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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人类传播、沟通、交流与交往的功用属性时,有一个结构方面的问题被人们严重忽视了。源于不断地对精神疾病研究的积累,戈夫曼将带有个体交往特征的“面对面互动” 与带有对个体行为约束规制的“公共秩序” 问题相勾连,阐发了二者在社会交往实践中被长久遮蔽的结构性关系。这一贡献凸显了戈夫曼作为20世纪研究大家的智慧、眼光和研究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