收政策依旧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被执行着。此刻，它的存在岂止是不合时宜，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它与货币政策不仅不协调，而且简直就是在起反作用。大家知道，为抑制需求过热，仅2006年至今，央行已经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八次，提高基准利率四次。今年年初以来，央行又发行了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的票据。但市场却几乎仍是我行我素，不管是GDP、股市、房价、物价，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都在不断攀高。物价涨幅创出27个月以来的新高。这种局面下，央行不免犯了难：加息力度过大吧，势必影响经济增长；加息力度不够吧，又难以抑制物价上涨势头。终于，利息所得税的废止问题这才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如这次人大常委会上财政部长说明的，“利息税开征八年来，在鼓励消费和投资、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物价指数有一定上涨，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收益相对减少”。因此，“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加居民的储蓄存款利息收益，国务院有关部门经过认真研究、论证，拟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可以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停征或者减征个人所得税的决定草案”。可是，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何止于是在“目前”才有的呢？
是的，单就居民存款利息收益减少来说，存款利息所得税的负面后果确实越来越多：现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3.06%，扣除20%的利息税之后，实际利率为2.448%。而今年5月份CPI涨幅达3.4%。这意味着居民存款得到的收益率近-1%!恰逢近来股市行情走高，负的储蓄回报率不断地将储蓄存款从银行“逐出”，并进一步推高股价。5月份居民存款减少了2784个亿，连续两个月创出历史最大降幅；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增速则创5年多来最低记录。时至今日，储蓄减少的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抬高股价了，而是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基础，已出现动摇之虞。考虑到央行在5月19日刚将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了0.27%，若继续将居民的存款利息回报打八折，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原本不征也罢
进一步地，即使在开征之初，存款利息所得税是否真的像力主开征的人说的那样有效，也一直存在争议。不错，从筹集财政收入看，到2006年底，国家共征收利息税2146.4亿元，2006年利息税达459亿元，可是这点年收入，与总额近4万亿元的全国财政收入规模比，仅占1.15%。而仅今年5月底宣布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一项，就可为财政带来约2800亿元的新增收入。在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4.5%、每年增加5000多亿元的形势下，对居民的存款利息征的这点税，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当年还有人从收入再分配的角度出发力主开征此税。可是，中国富人的财富存在形式，到底是以银行存款为主，还是以房产、证券或其他产业为主，我们不得而知，想必主张征利息税者也没有调查过。但我们知道的，恰恰是低收入者，是工薪阶层，需要将挣来的收入减去当期不得不进行的消费，剩余部分存入银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社会保障不配套的情况下，为子女教育，为防病养老，为应付意外之灾，留上一条后路。
如果说开征利息税的初衷是刺激消费，对存款利息课税是否真的起到了这一作用？我们可以用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说明。所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指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的增量与以支出法计算的GDP增量之比。利息所得税开征以来，我们仅能得到七年的数据，不妨就进行前后七年的对照。1999年，消费需求贡献率达到近77%，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而开征存款利息税后的第二年，这个贡献率降为不到64%，以后一路下降，到2006年，仅在1999年的1/3的水平上下。可以说，当初对存款利息征税所希望达到的政策目标，不仅根本没有达到，而且越来越远了!
居民消费不是随便可以“刺激”出来的。能否刺激，应该综合考虑经济学所称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反映了征税后储蓄被消费所替代的一面；但另一面的收入效应也不能忽视，即对利息征税会使储蓄者收入减少，引起未来消费的减少。消费者为保证未来开支，只好削减即期消费，努力增加储蓄。实际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1993到199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每年的增加额，平均增长率为18%；而在2000到2006年这段时间内，每年增加额平均却增长了23.1%!收入如何在即期和远期之间分配，老百姓都有着理性的计算。这其中包含着基于环境和自身条件判断的各种预期。而环境判断里，财产保护和社会保障最为重要，这些却又是制度层面的事了。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政策工具是否恰当，出台是否及时，在经济剧烈波动中至关重要。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当年的决策者们今天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他们采取的那些应对之策是否及时和有效。沈联涛先生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他最近撰文指出：“众所周知，灭火设备应该在火灾发生前——而不是火灾发生时——配备到位，并且要事先训练消防人员如何使用设备。”IMF主席拉托（Rato）在总结那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时也指出：“危机的蔓延极快，且具强烈破坏性，国内不同部门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不容小视。”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历史教训还有很多。《伟大的博弈》一书作者约翰·戈登是美国一位经济史学家，据他书中介绍，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当美国经济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紧缩中几乎被冻毙的时候，美联储还在为美国经济开着治疗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退烧药”。因为此前为抑制股市过热，美联储主席斯特朗果断出手，连续三次将贴现率提高到5%(那个时代很高的利率水平)，并开始缩减货币供应，几年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很不幸，1928年10月斯特朗去世了，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机构，美联储却只作壁上观，任由9800家银行一个一个地倒闭。《新美国经济史》的两位作者阿塔克和帕塞尔批评道，那时美联储的“这些人在1930年根本就没有嗅到硝烟，之后又在1932年拒不帮忙扑灭大火”。当年的紧缩性政策依然如故地被执行着。写到此，两位作者不禁破口大骂：“在从1933年至1937年的这段时间里，这帮人实际上什么也没干，天知道这叫什么政策!”
一个政策早就该停而迟迟停不下来，若仅仅是认识时滞还算罢了，让人担心的是，若政府部门加入利益因素，会使本应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变得僵化。无论中外政府，一旦把某项收入打入了固定开支项目，要取消起来总是很难，不管这笔收入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存款利息所得税是这样，除此之外，当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期每年进行的赤字预算、国债发行，不都是至今还在执行着么？
最近有人讲，利息所得税若完全停征的话，居民到银行存款的投资回报率一下子就增加了20%，对股市的影响不可小觎。对此我们不作讨论。我们希望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将是常态。如何保证政策工具及时出台，如何保证这些政策工具实现政策意图，甚至，如何设计政策工具，都是蛮伤脑筋的事。特别对于中国，历史上没有搞过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推进到现在，经济成长这么大的块头，如何保持它平稳快速持续地增长下去，我们都没有经验。宏观调控如何相机抉择，要学的东西还太多，需要总结的教训更是不少。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授权国务院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停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这个原本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刺激内需的权宜之举，后来为社会各界议论甚至多有诟病的税收政策，在实施了八年之后，终将隐退了。对于居民存款利息所得税，只能以这么几句话作为评价：它终于要停了，
它早就该停，原本不征也罢。我们今后的宏观调控，也要从利息税的存与废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相机抉择不容易
作为财政政策的工具之一，对某一税收是征是停，都是决策者研判了宏观形势、考虑了政策效果之后的选择。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上看，宏观政策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时滞效应。
一是认识时滞，指经济出现调控必要性到决策者认识到这种必要性之间的那段时间。一般而言，在要求政策扩张时，认识时滞较短；而在要求政策紧缩时，认识时滞较长。
二是决策时滞，指认识到要采取行动与做出决策之间的间隔。这取决于政策的形成机制。
三是实施时滞，指政策出台到它对经济产生实际影响之间的一段时间。时滞的存在意味着，一项政策工具对现实经济的作用，与政策意图的实现相比较，不仅时间上不一定及时，而且方向上还可能相反。例如，一个本来旨在刺激需求的措施，待到实施时，变成了对经济过热的推波助澜；一个较早前旨在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待到实施后，可能使已经趋于紧缩的经济雪上加霜。战后，各国都进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节，针对总需求的波动，相机抉择宏观政策很是盛行。但由于时滞的存在，对这种做法的批评声也一直不绝于耳。
早就该停
八年来，对居民存款利息所得课税与停征，算得上政策时滞的一个典型脚注。1999年开征此税时，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出口萎缩的问题，急需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当年的8月30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授权国务院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国务院于1999年9月发布实施办法，自1999年11月1日起征。当时的财政部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明时表示，开征此税是为了扩大内需，鼓励消费和投资，调节个人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这一税收承担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但我们知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于十年前的夏天——最近人们纷纷在搞这场危机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就是说，当利息所得税推出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到了2003年底，中国经济又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以抑制需求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也开始了。在众多政策工具不断推出的过程中，人们再次议论利息所得税的废止问题。一直到经济由运行偏快可能演变为过热的当口，这个以刺激需求为导向的税收政策依旧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被执行着。此刻，它的存在岂止是不合时宜，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它与货币政策不仅不协调，而且简直就是在起反作用。大家知道，为抑制需求过热，仅2006年至今，央行已经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八次，提高基准利率四次。今年年初以来，央行又发行了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的票据。但市场却几乎仍是我行我素，不管是GDP、股市、房价、物价，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都在不断攀高。物价涨幅创出27个月以来的新高。这种局面下，央行不免犯了难：加息力度过大吧，势必影响经济增长；加息力度不够吧，又难以抑制物价上涨势头。终于，利息所得税的废止问题这才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如这次人大常委会上财政部长说明的，“利息税开征八年来，在鼓励消费和投资、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物价指数有一定上涨，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收益相对减少”。因此，“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加居民的储蓄存款利息收益，国务院有关部门经过认真研究、论证，拟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可以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停征或者减征个人所得税的决定草案”。可是，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何止于是在“目前”才有的呢？
是的，单就居民存款利息收益减少来说，存款利息所得税的负面后果确实越来越多：现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3.06%，扣除20%的利息税之后，实际利率为2.448%。而今年5月份CPI涨幅达3.4%。这意味着居民存款得到的收益率近-1%!恰逢近来股市行情走高，负的储蓄回报率不断地将储蓄存款从银行“逐出”，并进一步推高股价。5月份居民存款减少了2784个亿，连续两个月创出历史最大降幅；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增速则创5年多来最低记录。时至今日，储蓄减少的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抬高股价了，而是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基础，已出现动摇之虞。考虑到央行在5月19日刚将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了0.27%，若继续将居民的存款利息回报打八折，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原本不征也罢
进一步地，即使在开征之初，存款利息所得税是否真的像力主开征的人说的那样有效，也一直存在争议。不错，从筹集财政收入看，到2006年底，国家共征收利息税2146.4亿元，2006年利息税达459亿元，可是这点年收入，与总额近4万亿元的全国财政收入规模比，仅占1.15%。而仅今年5月底宣布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一项，就可为财政带来约2800亿元的新增收入。在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4.5%、每年增加5000多亿元的形势下，对居民的存款利息征的这点税，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当年还有人从收入再分配的角度出发力主开征此税。可是，中国富人的财富存在形式，到底是以银行存款为主，还是以房产、证券或其他产业为主，我们不得而知，想必主张征利息税者也没有调查过。但我们知道的，恰恰是低收入者，是工薪阶层，需要将挣来的收入减去当期不得不进行的消费，剩余部分存入银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社会保障不配套的情况下，为子女教育，为防病养老，为应付意外之灾，留上一条后路。
如果说开征利息税的初衷是刺激消费，对存款利息课税是否真的起到了这一作用？我们可以用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说明。所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指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的增量与以支出法计算的GDP增量之比。利息所得税开征以来，我们仅能得到七年的数据，不妨就进行前后七年的对照。1999年，消费需求贡献率达到近77%，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而开征存款利息税后的第二年，这个贡献率降为不到64%，以后一路下降，到2006年，仅在1999年的1/3的水平上下。可以说，当初对存款利息征税所希望达到的政策目标，不仅根本没有达到，而且越来越远了!
居民消费不是随便可以“刺激”出来的。能否刺激，应该综合考虑经济学所称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反映了征税后储蓄被消费所替代的一面；但另一面的收入效应也不能忽视，即对利息征税会使储蓄者收入减少，引起未来消费的减少。消费者为保证未来开支，只好削减即期消费，努力增加储蓄。实际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1993到199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每年的增加额，平均增长率为18%；而在2000到2006年这段时间内，每年增加额平均却增长了23.1%!收入如何在即期和远期之间分配，老百姓都有着理性的计算。这其中包含着基于环境和自身条件判断的各种预期。而环境判断里，财产保护和社会保障最为重要，这些却又是制度层面的事了。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政策工具是否恰当，出台是否及时，在经济剧烈波动中至关重要。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当年的决策者们今天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他们采取的那些应对之策是否及时和有效。沈联涛先生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他最近撰文指出：“众所周知，灭火设备应该在火灾发生前——而不是火灾发生时——配备到位，并且要事先训练消防人员如何使用设备。”IMF主席拉托（Rato）在总结那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时也指出：“危机的蔓延极快，且具强烈破坏性，国内不同部门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不容小视。”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历史教训还有很多。《伟大的博弈》一书作者约翰·戈登是美国一位经济史学家，据他书中介绍，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当美国经济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紧缩中几乎被冻毙的时候，美联储还在为美国经济开着治疗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退烧药”。因为此前为抑制股市过热，美联储主席斯特朗果断出手，连续三次将贴现率提高到5%(那个时代很高的利率水平)，并开始缩减货币供应，几年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很不幸，1928年10月斯特朗去世了，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机构，美联储却只作壁上观，任由9800家银行一个一个地倒闭。《新美国经济史》的两位作者阿塔克和帕塞尔批评道，那时美联储的“这些人在1930年根本就没有嗅到硝烟，之后又在1932年拒不帮忙扑灭大火”。当年的紧缩性政策依然如故地被执行着。写到此，两位作者不禁破口大骂：“在从1933年至1937年的这段时间里，这帮人实际上什么也没干，天知道这叫什么政策!”
一个政策早就该停而迟迟停不下来，若仅仅是认识时滞还算罢了，让人担心的是，若政府部门加入利益因素，会使本应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变得僵化。无论中外政府，一旦把某项收入打入了固定开支项目，要取消起来总是很难，不管这笔收入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存款利息所得税是这样，除此之外，当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期每年进行的赤字预算、国债发行，不都是至今还在执行着么？
最近有人讲，利息所得税若完全停征的话，居民到银行存款的投资回报率一下子就增加了20%，对股市的影响不可小觎。对此我们不作讨论。我们希望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将是常态。如何保证政策工具及时出台，如何保证这些政策工具实现政策意图，甚至，如何设计政策工具，都是蛮伤脑筋的事。特别对于中国，历史上没有搞过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推进到现在，经济成长这么大的块头，如何保持它平稳快速持续地增长下去，我们都没有经验。宏观调控如何相机抉择，要学的东西还太多，需要总结的教训更是不少。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