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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最初遇见王行恭，是在台北龙泉街的旧香居书店。家住师大附近的他，经常会在某个闲暇的午后骑着脚踏车，一身素雅轻装，悠然走逛台北城南一带的巷弄书店淘书寻宝，南来北往、自得其乐。
与生俱来艺术家的质朴与浪漫情怀，由内而外都透着一股东方传统文人特有的温和内敛及典雅气息，自云从小身体虚弱、因而养成爱看书的习惯，经常流连于古书店和旧书摊的王行恭，年少时期曾一度梦想成为毕加索，同时也颇向往建筑师的创作职业，后来却以第一志愿考进“国立艺专”美工科，毕业后进入广告公司工作闯荡数年，并且加入了当时由艺专同学杨国台、霍鹏程、吴进生等人筹组的“变形虫设计协会”，随之相继负笈西班牙、美国进修。
待回台以后，王行恭逐渐从广告界跨足到出版界、室内设计等行业，余暇时偶尔受朋友委托设计书籍封面，主要包括九○年代初期尔雅、九歌、光复书局等老牌出版社发行的一系列文艺丛书，诸如马森的《海鸥》、欧阳子的《生命的轨迹》、张继高的《必须赢的人》、李瑞腾的《文学尖端对话》、陈义芝的《不能遗忘的远方》、林耀德的《你不了解我的哀愁是怎样一回事》，观其形象构成之间似有一股秀气兼挟古典之风汩汩流出。在那个手工绘图技艺即将消逝的年代，他将封面设计视为一处实验（平面）视觉语言的舞台，早期也曾担任《故宫文物月刊》的执行编辑（昔日同僚、艺专同学老友楚戈戏言：封他为“故宫行走”九品小吏），遂使得原本他在广告业界大风大浪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些改变，从此成天埋首故纸（典籍）堆中，徜徉于古瓷工艺美术的新天地，潜心钻研，清风明月。
长此以往，由于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且陆续受到各种新观念的启发，令他深刻体会“一位好老师的重要”，乃因而决意回到校园，毅然投身于传承设计教育工作。在他任教台南艺术大学期间，他认为“设计”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故而强调“设计师应该读诗”①。近年来，又因他时常往来于两岸书市、积极推动台湾出版界第一个书籍设计竞赛“金蝶奖”的创立，并且热心参与国内外各种书籍装帧设计展览评选及讲座活动，有些书界友人又私下昵称他为“书市巡阅使”。
除了浸淫于骨董瓷器收藏、设计思考研究，平日热爱读书、教书之外，对于编辑出版一事，王行恭也别有一份异常执着的痴迷与热情。
1992年，他以早期在日文刊物常见汉文“岁时”诠释在地生活俗民文化为概念，与马以工（时任“文建会”主委）共同企划制作《中国人传承的岁时》一书，还因此获颁“平面设计在中国”（深圳）展览书籍装帧金奖，两年后他又沿用此一编辑形式，接续出版了《中国人的生命礼俗》。另外，他又不惜成本、自费编纂了“日据时期台湾美术档案”一套两部的“私家本”：《台展府展台湾画家东洋画图录》与《台展府展台湾画家西洋画图录》，皆是采用大开本铜版纸印刷、布面精装（采用荷兰进口Scholco Van Heek Textiles书皮布）、书名烫金，当初总共只印了限量一千册左右，如今几乎已是各家二手书店、古旧书摊上绝无仅有的罕见珍本。而这一切的付出，据云都只是为了能让台湾早年美术发展留下完整的历史记录。
年少时期的反叛与浪漫
父祖辈老家在东北辽宁，这里也是王行恭出生的故乡。二岁时（1949）与家人随国民党当局来台、定居台中，父亲是北大出身的律师兼“国大代表”，早年和齐豫他们家是邻居。由于家庭背景之故，王行恭从小就富有浓厚的正义感、矢志追寻世间公理的浪漫情怀，遇到不公之事总爱打抱不平。个性叛逆的他，从初中时代便经常翻墙逃课看电影，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逛旧书摊、买二手书，并开始接触到鲁迅《阿Q正传》、老舍《骆驼祥子》、巴金《寒夜》等当年仍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禁书”的中国三○年代文学作品，以及一些来自美国的画册、画报，同时也常去位于台中市双十路旁的“美国新闻处”附设图书馆里看《今日世界》，由此早早开启了他在阅读方面的思想启蒙。
彼时因为越战的关系，大批美国大兵来台，驻扎在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营区内许多原本提供给美军阅读的书刊杂志，每隔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流散出来，卖给废纸回收商或旧书摊，包括像是成人杂志《Play Boy》《Pent House》，甚或不乏人文荟萃的经典刊物——如六○年代宣扬反战思潮的前卫艺术杂志《Aven Guard》、摇滚乐志《Billboard》，以及政论杂志《Fact》等，委实令喜爱阅读的王行恭如获至宝，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去跟这些回收商“买书”。
“那个年代最好玩的，就是说有蛮多西方的、而且都是美国最前卫的东西”，听闻王行恭提起这段往事追忆，“很多杂志类的我都看，尤其是六七○年代这段期间，那个《Play Boy》的美编，简直是全世界第一流的，那时候每期都会有一两篇文学的，还有介绍一些社会时事、科技新知与艺术评论，有很多很好的内容，加上版面编排也极好，当时正好是美国的现代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阶段……另外还有像《Aven Guard》，它是个反战的杂志，也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包括它的字型，现在变成了英文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型——就叫做Aven Guard”。②
诸如此类的时代气氛，嬉皮文化（Hippie）勃然焕发，其风潮所及，遂使王行恭早在中学时期即已透过阅读这些（美国）外文杂志而熟识了著名波普艺术（Pop Art）平面设计先锋Peter Max，以及引领开创了插画风格与设计结合的“图钉设计工作室”③等前卫之作，自家卧房墙壁上更是到处贴满了《Billboard》随刊附送的一张张大幅明星海报。除此，王行恭甚至戏言声称：在他参加大专联考之前所累积下来的英文基础，其实都是当年偷翻看《PlayBoy》念出来的！
自幼喜读杂书、闲书之外，王行恭也从很早就培养了写作的嗜好与习惯，初中时开始投稿《民生日报》写些抒情小品，之后念台中二中主编了两年的校刊《二中青年》，平日喜欢逛书店买书之余，甚至还帮书店老板推荐选书兼设计封面赚外快，不久却因为揭露校方在执行编务采购上的弊端而被训导处记了两大过，差一点就被退学。深怀不平之鸣的他，从此几乎不去上课，后来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考的术科考试，其间虽曾一度发生了所谓的“螃蟹事件”④，所幸最终仍如愿进入第一志愿艺专⑤就读，那年他二十岁（1967）。 顺利考上艺专后，初次感受学校自由空气的王行恭，不仅每周固定上师大找同学、逛书摊，且开始积极参加各种课外的社团活动。在那个物资困顿、讯息封闭的年代，凡是外来的一点新鲜讯息，人都像枯干的海绵一样，怎么吸都吸不饱，王行恭表示：“大家都是放牛吃草，倒也个个头好壮壮”，细数当今台湾艺文界不少卓然有成的风云人物，从李泰祥、黄永松、奚淞到后来的李安，早年都是出身NYU（艺专）。“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没有资源，竟是成就了我们的最大资源”，由于王行恭自身喜好的兴趣驳杂，举凡电影、戏剧、雕塑、美术和设计等无不涉猎，甚至还把各个创作领域的学校同侪汇聚在一起办展，称之为“一群展”，顾名思义即是“一群人的展览”，却也因此引来警总的关注。彼时正值白色恐怖戒严整肃、校内风声鹤唳之际，先是有艺专美术系助教吴耀忠因“民主台湾同盟案”与陈映真、邱延亮等人被捕（1968年5月），随即又有任教于艺专戏剧组的广播剧名角崔小萍以“匪谍”罪嫌遭警总逮捕，史称“崔小萍事件”（1968年6月）。所以包括各类公开展演活动、读书会等，凡是任何“聚众”之举措都有可能冒犯当权者的忌讳。
然而，对王行恭来说，校园不单是念书的场域，亦为追寻自由与公理等价值的起点。“自己的生活自己选择……只要行得直、坐得正，天塌下来也不用怕”，尽管求学生涯几度面临磨难和风雨，但他总是不忘儿时母亲常留耳边的这句叮嘱。
经历手工完稿的广告设计生涯
“当时我经常思考，在我的生命中除了广告以外，究竟还有没有第二个选择？最后我选择了进广告公司，理由很简单，像我们这些喜欢画画的人，当年是唯一可以靠这过生活的……”⑥
二十三岁那年（1970），王行恭从艺专毕业，服完一年十个月的预官役之后先是考入“台湾广告公司”担任实习设计员（1972），试用两个月后跳槽进入“剑桥广告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兼负责广告摄影工作。彼时正值活字排版的年代，报纸副刊插画稿费一帧80元，照相植字⑦才刚引进台北，24级以下每个字，长期客户折扣后1.2元，放大字则用10倍、20倍的价格计。大抵从五○到七○年代，使用照相植字由于价格昂贵而仍未普及，活版（铅印）字体的选择亦少，远不如手写字体便宜且花样多，遂使得那个年代的设计师个个都得练就一手写美术字的好工夫。
任职“剑桥广告”期间，王行恭曾以当年《Billboard》杂志内的某张流行音乐唱片刊头字体得来的灵感，模仿那时候国外设计界刚出现不久、利用像是计算器打孔纸卡的方孔造形组成文字特征的Computer Data Type字型，作为美国药商Bufferin（百服宁）委托设计进入台湾市场的广告标题字。
1974年，王行恭进入“国华广告公司”担任艺术指导兼平面设计组组长，那年恰好与艺专同侪霍荣龄一起加入“变形虫设计协会”。翌年（1975）夏天，王行恭正欲从“国华广告公司”离职、准备出国读书之前，他和几位影痴朋友相约一同为电影季刊《影响杂志》当义工，由王行恭负责美术编辑兼完成黑白稿的印前工作，其中有两期（1975年NO.11夏季号、NO.12秋季号）封面字体乃是他延用先前“百服宁”广告的Computer Data Type字型改作而来。然而囿于有限的时间与经验，在追求时髦的新鲜感驱使下，当年“照猫画虎”所写出来的造字结果毕竟仍未臻成熟，倒也因此留下了难得的设计史料。
在广告界历经三年（1972-1975）的实务洗练，自云个性上不喜受人约束的王行恭决定放下手边工作，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国立高等艺术学院绘画系进修。
流浪到他方：从马德里到纽约
由于年少时期一度向往建筑师的职业生活，同时也恋羡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家，所以王行恭选择了去西班牙念书。当时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艺术学院建筑概论的第一堂课，老师一开始便单刀直入地向学生提问“建筑是什么？”“建筑师是什么？”从头到尾一直让学生不断反思，也令王行恭开始认真回想先前曾经在《今日世界》杂志看过的那些欧美设计大师作品，逐渐想象将它们重新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现实脉络底下去思考。而为了更清楚了解包浩斯（Bauhaus）⑧建筑学校的房屋细节构造，他甚至还跑去当时仍属东德管辖的驻地领事馆请求入境参观。
课余时间，王行恭经常到处去看西班牙当地的老房子、古建筑，边走边看，也随手拍了些照片作记录。“我特别喜欢地中海的那些建筑师，”王行恭娓娓谈道，“他们盖的房子都是小房子，都是住家，没有一幢长得一样的，因为你的基地都不一样，还有你的使用者也不一样，所以他的房子……那个差异性简直是千变万化。”⑨留学西班牙的那些日子，让他逐渐认清了建筑的本质，也得以从现实面去深入体会达利、米罗、毕加索这些艺术家的生存之道。
1976年底，王行恭从马德里搭单程飞机到巴黎流浪了一个月，翌年（1977）便以观光的理由直接转往美国，申请进入纽约PRATT学院设计研究所视觉传播设计系就读。这时，他往日曾经讫讫以求的建筑师与艺术家之梦就此结束，而通往设计美学之路的另一新的旅程却正要开始。随之，仅仅用一年的时间，王行恭即已将大部分想要修读的课程念完，后来因为签证即将到期（1978年7月），且当时离家已近三年，思乡之情日盛，便决定先行回台。
古典中国的文化乡愁
“相较于我们外省人的乡愁，跟本省人的乡愁之间，我个人认为是有差异的，本省人的乡愁是实实在在的某一种乡愁，它是一种实际的东西，而外省人的乡愁却是空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⑩
两岁那年随家人来台定居，意即所谓“外省人第二代”的王行恭从小却非在眷村长大，而是住在独立的日本宿舍，邻居包括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就读学区内的小学即以本省家庭居多。如是混居杂处的生活环境，让王行恭自幼年时便和许多当地小孩一起嬉游、逛庙埕以及看布袋戏，并因此学会说得一口“轮转”（流利）的闽南语。
每逢过年过节的庆典仪式、初一十五祭拜神明及祖先的民俗活动，总是令王行恭感到相当有趣和好奇，比方说：拜拜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谢神、要还愿？当整个庙埕都没有人在那里，戏班子为什么还是照样开演？又比如台湾为什么会有咸水粽、红粽、甜粽……这些都是大陆北方所没有的，诸如此类的种种疑问，开启了他重新去认识、去思考故乡北方习俗有别于台湾传统社会以宗族庙宇为核心的文化差异。 随着年岁及长，王行恭逐渐在旧书摊发现了许多早期日本人调查中国东北、华北、满州以及台湾本地生活纪录的田野数据，其中他找到一部日人小林里平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版的《台湾岁时记》，书册内容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分门别类、图文并茂，详细讲述台湾各地的民俗祭典及仪式文化，后来他又在《银花》《主妇生活》《妇人画报》等这些日文杂志里经常看到“岁时”这两个汉字，于是便触动了念头，心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把台湾本地的“岁时”文化给整理出来、集结成册呢？
职是之故，从即日起开始着手进行，乃至1990年七夕那天正式付梓问世，过程中足足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王行恭每天追赶着时辰，敦请摄影师务必要趁当下那个“岁时”之际拍照取景（比如谈到端午的午时水，就坚持一定要在午时来拍），费心编排整理图说，终于与好友马以工两人共同出资完成了《中国人传承的岁时》一书。初版首刷两千本，其中一千本精装版（有编号）由“文建会”赞助（当时马以工担任“文建会”主委）印刷、并交给“文建会”当作赠礼，另外一千本平装版在市面上卖（所以只有平装本印有售价）。
回顾当年，这本《中国人传承的岁时》，同时也是台湾第一本使用计算机组版的书。彼时中华彩色印刷公司刚刚进口全台第一部盘式计算机，工作间像实验室，温控无尘，进门还得脱鞋。当他们先以手工完稿后，再使用四分之三英吋带（乍看就像是录像带那样）跑一趟程序组版，便能把书里内页画出宽度0.1mm的框线底纹图形完全密接（这在早期手工制版的年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再加上全书共请来二十二位摄影师、六位绘图者，以及“汉声杂志社”提供专业图片，书中每一张图都是经过正式授权买来的，成本所费不赀。
所幸《中国人传承的岁时》甫一推出便颇受好评，销路不恶，不久便销至第三版（大约四千多本）。及至1992年，《中国人传承的岁时》一书更因此获颁“平面设计在中国”（深圳）展览书籍装帧金奖。那年（1992）王行恭又接续策划制作了《中国人的生命礼俗》，由马以工担任撰稿主编暨发行人，形式上大致沿用了《中国人传承的岁时》的编排体例，内容则偏重在一般台湾民间的生命礼俗——包括生老病死，但王行恭在这里并没有碰触关于死亡、葬俗之类的题材，就只谈从出生到结婚。另外有趣的是，由于像这类追寻传统习俗文化的相关题材不仅在当年台湾岛内热销，同时也引起不少大陆读者的乡愁情怀，以致于彼岸坊间书市很快也模仿这两本书的题材和版型，竞相出现了不少“山寨版”。
面临困境当下唯一的出路，便是前方无路
“我常觉得我的艺术生命里一半是传统，一半是现代。”⑾
从学生时代便常不按牌理出牌、强调好的设计师一定要从小养成习惯随时观察身边环境的王行恭，在他三十一岁那年（1978）结束了这趟欧游浪迹之旅，并从美国求学返台，起初先是在台北房屋公司任职企划部经理，另一方面也偶尔接些零星的设计案，诸如帮“文建会”设计出版品与海报文宣，抑或替朋友的公司设计企业LOGO，或为熟识的出版界或作家友人设计书籍封面。1983年进入“国立故宫博物院”担任美术指导暨执行编辑，随之接连五度获颁“行政院新闻局”“杂志美术设计”金鼎奖。
彼时自八○年代以降，台湾信息界相继出现了三项新产品，从而对于本地图书出版产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们分别是：Apple（苹果）公司发表新型激光打印机， Adobe（奥多比）公司在雷射印全机上装设PostScript页描述语言，以及Aldus公司推出PageMaker排版软件。经由此三项科技产品的结合，很快便让现代化计算机排版工具占据市场主流。举凡1982年《联合报》开始采用“计算机检排”系统以加速报业产制流程，乃至1984年日茂彩色制版公司首度引进德国设备、率先迈入计算机分色组版作业时代，从百年历史传统的铅字排版发展迄今，台湾报刊图书出版业者终在短短十年间完成了一场划时代的媒介革命。
与此同时，伴随着政治上的解严与报禁解除，乃至台湾开始对美贸易出现巨额顺差、股市冲破万点，以及强调“台湾钱淹脚目”展现民间强大的经济活力，过去长期以来被视为艺术创作领域附庸的“美术设计”很快也开始走向专业化之路，民间许多个人设计公司（工作室）相继成立，其中包括王行恭于1987年自行创立的“王行恭设计事务所”。另外甫自“国立艺专”美术科毕业、年方二十七岁的吕秀兰草创“民间美术事业有限公司”也很快在台北设计圈内闯出名号，并由此提倡复古精神的手工书匠美学，还有画家李萧锟担任设计总监的“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创设之初亦以“出版最美丽的书”而享誉文化界。
其后因应印刷科技的进步，连带促使原先的图文排版能作更多变化，不少编辑人员也开始尝试新的编排手法与视觉组合，若干杂志刊物纷纷趁此机会进行改版或转型。
就个人而言，偏好使用摄影对象和隐喻手法来从事创作的王行恭，全然是把书籍设计视为一处舞台，“当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封面设计一定跟这本书的内容有一些关联”，王行恭强调，“我只能说我为这本书做了一点什么东西，而非只是单纯的排列字体和玩弄图片造型，”⑿重点在于表达书的内容，以及作者本身的意念。
2004年，台北书展基金会首度创办以“书籍设计”为主题的竞赛奖项“金蝶奖——平面出版设计大奖”，初选入围者将由国际级专家评审团进行决选，当时主办单位希望能邀请杉浦康平来台湾担任国际评审，于是便找来与杉浦康平熟识的王行恭担任评审总召集人，获奖作品也将同时送往德国莱比锡角逐“世界最美的书”大奖。此后，每年定期的“金蝶奖”连续举办到第十届，曾一度传出停办消息，后来在全台各界的抢救呼吁下，最终所幸仍得以继续举办，而每年几乎固定出任评审总召集人的王行恭毋宁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蝶奖之父”。
对此，王行恭不禁感叹：“虽然那年有些小挫折，但峰回路转，终究没断线……我们不应该因为出版市场的局限，而困在岛上自我设限，挡了青年书籍创作者的机会。”而所谓的“书籍设计”（Book Design）毕竟不等同于“封面设计”（Cover Design），就像前菜不等同全餐一样的道理，金蝶奖最终是要送进莱比锡的大赛场，王行恭强调，一般书籍装帧讲求的是整本书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尤其到了莱比锡的国际竞赛，除封面的美之外，还讲求适性，包括全书的用纸、选字、排版、印刷技术及装订等，封面只是其中的一项。
走过十多年的评选经历，眼见无数台湾年轻一辈设计的书籍作品，王行恭无形中归得出一条结论：设计是常民生活美感的内容，并非在效率化要求之下，经由刻意制造而产生的。“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书，但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书籍类别太窄，大部分都集中在文学类，”王行恭直言台湾出版市场现象说道，“还有一些就是非文学类的，都是在谈吃吃喝喝的，像那一类的书，在市场上太多太多了，而且严格来讲，它不是一本可以流传下来的书。”
王行恭深信，设计本就存在生活当中，而设计力的提升，则关乎整个社会的层层面面，自非仰赖设计者个人所能解决。活在二十一世纪当下，面临各类数字产品、电子信息如排山倒海般入侵。教育，尤其是设计教育，无疑更需要不断地鼓励实验与创新，朝着独立的前瞻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持续去发想、改变，如此才有存活的机会。“唯一的出路，即是前方无路”“一花一草都能成就慧业，就端看个人的大智慧”“当年云门的创始者林怀民、金像奖导演李安等先辈不都也是这样的过来人？”据闻王行恭每每在他的毕业班学生修业结束、离校之前，总是会说几句这类鼓励的话，抑或不忘针砭当前体制沉痾、且道痛批一番咱的“教育部”大官员。
与生俱来艺术家的质朴与浪漫情怀，由内而外都透着一股东方传统文人特有的温和内敛及典雅气息，自云从小身体虚弱、因而养成爱看书的习惯，经常流连于古书店和旧书摊的王行恭，年少时期曾一度梦想成为毕加索，同时也颇向往建筑师的创作职业，后来却以第一志愿考进“国立艺专”美工科，毕业后进入广告公司工作闯荡数年，并且加入了当时由艺专同学杨国台、霍鹏程、吴进生等人筹组的“变形虫设计协会”，随之相继负笈西班牙、美国进修。
待回台以后，王行恭逐渐从广告界跨足到出版界、室内设计等行业，余暇时偶尔受朋友委托设计书籍封面，主要包括九○年代初期尔雅、九歌、光复书局等老牌出版社发行的一系列文艺丛书，诸如马森的《海鸥》、欧阳子的《生命的轨迹》、张继高的《必须赢的人》、李瑞腾的《文学尖端对话》、陈义芝的《不能遗忘的远方》、林耀德的《你不了解我的哀愁是怎样一回事》，观其形象构成之间似有一股秀气兼挟古典之风汩汩流出。在那个手工绘图技艺即将消逝的年代，他将封面设计视为一处实验（平面）视觉语言的舞台，早期也曾担任《故宫文物月刊》的执行编辑（昔日同僚、艺专同学老友楚戈戏言：封他为“故宫行走”九品小吏），遂使得原本他在广告业界大风大浪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些改变，从此成天埋首故纸（典籍）堆中，徜徉于古瓷工艺美术的新天地，潜心钻研，清风明月。
长此以往，由于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且陆续受到各种新观念的启发，令他深刻体会“一位好老师的重要”，乃因而决意回到校园，毅然投身于传承设计教育工作。在他任教台南艺术大学期间，他认为“设计”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故而强调“设计师应该读诗”①。近年来，又因他时常往来于两岸书市、积极推动台湾出版界第一个书籍设计竞赛“金蝶奖”的创立，并且热心参与国内外各种书籍装帧设计展览评选及讲座活动，有些书界友人又私下昵称他为“书市巡阅使”。
除了浸淫于骨董瓷器收藏、设计思考研究，平日热爱读书、教书之外，对于编辑出版一事，王行恭也别有一份异常执着的痴迷与热情。
1992年，他以早期在日文刊物常见汉文“岁时”诠释在地生活俗民文化为概念，与马以工（时任“文建会”主委）共同企划制作《中国人传承的岁时》一书，还因此获颁“平面设计在中国”（深圳）展览书籍装帧金奖，两年后他又沿用此一编辑形式，接续出版了《中国人的生命礼俗》。另外，他又不惜成本、自费编纂了“日据时期台湾美术档案”一套两部的“私家本”：《台展府展台湾画家东洋画图录》与《台展府展台湾画家西洋画图录》，皆是采用大开本铜版纸印刷、布面精装（采用荷兰进口Scholco Van Heek Textiles书皮布）、书名烫金，当初总共只印了限量一千册左右，如今几乎已是各家二手书店、古旧书摊上绝无仅有的罕见珍本。而这一切的付出，据云都只是为了能让台湾早年美术发展留下完整的历史记录。
年少时期的反叛与浪漫
父祖辈老家在东北辽宁，这里也是王行恭出生的故乡。二岁时（1949）与家人随国民党当局来台、定居台中，父亲是北大出身的律师兼“国大代表”，早年和齐豫他们家是邻居。由于家庭背景之故，王行恭从小就富有浓厚的正义感、矢志追寻世间公理的浪漫情怀，遇到不公之事总爱打抱不平。个性叛逆的他，从初中时代便经常翻墙逃课看电影，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逛旧书摊、买二手书，并开始接触到鲁迅《阿Q正传》、老舍《骆驼祥子》、巴金《寒夜》等当年仍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禁书”的中国三○年代文学作品，以及一些来自美国的画册、画报，同时也常去位于台中市双十路旁的“美国新闻处”附设图书馆里看《今日世界》，由此早早开启了他在阅读方面的思想启蒙。
彼时因为越战的关系，大批美国大兵来台，驻扎在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营区内许多原本提供给美军阅读的书刊杂志，每隔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流散出来，卖给废纸回收商或旧书摊，包括像是成人杂志《Play Boy》《Pent House》，甚或不乏人文荟萃的经典刊物——如六○年代宣扬反战思潮的前卫艺术杂志《Aven Guard》、摇滚乐志《Billboard》，以及政论杂志《Fact》等，委实令喜爱阅读的王行恭如获至宝，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去跟这些回收商“买书”。
“那个年代最好玩的，就是说有蛮多西方的、而且都是美国最前卫的东西”，听闻王行恭提起这段往事追忆，“很多杂志类的我都看，尤其是六七○年代这段期间，那个《Play Boy》的美编，简直是全世界第一流的，那时候每期都会有一两篇文学的，还有介绍一些社会时事、科技新知与艺术评论，有很多很好的内容，加上版面编排也极好，当时正好是美国的现代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阶段……另外还有像《Aven Guard》，它是个反战的杂志，也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包括它的字型，现在变成了英文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型——就叫做Aven Guard”。②
诸如此类的时代气氛，嬉皮文化（Hippie）勃然焕发，其风潮所及，遂使王行恭早在中学时期即已透过阅读这些（美国）外文杂志而熟识了著名波普艺术（Pop Art）平面设计先锋Peter Max，以及引领开创了插画风格与设计结合的“图钉设计工作室”③等前卫之作，自家卧房墙壁上更是到处贴满了《Billboard》随刊附送的一张张大幅明星海报。除此，王行恭甚至戏言声称：在他参加大专联考之前所累积下来的英文基础，其实都是当年偷翻看《PlayBoy》念出来的！
自幼喜读杂书、闲书之外，王行恭也从很早就培养了写作的嗜好与习惯，初中时开始投稿《民生日报》写些抒情小品，之后念台中二中主编了两年的校刊《二中青年》，平日喜欢逛书店买书之余，甚至还帮书店老板推荐选书兼设计封面赚外快，不久却因为揭露校方在执行编务采购上的弊端而被训导处记了两大过，差一点就被退学。深怀不平之鸣的他，从此几乎不去上课，后来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考的术科考试，其间虽曾一度发生了所谓的“螃蟹事件”④，所幸最终仍如愿进入第一志愿艺专⑤就读，那年他二十岁（1967）。 顺利考上艺专后，初次感受学校自由空气的王行恭，不仅每周固定上师大找同学、逛书摊，且开始积极参加各种课外的社团活动。在那个物资困顿、讯息封闭的年代，凡是外来的一点新鲜讯息，人都像枯干的海绵一样，怎么吸都吸不饱，王行恭表示：“大家都是放牛吃草，倒也个个头好壮壮”，细数当今台湾艺文界不少卓然有成的风云人物，从李泰祥、黄永松、奚淞到后来的李安，早年都是出身NYU（艺专）。“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没有资源，竟是成就了我们的最大资源”，由于王行恭自身喜好的兴趣驳杂，举凡电影、戏剧、雕塑、美术和设计等无不涉猎，甚至还把各个创作领域的学校同侪汇聚在一起办展，称之为“一群展”，顾名思义即是“一群人的展览”，却也因此引来警总的关注。彼时正值白色恐怖戒严整肃、校内风声鹤唳之际，先是有艺专美术系助教吴耀忠因“民主台湾同盟案”与陈映真、邱延亮等人被捕（1968年5月），随即又有任教于艺专戏剧组的广播剧名角崔小萍以“匪谍”罪嫌遭警总逮捕，史称“崔小萍事件”（1968年6月）。所以包括各类公开展演活动、读书会等，凡是任何“聚众”之举措都有可能冒犯当权者的忌讳。
然而，对王行恭来说，校园不单是念书的场域，亦为追寻自由与公理等价值的起点。“自己的生活自己选择……只要行得直、坐得正，天塌下来也不用怕”，尽管求学生涯几度面临磨难和风雨，但他总是不忘儿时母亲常留耳边的这句叮嘱。
经历手工完稿的广告设计生涯
“当时我经常思考，在我的生命中除了广告以外，究竟还有没有第二个选择？最后我选择了进广告公司，理由很简单，像我们这些喜欢画画的人，当年是唯一可以靠这过生活的……”⑥
二十三岁那年（1970），王行恭从艺专毕业，服完一年十个月的预官役之后先是考入“台湾广告公司”担任实习设计员（1972），试用两个月后跳槽进入“剑桥广告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兼负责广告摄影工作。彼时正值活字排版的年代，报纸副刊插画稿费一帧80元，照相植字⑦才刚引进台北，24级以下每个字，长期客户折扣后1.2元，放大字则用10倍、20倍的价格计。大抵从五○到七○年代，使用照相植字由于价格昂贵而仍未普及，活版（铅印）字体的选择亦少，远不如手写字体便宜且花样多，遂使得那个年代的设计师个个都得练就一手写美术字的好工夫。
任职“剑桥广告”期间，王行恭曾以当年《Billboard》杂志内的某张流行音乐唱片刊头字体得来的灵感，模仿那时候国外设计界刚出现不久、利用像是计算器打孔纸卡的方孔造形组成文字特征的Computer Data Type字型，作为美国药商Bufferin（百服宁）委托设计进入台湾市场的广告标题字。
1974年，王行恭进入“国华广告公司”担任艺术指导兼平面设计组组长，那年恰好与艺专同侪霍荣龄一起加入“变形虫设计协会”。翌年（1975）夏天，王行恭正欲从“国华广告公司”离职、准备出国读书之前，他和几位影痴朋友相约一同为电影季刊《影响杂志》当义工，由王行恭负责美术编辑兼完成黑白稿的印前工作，其中有两期（1975年NO.11夏季号、NO.12秋季号）封面字体乃是他延用先前“百服宁”广告的Computer Data Type字型改作而来。然而囿于有限的时间与经验，在追求时髦的新鲜感驱使下，当年“照猫画虎”所写出来的造字结果毕竟仍未臻成熟，倒也因此留下了难得的设计史料。
在广告界历经三年（1972-1975）的实务洗练，自云个性上不喜受人约束的王行恭决定放下手边工作，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国立高等艺术学院绘画系进修。
流浪到他方：从马德里到纽约
由于年少时期一度向往建筑师的职业生活，同时也恋羡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家，所以王行恭选择了去西班牙念书。当时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艺术学院建筑概论的第一堂课，老师一开始便单刀直入地向学生提问“建筑是什么？”“建筑师是什么？”从头到尾一直让学生不断反思，也令王行恭开始认真回想先前曾经在《今日世界》杂志看过的那些欧美设计大师作品，逐渐想象将它们重新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现实脉络底下去思考。而为了更清楚了解包浩斯（Bauhaus）⑧建筑学校的房屋细节构造，他甚至还跑去当时仍属东德管辖的驻地领事馆请求入境参观。
课余时间，王行恭经常到处去看西班牙当地的老房子、古建筑，边走边看，也随手拍了些照片作记录。“我特别喜欢地中海的那些建筑师，”王行恭娓娓谈道，“他们盖的房子都是小房子，都是住家，没有一幢长得一样的，因为你的基地都不一样，还有你的使用者也不一样，所以他的房子……那个差异性简直是千变万化。”⑨留学西班牙的那些日子，让他逐渐认清了建筑的本质，也得以从现实面去深入体会达利、米罗、毕加索这些艺术家的生存之道。
1976年底，王行恭从马德里搭单程飞机到巴黎流浪了一个月，翌年（1977）便以观光的理由直接转往美国，申请进入纽约PRATT学院设计研究所视觉传播设计系就读。这时，他往日曾经讫讫以求的建筑师与艺术家之梦就此结束，而通往设计美学之路的另一新的旅程却正要开始。随之，仅仅用一年的时间，王行恭即已将大部分想要修读的课程念完，后来因为签证即将到期（1978年7月），且当时离家已近三年，思乡之情日盛，便决定先行回台。
古典中国的文化乡愁
“相较于我们外省人的乡愁，跟本省人的乡愁之间，我个人认为是有差异的，本省人的乡愁是实实在在的某一种乡愁，它是一种实际的东西，而外省人的乡愁却是空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⑩
两岁那年随家人来台定居，意即所谓“外省人第二代”的王行恭从小却非在眷村长大，而是住在独立的日本宿舍，邻居包括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就读学区内的小学即以本省家庭居多。如是混居杂处的生活环境，让王行恭自幼年时便和许多当地小孩一起嬉游、逛庙埕以及看布袋戏，并因此学会说得一口“轮转”（流利）的闽南语。
每逢过年过节的庆典仪式、初一十五祭拜神明及祖先的民俗活动，总是令王行恭感到相当有趣和好奇，比方说：拜拜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谢神、要还愿？当整个庙埕都没有人在那里，戏班子为什么还是照样开演？又比如台湾为什么会有咸水粽、红粽、甜粽……这些都是大陆北方所没有的，诸如此类的种种疑问，开启了他重新去认识、去思考故乡北方习俗有别于台湾传统社会以宗族庙宇为核心的文化差异。 随着年岁及长，王行恭逐渐在旧书摊发现了许多早期日本人调查中国东北、华北、满州以及台湾本地生活纪录的田野数据，其中他找到一部日人小林里平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版的《台湾岁时记》，书册内容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分门别类、图文并茂，详细讲述台湾各地的民俗祭典及仪式文化，后来他又在《银花》《主妇生活》《妇人画报》等这些日文杂志里经常看到“岁时”这两个汉字，于是便触动了念头，心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把台湾本地的“岁时”文化给整理出来、集结成册呢？
职是之故，从即日起开始着手进行，乃至1990年七夕那天正式付梓问世，过程中足足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王行恭每天追赶着时辰，敦请摄影师务必要趁当下那个“岁时”之际拍照取景（比如谈到端午的午时水，就坚持一定要在午时来拍），费心编排整理图说，终于与好友马以工两人共同出资完成了《中国人传承的岁时》一书。初版首刷两千本，其中一千本精装版（有编号）由“文建会”赞助（当时马以工担任“文建会”主委）印刷、并交给“文建会”当作赠礼，另外一千本平装版在市面上卖（所以只有平装本印有售价）。
回顾当年，这本《中国人传承的岁时》，同时也是台湾第一本使用计算机组版的书。彼时中华彩色印刷公司刚刚进口全台第一部盘式计算机，工作间像实验室，温控无尘，进门还得脱鞋。当他们先以手工完稿后，再使用四分之三英吋带（乍看就像是录像带那样）跑一趟程序组版，便能把书里内页画出宽度0.1mm的框线底纹图形完全密接（这在早期手工制版的年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再加上全书共请来二十二位摄影师、六位绘图者，以及“汉声杂志社”提供专业图片，书中每一张图都是经过正式授权买来的，成本所费不赀。
所幸《中国人传承的岁时》甫一推出便颇受好评，销路不恶，不久便销至第三版（大约四千多本）。及至1992年，《中国人传承的岁时》一书更因此获颁“平面设计在中国”（深圳）展览书籍装帧金奖。那年（1992）王行恭又接续策划制作了《中国人的生命礼俗》，由马以工担任撰稿主编暨发行人，形式上大致沿用了《中国人传承的岁时》的编排体例，内容则偏重在一般台湾民间的生命礼俗——包括生老病死，但王行恭在这里并没有碰触关于死亡、葬俗之类的题材，就只谈从出生到结婚。另外有趣的是，由于像这类追寻传统习俗文化的相关题材不仅在当年台湾岛内热销，同时也引起不少大陆读者的乡愁情怀，以致于彼岸坊间书市很快也模仿这两本书的题材和版型，竞相出现了不少“山寨版”。
面临困境当下唯一的出路，便是前方无路
“我常觉得我的艺术生命里一半是传统，一半是现代。”⑾
从学生时代便常不按牌理出牌、强调好的设计师一定要从小养成习惯随时观察身边环境的王行恭，在他三十一岁那年（1978）结束了这趟欧游浪迹之旅，并从美国求学返台，起初先是在台北房屋公司任职企划部经理，另一方面也偶尔接些零星的设计案，诸如帮“文建会”设计出版品与海报文宣，抑或替朋友的公司设计企业LOGO，或为熟识的出版界或作家友人设计书籍封面。1983年进入“国立故宫博物院”担任美术指导暨执行编辑，随之接连五度获颁“行政院新闻局”“杂志美术设计”金鼎奖。
彼时自八○年代以降，台湾信息界相继出现了三项新产品，从而对于本地图书出版产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们分别是：Apple（苹果）公司发表新型激光打印机， Adobe（奥多比）公司在雷射印全机上装设PostScript页描述语言，以及Aldus公司推出PageMaker排版软件。经由此三项科技产品的结合，很快便让现代化计算机排版工具占据市场主流。举凡1982年《联合报》开始采用“计算机检排”系统以加速报业产制流程，乃至1984年日茂彩色制版公司首度引进德国设备、率先迈入计算机分色组版作业时代，从百年历史传统的铅字排版发展迄今，台湾报刊图书出版业者终在短短十年间完成了一场划时代的媒介革命。
与此同时，伴随着政治上的解严与报禁解除，乃至台湾开始对美贸易出现巨额顺差、股市冲破万点，以及强调“台湾钱淹脚目”展现民间强大的经济活力，过去长期以来被视为艺术创作领域附庸的“美术设计”很快也开始走向专业化之路，民间许多个人设计公司（工作室）相继成立，其中包括王行恭于1987年自行创立的“王行恭设计事务所”。另外甫自“国立艺专”美术科毕业、年方二十七岁的吕秀兰草创“民间美术事业有限公司”也很快在台北设计圈内闯出名号，并由此提倡复古精神的手工书匠美学，还有画家李萧锟担任设计总监的“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创设之初亦以“出版最美丽的书”而享誉文化界。
其后因应印刷科技的进步，连带促使原先的图文排版能作更多变化，不少编辑人员也开始尝试新的编排手法与视觉组合，若干杂志刊物纷纷趁此机会进行改版或转型。
就个人而言，偏好使用摄影对象和隐喻手法来从事创作的王行恭，全然是把书籍设计视为一处舞台，“当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封面设计一定跟这本书的内容有一些关联”，王行恭强调，“我只能说我为这本书做了一点什么东西，而非只是单纯的排列字体和玩弄图片造型，”⑿重点在于表达书的内容，以及作者本身的意念。
2004年，台北书展基金会首度创办以“书籍设计”为主题的竞赛奖项“金蝶奖——平面出版设计大奖”，初选入围者将由国际级专家评审团进行决选，当时主办单位希望能邀请杉浦康平来台湾担任国际评审，于是便找来与杉浦康平熟识的王行恭担任评审总召集人，获奖作品也将同时送往德国莱比锡角逐“世界最美的书”大奖。此后，每年定期的“金蝶奖”连续举办到第十届，曾一度传出停办消息，后来在全台各界的抢救呼吁下，最终所幸仍得以继续举办，而每年几乎固定出任评审总召集人的王行恭毋宁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蝶奖之父”。
对此，王行恭不禁感叹：“虽然那年有些小挫折，但峰回路转，终究没断线……我们不应该因为出版市场的局限，而困在岛上自我设限，挡了青年书籍创作者的机会。”而所谓的“书籍设计”（Book Design）毕竟不等同于“封面设计”（Cover Design），就像前菜不等同全餐一样的道理，金蝶奖最终是要送进莱比锡的大赛场，王行恭强调，一般书籍装帧讲求的是整本书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尤其到了莱比锡的国际竞赛，除封面的美之外，还讲求适性，包括全书的用纸、选字、排版、印刷技术及装订等，封面只是其中的一项。
走过十多年的评选经历，眼见无数台湾年轻一辈设计的书籍作品，王行恭无形中归得出一条结论：设计是常民生活美感的内容，并非在效率化要求之下，经由刻意制造而产生的。“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书，但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书籍类别太窄，大部分都集中在文学类，”王行恭直言台湾出版市场现象说道，“还有一些就是非文学类的，都是在谈吃吃喝喝的，像那一类的书，在市场上太多太多了，而且严格来讲，它不是一本可以流传下来的书。”
王行恭深信，设计本就存在生活当中，而设计力的提升，则关乎整个社会的层层面面，自非仰赖设计者个人所能解决。活在二十一世纪当下，面临各类数字产品、电子信息如排山倒海般入侵。教育，尤其是设计教育，无疑更需要不断地鼓励实验与创新，朝着独立的前瞻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持续去发想、改变，如此才有存活的机会。“唯一的出路，即是前方无路”“一花一草都能成就慧业，就端看个人的大智慧”“当年云门的创始者林怀民、金像奖导演李安等先辈不都也是这样的过来人？”据闻王行恭每每在他的毕业班学生修业结束、离校之前，总是会说几句这类鼓励的话，抑或不忘针砭当前体制沉痾、且道痛批一番咱的“教育部”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