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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童年社会学研究影响下，多学科兴起了童年研究的热潮，其中儿童地理学成为新近的学科，它从空间维度来思考儿童所在的空间，主要研究童年的社会空间与儿童的地方体验。其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早期地理学中的儿童研究初探，儿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入地理学家的视野，儿童地理学的确立。通过对儿童地理学发展历程的考察，发现当下的儿童地理学主要存在心理学、社会学与女性主义三个不同的视角，研究既关注儿童的空间体验，也关注童年的社会空间。儿童地理学不同视角的研究也对当下的儿童研究带来重要启示：它的兴起与发展弥补了以往童年研究中空间视角的缺失，拓展了儿童与童年的相关议题，丰富了儿童研究的方法。
【关键词】儿童地理学；发展阶段；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9）03-0002-06
【作者简介】王艳（1987-），女，山东泰安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自阿里耶斯揭开童年研究的序幕以来，童年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跨学科研究成为新的趋势。特别是新童年社会学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的儿童与童年观念，“童年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与“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成为核心观念。儿童与童年观念的转变带来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以学科交叉的视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儿童，追随这股潮流，儿童地理学异军突起，成为新童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领域更多从历史视角考察不同，儿童地理学侧重空间视角的研究，为超越生物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视野。而从学科范畴看，儿童地理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范畴[1]。20世纪70年代末，地理学内部出现了文化转向，与强调社会异质性、差异性、多元性的后现代主义结合，引发了“文化”与“空间”上的尺度转向，使地理学逐渐意识到除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与群体的存在，开始关注到边缘群体，对长期被地理学忽视的“他者”的文化价值给予关注和同情[2]，文化转向使儿童的社会空间边缘化问题进入地理学的研究视野[3]。儿童地理学（Children’s Geographies）以复数的形式存在，暗指儿童生活的不同空间，主要研究儿童与空间（Space）、地方（Place）之间的关系，探讨儿童在空间中的存在方式、对环境的不同体验，从微观视角考察儿童的日常生活空间，从宏观视角考察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对儿童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现代性所導致的流动、移动、变迁等对儿童的影响。
一、西方儿童地理学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分析，发现儿童地理学对儿童的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在早期，儿童还未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入地理学的视野，已有的少量研究主要关注儿童的空间认知和地图能力，偏认知方面。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新童年社会学的兴起，一些女性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到儿童，她们认为儿童对环境的感知与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儿童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倡导将儿童纳入到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在女性地理学家的倡导下，有关儿童空间体验、童年社会空间的相关研究方兴未艾。21世纪以来，诸多与儿童地理学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不断涌现，儿童地理学得到发展。
（一）早期地理学中的儿童研究初探
地理学中的儿童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理学家威廉·邦奇（William Bunge）（1973）的地理学考察项目。威廉·邦奇认为地理学应该研究儿童，因为儿童在生活中极少受到重视，若环境对儿童不利，成人可继续生存下去，而儿童则将面临死亡。“我们也就失去了儿童，失去了未来，因此，要研究儿童所处的环境，保护儿童。”[4]基于此，威廉·邦奇采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儿童的空间压迫问题，他认为是自然、人类和机器对儿童的空间产生了影响。自然所产生的后果是无可厚非的，而儿童在人类或机器的空间中受到的伤害却应是可避免的，要保护儿童免受类似的伤害[5]。威廉·邦奇虽未直接研究儿童，然而，他敏锐地关注到儿童的空间压迫问题，这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与此同时，詹姆斯·布拉特（James Blaut）和大卫·斯太（David Stea）在克拉克大学启动了“地方感知项目”，他们对儿童的空间认知和地图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两位研究者奠定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基础，开启了儿童空间和地图研究的议题。
（二）儿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入地理学家的视野
进入20世纪90年代，儿童地理学的孕育期到来，地理学家逐渐关注到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儿童的存在。在此过程中，莎拉·詹姆斯（Sarah James）和大卫·西布利（David Sibley）做出了较大贡献。莎拉·詹姆斯分析了长期以来地理学家忽视儿童的原因，并提出了新的研究主题和方法。她认为由于儿童不被认为是社会的主要成员，专门研究儿童貌似并没有太大价值，而且地理学长期被“男性”所主导，女性被地理学关注较晚，对儿童的关注则更晚[6]。由此儿童被忽略了。然而，她又进一步指出，“当下的儿童即是以后的成人”，若只研究成人，就会忽略从童年时期开始对环境的感知、体验、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恰是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因此，莎拉·詹姆斯主张把儿童纳入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使其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而这必然带来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变革，基于此，她提出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三个主题：社会—空间关系、空间行为和环境认知。在研究方法方面，她主张采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对儿童真实的生活进行地理学研究。继莎拉·詹姆斯之后，大卫·西布利对此问题做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首先回应了莎拉·詹姆斯的主张，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入手，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差异、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意识到环境体验的多样性，包括童年空间和地方体验的多样性[7]。由差异、不同所引发的空间、地方的多样性，使大卫·西布利关注到异于成人的儿童群体，他们的环境体验是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他提出了把儿童纳入地理学研究的主张。 在此阶段，试图把儿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纳入地理学研究范畴的讨论日趋激烈。一方面，提出了关于儿童地理学研究主题的设想，把研究的范围拓展到社会—空间领域。另一方面，意识到成人与儿童研究对象的差异，探讨了适宜的研究方法、策略以及伦理问题。
（三）儿童地理学的确立
经地理学家的努力，儿童逐渐成为地理学的专门研究对象。然而，对儿童地理学的构建仅是零散的讨论与设想，其系统性、关联性等问题仍然是薄弱环节。尽管在此期间，马修斯（Matthews）（1992）曾出版过《地方感：宏观环境中的儿童》（Making Sense of Plac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Large Scale Environments）等相关研究。然而，他们的研究多局限在认知和环境心理学的范畴下。直到斯图尔特C.艾特肯（Stuart C. Aitken）（1994）在《放置于孩子空间》（Putting Children in Their Place）一书中，提出了“儿童地理学”一词，明确了儿童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使儿童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得以建立[8]。斯图尔特 C.艾特肯认为，儿童地理学要关注儿童的真实生活世界，探讨成人文化政治压迫与儿童自由的自我表达之间的关系，重视儿童适应环境的能力，关注儿童是如何创造自我空间，赋予空间以何种意义的[9]。随着斯图尔特 C.艾特肯等地理学家对儿童地理学较为系统的探讨，儿童地理学的发展转向新的阶段。
二、西方儿童地理学的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掀起了儿童地理学的研究热潮，出现了大量相关研究和专著。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在地理学领域也被越来越多地接受和认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2003年儿童地理学的专门刊物《儿童地理学》诞生，地理学学术期刊开始刊载儿童和青少年地理学研究专题[10]。“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时代已然到来”[11]，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儿童地理学研究已经具备了充足的文献和经验证的研究方法。在此阶段的研究是多维度、多视角的，有心理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视角。
（一）儿童地理学中心理学视角的发展路径
儿童地理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源自儿童从客体中对自我的分离，儿童能够将周围世界作为客体加以认知，这是儿童与环境产生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分离不仅是心理学的，也是地理学的，是描述儿童与环境（空间）关系的起点、理解文化再生产的基础。基于此，马文·塞缪尔（Marwyn Samuels）和斯蒂芬·佩（Stephen Pile）（1993），兩位来自不同哲学背景的地理学家，把个体与所处环境的区分理解为“分离的自我”，认为这种分离既是空间的又是地理学的，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特征[12]。
此视角主要关注儿童的空间认知和地图能力，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在很小的年龄就已具有地图认知的能力。例如，斯宾塞（Spencer）、哈里森（Harrison）和大卫兹（Darvizeh）（1980）发现甚至3岁的儿童也能够识别地图中的某些特征[13]。拉特兰（Rutland）、卡斯滕斯（Custance）和坎贝尔（Campbell）（1993）使用地图对5岁儿童的研究获得了类似的结果[14]。马修斯对儿童环境感知和空间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儿童具有成人未曾预料的绘图和地理技能[15]。虽然儿童不能用成人的语言解释地图，但他们能够用地图似的方式理解世界。有研究者认为，“我们低估了儿童的环境技能，他们天然地具有理解复杂社会的能力，且能力的发展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强”[16]。
对儿童空间认知和地图能力的证实是对皮亚杰儿童空间认知发展论的反思与超越，皮亚杰划定年龄小于8岁的儿童属于“前运算阶段”，此阶段的儿童不具备包括地图阅读等活动在内的认知操作能力[17]，由此忽视了早期儿童的地图能力。以上研究认为，儿童在发展的早期就已具有地图能力，这是对此议题的重要反思。而通过对这一视角的考察，发现儿童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冲击了传统的儿童发展理论，尤其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使其不断得到修订和完善。
（二）儿童地理学中社会学视角的发展路径
20世纪90年代之后，儿童地理学中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增多[18]，与心理学视角关注儿童空间感知能力及如何适应成人环境能力的旨趣不同，社会学视角关注作为主体的儿童的体验以及儿童在社会环境中的角色。研究视角的转向受新童年社会学的兴起、儿童研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增多以及对于传统发展心理学中儿童发展理论的批判等因素的影响。
此视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儿童生活的机构化环境（幼儿园、学校、游戏场）与儿童按照自己意愿创造的特殊空间（通常不被成人所感知）的考察。探讨儿童是如何进入社会的，他们成长的社会、民族和种族环境是怎样的，这些环境是如何被空间调节的，而政治和经济环境又是如何压制或促进儿童发展的等问题[19]。例如，霍洛威（Holloway）和瓦伦藤（Valentine）从国际和历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多样化的研究案例，对儿童与他们所处环境（包括网络空间、游乐场、商业空间、公共空间和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全球化的视野探讨了技术发展、移民和安全等问题所导致的儿童日常生活的紧张状况[20]。社会学视角下的研究议题较为丰富，儿童公共空间的边缘化问题、儿童与家庭、儿童与学校等问题都成为讨论的热点。议题的核心在于成人对儿童的规训与儿童对自由空间、自由表达的诉求之间的关系。成人通过控制空间的方式规训儿童，例如，儿童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成人的矛盾心理表现为，一方面认为年龄较小的儿童需要被保护，以免受到“陌生人的危险”和交通事故的伤害；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儿童则被认为对保持公共空间的安静和控制存在威胁。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成人的空间”[21]。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移民、变迁等问题对儿童生活空间的影响，流动的儿童，多样化的童年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议题。 由于受新童年社会学的影响，与此视角相关的研究也发生了研究方法上的变革，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得到凸显。以民族志或参与式方法为主的混合研究方法成为主导，在研究中不仅重视倾听儿童的观点，而且也会考虑到与儿童有关的父母、教育者、政策制定者等相关人员的观点。同时，具体的研究策略也得到发展，例如艾莉森·克拉克（Alison Clark）创建了马赛克研究方法（Mosaic Approach），其包括觀察、儿童访谈、儿童拍照和地图绘制等方式[22]。
（三）儿童地理学中女性主义视角的发展路径
女性劳动力的增多以及女性地理学的兴起引起了地理学家对儿童的关注[23]，女性主义视角是潜藏着的另一线索，其试图在社会结构的框架中重建性别、身份等分析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它与社会学视角存在交叉之处。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兴起[24]，女性开始进入地理学的视野。里弗斯·杰奎琳（Tivers Jacqueline）（1978）发表了《另一半如何生活：女性地理学研究》（How the Other Half Lives：the Geographical Study of Women）一文，提出地理学家要承认女性的存在，并思考“女性的生活是怎样的”[25]，女性开始被人文地理学接受，女性地理学开始发展。而在意识形态中女性与儿童被建构为具有紧密的、天然的联系[26]，对女性的研究，使人们关注到儿童等边缘群体。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研究关注于家庭、父母、儿童养护、家庭政策等主题，大致分为三个方向：第一，养育儿童与有偿工作之间的冲突与协商，这是从女性主义兴起始就一直存在的主题。女性主义者阐明自身承担了一些“无偿的”“不可见的”工作，比如家务劳动、照顾孩子、社区工作等，这引发了对“工作”概念、公共与私人领域等问题的关注[27]。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外出工作与养育儿童、照顾家庭之间的冲突也仍然存在。第二，养育方式、文化是如何在特殊的地方、空间中产生的以及社会—空间塑造养育规范的过程。文化在塑造童年社会性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文化习俗影响着养育方式，而养育方式又潜在地对儿童的日常活动产生影响，在其影响下，童年社会生活的轨迹渐渐被勾勒出来。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乡村多于城市，因为乡村的文化更具代表性。对乡村的研究多集中于养育方式、养育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28]。第三，国家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干预研究。这是逐渐兴起的主题，以往的研究关注于儿童的日常生活，对与此相关的国家政策的专门研究较少[29]。毫无疑问对儿童日常生活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能够发现渗透在儿童生活中的结构性因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也在调整对家庭的有关政策、法规，这势必对儿童的生活产生影响，因此对国家相关政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研究的问题[30]。
女性主义视角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框架下研究儿童与父母养育、儿童与家庭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超越了对儿童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也超越了对影响儿童生活机构的宏观分析，探索儿童的出现（或缺席）对成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打破了传统的父权化思考框架，冲击了成人与儿童、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模式，突出了儿童的主体地位。对儿童主体性、能动性的考虑引发了对研究方法、伦理的关注，在研究中，不仅重视倾听儿童的意见和看法，而且能够意识到儿童的观点存在着冲击成人既有认识的可能，而这恰是关注儿童观点的价值所在。
三、西方儿童地理学的启示
儿童地理学的发展阶段揭示了不同时期地理学对儿童研究侧重点的变化，儿童从早期不被关注到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当前兴起了多个研究视角，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为当下的儿童研究也带来重要启示：它的兴起与发展弥补了童年研究中空间视角的缺失，拓展了与儿童和童年有关的研究议题，丰富了儿童研究的方法。
（一）弥补了童年研究中空间视角的缺失
在童年研究中，童年时间和空间的多样性日益凸显，使关注儿童生活空间与地方体验的儿童地理学的价值得到凸显。因为空间是不能被忽视的问题，它不仅是社会行动产生的物理场所，也是社会组织和资源分配的重要场所。回顾以往儿童研究，心理学多是时间轴上的考察，发展心理学建构了儿童的发展阶段，突出了童年的生物学事实，这是带有生物学倾向的研究；而新童年社会学批判了线性发展观，认为童年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突出了童年的多样性，这带有建构主义、阐释主义的色彩。从心理学到新童年社会学实现了从童年本体论到建构论的转向，批判的是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试图超越自然与文化的分野。人类学则强调的是特定的文化情境，关注儿童心理发展与文化塑造，是心理学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调和。以上学科多是历史视角的考察，儿童地理学既关注到争论不休的“社会化”问题，也关注儿童所在的环境，不同的是空间视角的分析。而对空间的研究则是对人存在与发展问题的关注，如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所说，人生来便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地点中，人要在世界上适应环境并建立一种正常的生活，那他必须与空间建立关系，在空间的某个位置固定下来，获得稳固性[31]，研究儿童的空间正具有此意。儿童地理学探究的空间既关注儿童所在的地方，儿童对空间的体验，也关注童年的社会空间，探讨成人约束与儿童自由表达之间的关系，考察成人为儿童创建的空间与儿童自己创建的特殊空间。地理学家对童年空间变量的探寻，改变了童年研究中历史视角突出，空间视角不足的状况。儿童空间体验的多样性和童年的“多样化现实”也被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为我们理解儿童、童年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拓展了与儿童和童年有关的研究议题
通过对儿童地理学研究内容的考察，发现宏观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以及儿童微观的生活环境都是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无疑拓展了儿童研究的主题。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父母进城务工，使留守儿童增多，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环境、童年生活及教育问题都应被关注，并纳入研究的视野。从微观视角看儿童的一日生活，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发现当前对幼儿园中儿童空间使用情况的研究较少，包括儿童的游戏场地、室内活动场所、午休室、盥洗室等，这既包含着成人为儿童设计的空间，对活动面积、座位安排、墙面布置等问题的考虑，涉及儿童尺度问题，暗含着成人的儿童观念与教育理念；也包含着儿童自己创造的空间，通常是隐秘的，不为成人所见的，儿童会赋予空间以特殊意义，诸如休息室、盥洗室等场所是儿童秘密空间的产生地，在这里发生着不为成人所知的秘密，是儿童的世界、儿童文化的生长地。而儿童转化、创造空间的过程也是与成人关系的冲突与协商过程，关注儿童如何使用空间，如何把成人为其设计的空间转化为其自己的空间将成为新的研究主题，这不仅体现出儿童对成人世界、文化的态度，尤为重要的是，揭示出儿童对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对成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 （三）丰富了儿童研究的方法
由于受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在研究中，地理学家重视儿童的主体地位，给儿童自由表达的机会，倾听儿童的声音，逐渐探索出一条量化与质化相结合、“以儿童为中心”的混合性研究方法，它是“公平与尊重”“协商而非强制”的[32]。而且研究者也采用了多样化的研究策略，以适宜儿童的方式让其观点和想法得到充分表达。例如，艾莉森·克拉克发明了马赛克研究方法，让儿童通过拍照、旅行、绘画、制图等方式表达自我。新的方法、策略的采用丰富了儿童研究的方法，而研究方法的采用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对儿童态度的影响，在传统研究方法中，儿童被视为是能力不足的、不可靠的，其观点主要由成人代为表述，他们自己则很少有独立表达的机会，因此，实验、测量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而在新方法中，儿童的主体性被重视，童年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研究类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可儿童的参与权，因此，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得到重视。在传统研究方法向新研究方法的转变过程中，儿童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缄默的存在转变为其声音被倾听的参与者，从被研究、被实验者转变为研究的合作者、贡献者。然而，很难说新的研究方法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只不过使儿童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多样，更适宜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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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学科的童年研究及其转向”（项目编号：2018SJA1139）的阶段成果。
通讯作者：王艳，nnuwangyan@qq.com
（助理编辑 王平平）
【关键词】儿童地理学；发展阶段；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9）03-0002-06
【作者简介】王艳（1987-），女，山东泰安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自阿里耶斯揭开童年研究的序幕以来，童年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跨学科研究成为新的趋势。特别是新童年社会学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的儿童与童年观念，“童年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与“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成为核心观念。儿童与童年观念的转变带来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以学科交叉的视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儿童，追随这股潮流，儿童地理学异军突起，成为新童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领域更多从历史视角考察不同，儿童地理学侧重空间视角的研究，为超越生物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视野。而从学科范畴看，儿童地理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范畴[1]。20世纪70年代末，地理学内部出现了文化转向，与强调社会异质性、差异性、多元性的后现代主义结合，引发了“文化”与“空间”上的尺度转向，使地理学逐渐意识到除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与群体的存在，开始关注到边缘群体，对长期被地理学忽视的“他者”的文化价值给予关注和同情[2]，文化转向使儿童的社会空间边缘化问题进入地理学的研究视野[3]。儿童地理学（Children’s Geographies）以复数的形式存在，暗指儿童生活的不同空间，主要研究儿童与空间（Space）、地方（Place）之间的关系，探讨儿童在空间中的存在方式、对环境的不同体验，从微观视角考察儿童的日常生活空间，从宏观视角考察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对儿童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现代性所導致的流动、移动、变迁等对儿童的影响。
一、西方儿童地理学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分析，发现儿童地理学对儿童的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在早期，儿童还未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入地理学的视野，已有的少量研究主要关注儿童的空间认知和地图能力，偏认知方面。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新童年社会学的兴起，一些女性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到儿童，她们认为儿童对环境的感知与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儿童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倡导将儿童纳入到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在女性地理学家的倡导下，有关儿童空间体验、童年社会空间的相关研究方兴未艾。21世纪以来，诸多与儿童地理学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不断涌现，儿童地理学得到发展。
（一）早期地理学中的儿童研究初探
地理学中的儿童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理学家威廉·邦奇（William Bunge）（1973）的地理学考察项目。威廉·邦奇认为地理学应该研究儿童，因为儿童在生活中极少受到重视，若环境对儿童不利，成人可继续生存下去，而儿童则将面临死亡。“我们也就失去了儿童，失去了未来，因此，要研究儿童所处的环境，保护儿童。”[4]基于此，威廉·邦奇采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儿童的空间压迫问题，他认为是自然、人类和机器对儿童的空间产生了影响。自然所产生的后果是无可厚非的，而儿童在人类或机器的空间中受到的伤害却应是可避免的，要保护儿童免受类似的伤害[5]。威廉·邦奇虽未直接研究儿童，然而，他敏锐地关注到儿童的空间压迫问题，这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与此同时，詹姆斯·布拉特（James Blaut）和大卫·斯太（David Stea）在克拉克大学启动了“地方感知项目”，他们对儿童的空间认知和地图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两位研究者奠定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基础，开启了儿童空间和地图研究的议题。
（二）儿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入地理学家的视野
进入20世纪90年代，儿童地理学的孕育期到来，地理学家逐渐关注到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儿童的存在。在此过程中，莎拉·詹姆斯（Sarah James）和大卫·西布利（David Sibley）做出了较大贡献。莎拉·詹姆斯分析了长期以来地理学家忽视儿童的原因，并提出了新的研究主题和方法。她认为由于儿童不被认为是社会的主要成员，专门研究儿童貌似并没有太大价值，而且地理学长期被“男性”所主导，女性被地理学关注较晚，对儿童的关注则更晚[6]。由此儿童被忽略了。然而，她又进一步指出，“当下的儿童即是以后的成人”，若只研究成人，就会忽略从童年时期开始对环境的感知、体验、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恰是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因此，莎拉·詹姆斯主张把儿童纳入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使其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而这必然带来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变革，基于此，她提出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三个主题：社会—空间关系、空间行为和环境认知。在研究方法方面，她主张采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对儿童真实的生活进行地理学研究。继莎拉·詹姆斯之后，大卫·西布利对此问题做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首先回应了莎拉·詹姆斯的主张，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入手，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差异、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意识到环境体验的多样性，包括童年空间和地方体验的多样性[7]。由差异、不同所引发的空间、地方的多样性，使大卫·西布利关注到异于成人的儿童群体，他们的环境体验是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他提出了把儿童纳入地理学研究的主张。 在此阶段，试图把儿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纳入地理学研究范畴的讨论日趋激烈。一方面，提出了关于儿童地理学研究主题的设想，把研究的范围拓展到社会—空间领域。另一方面，意识到成人与儿童研究对象的差异，探讨了适宜的研究方法、策略以及伦理问题。
（三）儿童地理学的确立
经地理学家的努力，儿童逐渐成为地理学的专门研究对象。然而，对儿童地理学的构建仅是零散的讨论与设想，其系统性、关联性等问题仍然是薄弱环节。尽管在此期间，马修斯（Matthews）（1992）曾出版过《地方感：宏观环境中的儿童》（Making Sense of Plac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Large Scale Environments）等相关研究。然而，他们的研究多局限在认知和环境心理学的范畴下。直到斯图尔特C.艾特肯（Stuart C. Aitken）（1994）在《放置于孩子空间》（Putting Children in Their Place）一书中，提出了“儿童地理学”一词，明确了儿童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使儿童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得以建立[8]。斯图尔特 C.艾特肯认为，儿童地理学要关注儿童的真实生活世界，探讨成人文化政治压迫与儿童自由的自我表达之间的关系，重视儿童适应环境的能力，关注儿童是如何创造自我空间，赋予空间以何种意义的[9]。随着斯图尔特 C.艾特肯等地理学家对儿童地理学较为系统的探讨，儿童地理学的发展转向新的阶段。
二、西方儿童地理学的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掀起了儿童地理学的研究热潮，出现了大量相关研究和专著。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在地理学领域也被越来越多地接受和认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2003年儿童地理学的专门刊物《儿童地理学》诞生，地理学学术期刊开始刊载儿童和青少年地理学研究专题[10]。“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时代已然到来”[11]，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儿童地理学研究已经具备了充足的文献和经验证的研究方法。在此阶段的研究是多维度、多视角的，有心理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视角。
（一）儿童地理学中心理学视角的发展路径
儿童地理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源自儿童从客体中对自我的分离，儿童能够将周围世界作为客体加以认知，这是儿童与环境产生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分离不仅是心理学的，也是地理学的，是描述儿童与环境（空间）关系的起点、理解文化再生产的基础。基于此，马文·塞缪尔（Marwyn Samuels）和斯蒂芬·佩（Stephen Pile）（1993），兩位来自不同哲学背景的地理学家，把个体与所处环境的区分理解为“分离的自我”，认为这种分离既是空间的又是地理学的，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特征[12]。
此视角主要关注儿童的空间认知和地图能力，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在很小的年龄就已具有地图认知的能力。例如，斯宾塞（Spencer）、哈里森（Harrison）和大卫兹（Darvizeh）（1980）发现甚至3岁的儿童也能够识别地图中的某些特征[13]。拉特兰（Rutland）、卡斯滕斯（Custance）和坎贝尔（Campbell）（1993）使用地图对5岁儿童的研究获得了类似的结果[14]。马修斯对儿童环境感知和空间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儿童具有成人未曾预料的绘图和地理技能[15]。虽然儿童不能用成人的语言解释地图，但他们能够用地图似的方式理解世界。有研究者认为，“我们低估了儿童的环境技能，他们天然地具有理解复杂社会的能力，且能力的发展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强”[16]。
对儿童空间认知和地图能力的证实是对皮亚杰儿童空间认知发展论的反思与超越，皮亚杰划定年龄小于8岁的儿童属于“前运算阶段”，此阶段的儿童不具备包括地图阅读等活动在内的认知操作能力[17]，由此忽视了早期儿童的地图能力。以上研究认为，儿童在发展的早期就已具有地图能力，这是对此议题的重要反思。而通过对这一视角的考察，发现儿童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冲击了传统的儿童发展理论，尤其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使其不断得到修订和完善。
（二）儿童地理学中社会学视角的发展路径
20世纪90年代之后，儿童地理学中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增多[18]，与心理学视角关注儿童空间感知能力及如何适应成人环境能力的旨趣不同，社会学视角关注作为主体的儿童的体验以及儿童在社会环境中的角色。研究视角的转向受新童年社会学的兴起、儿童研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增多以及对于传统发展心理学中儿童发展理论的批判等因素的影响。
此视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儿童生活的机构化环境（幼儿园、学校、游戏场）与儿童按照自己意愿创造的特殊空间（通常不被成人所感知）的考察。探讨儿童是如何进入社会的，他们成长的社会、民族和种族环境是怎样的，这些环境是如何被空间调节的，而政治和经济环境又是如何压制或促进儿童发展的等问题[19]。例如，霍洛威（Holloway）和瓦伦藤（Valentine）从国际和历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多样化的研究案例，对儿童与他们所处环境（包括网络空间、游乐场、商业空间、公共空间和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全球化的视野探讨了技术发展、移民和安全等问题所导致的儿童日常生活的紧张状况[20]。社会学视角下的研究议题较为丰富，儿童公共空间的边缘化问题、儿童与家庭、儿童与学校等问题都成为讨论的热点。议题的核心在于成人对儿童的规训与儿童对自由空间、自由表达的诉求之间的关系。成人通过控制空间的方式规训儿童，例如，儿童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成人的矛盾心理表现为，一方面认为年龄较小的儿童需要被保护，以免受到“陌生人的危险”和交通事故的伤害；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儿童则被认为对保持公共空间的安静和控制存在威胁。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成人的空间”[21]。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移民、变迁等问题对儿童生活空间的影响，流动的儿童，多样化的童年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议题。 由于受新童年社会学的影响，与此视角相关的研究也发生了研究方法上的变革，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得到凸显。以民族志或参与式方法为主的混合研究方法成为主导，在研究中不仅重视倾听儿童的观点，而且也会考虑到与儿童有关的父母、教育者、政策制定者等相关人员的观点。同时，具体的研究策略也得到发展，例如艾莉森·克拉克（Alison Clark）创建了马赛克研究方法（Mosaic Approach），其包括觀察、儿童访谈、儿童拍照和地图绘制等方式[22]。
（三）儿童地理学中女性主义视角的发展路径
女性劳动力的增多以及女性地理学的兴起引起了地理学家对儿童的关注[23]，女性主义视角是潜藏着的另一线索，其试图在社会结构的框架中重建性别、身份等分析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它与社会学视角存在交叉之处。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兴起[24]，女性开始进入地理学的视野。里弗斯·杰奎琳（Tivers Jacqueline）（1978）发表了《另一半如何生活：女性地理学研究》（How the Other Half Lives：the Geographical Study of Women）一文，提出地理学家要承认女性的存在，并思考“女性的生活是怎样的”[25]，女性开始被人文地理学接受，女性地理学开始发展。而在意识形态中女性与儿童被建构为具有紧密的、天然的联系[26]，对女性的研究，使人们关注到儿童等边缘群体。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研究关注于家庭、父母、儿童养护、家庭政策等主题，大致分为三个方向：第一，养育儿童与有偿工作之间的冲突与协商，这是从女性主义兴起始就一直存在的主题。女性主义者阐明自身承担了一些“无偿的”“不可见的”工作，比如家务劳动、照顾孩子、社区工作等，这引发了对“工作”概念、公共与私人领域等问题的关注[27]。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外出工作与养育儿童、照顾家庭之间的冲突也仍然存在。第二，养育方式、文化是如何在特殊的地方、空间中产生的以及社会—空间塑造养育规范的过程。文化在塑造童年社会性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文化习俗影响着养育方式，而养育方式又潜在地对儿童的日常活动产生影响，在其影响下，童年社会生活的轨迹渐渐被勾勒出来。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乡村多于城市，因为乡村的文化更具代表性。对乡村的研究多集中于养育方式、养育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28]。第三，国家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干预研究。这是逐渐兴起的主题，以往的研究关注于儿童的日常生活，对与此相关的国家政策的专门研究较少[29]。毫无疑问对儿童日常生活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能够发现渗透在儿童生活中的结构性因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也在调整对家庭的有关政策、法规，这势必对儿童的生活产生影响，因此对国家相关政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研究的问题[30]。
女性主义视角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框架下研究儿童与父母养育、儿童与家庭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超越了对儿童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也超越了对影响儿童生活机构的宏观分析，探索儿童的出现（或缺席）对成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打破了传统的父权化思考框架，冲击了成人与儿童、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模式，突出了儿童的主体地位。对儿童主体性、能动性的考虑引发了对研究方法、伦理的关注，在研究中，不仅重视倾听儿童的意见和看法，而且能够意识到儿童的观点存在着冲击成人既有认识的可能，而这恰是关注儿童观点的价值所在。
三、西方儿童地理学的启示
儿童地理学的发展阶段揭示了不同时期地理学对儿童研究侧重点的变化，儿童从早期不被关注到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当前兴起了多个研究视角，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为当下的儿童研究也带来重要启示：它的兴起与发展弥补了童年研究中空间视角的缺失，拓展了与儿童和童年有关的研究议题，丰富了儿童研究的方法。
（一）弥补了童年研究中空间视角的缺失
在童年研究中，童年时间和空间的多样性日益凸显，使关注儿童生活空间与地方体验的儿童地理学的价值得到凸显。因为空间是不能被忽视的问题，它不仅是社会行动产生的物理场所，也是社会组织和资源分配的重要场所。回顾以往儿童研究，心理学多是时间轴上的考察，发展心理学建构了儿童的发展阶段，突出了童年的生物学事实，这是带有生物学倾向的研究；而新童年社会学批判了线性发展观，认为童年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突出了童年的多样性，这带有建构主义、阐释主义的色彩。从心理学到新童年社会学实现了从童年本体论到建构论的转向，批判的是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试图超越自然与文化的分野。人类学则强调的是特定的文化情境，关注儿童心理发展与文化塑造，是心理学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调和。以上学科多是历史视角的考察，儿童地理学既关注到争论不休的“社会化”问题，也关注儿童所在的环境，不同的是空间视角的分析。而对空间的研究则是对人存在与发展问题的关注，如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所说，人生来便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地点中，人要在世界上适应环境并建立一种正常的生活，那他必须与空间建立关系，在空间的某个位置固定下来，获得稳固性[31]，研究儿童的空间正具有此意。儿童地理学探究的空间既关注儿童所在的地方，儿童对空间的体验，也关注童年的社会空间，探讨成人约束与儿童自由表达之间的关系，考察成人为儿童创建的空间与儿童自己创建的特殊空间。地理学家对童年空间变量的探寻，改变了童年研究中历史视角突出，空间视角不足的状况。儿童空间体验的多样性和童年的“多样化现实”也被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为我们理解儿童、童年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拓展了与儿童和童年有关的研究议题
通过对儿童地理学研究内容的考察，发现宏观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以及儿童微观的生活环境都是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无疑拓展了儿童研究的主题。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父母进城务工，使留守儿童增多，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环境、童年生活及教育问题都应被关注，并纳入研究的视野。从微观视角看儿童的一日生活，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发现当前对幼儿园中儿童空间使用情况的研究较少，包括儿童的游戏场地、室内活动场所、午休室、盥洗室等，这既包含着成人为儿童设计的空间，对活动面积、座位安排、墙面布置等问题的考虑，涉及儿童尺度问题，暗含着成人的儿童观念与教育理念；也包含着儿童自己创造的空间，通常是隐秘的，不为成人所见的，儿童会赋予空间以特殊意义，诸如休息室、盥洗室等场所是儿童秘密空间的产生地，在这里发生着不为成人所知的秘密，是儿童的世界、儿童文化的生长地。而儿童转化、创造空间的过程也是与成人关系的冲突与协商过程，关注儿童如何使用空间，如何把成人为其设计的空间转化为其自己的空间将成为新的研究主题，这不仅体现出儿童对成人世界、文化的态度，尤为重要的是，揭示出儿童对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对成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 （三）丰富了儿童研究的方法
由于受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在研究中，地理学家重视儿童的主体地位，给儿童自由表达的机会，倾听儿童的声音，逐渐探索出一条量化与质化相结合、“以儿童为中心”的混合性研究方法，它是“公平与尊重”“协商而非强制”的[32]。而且研究者也采用了多样化的研究策略，以适宜儿童的方式让其观点和想法得到充分表达。例如，艾莉森·克拉克发明了马赛克研究方法，让儿童通过拍照、旅行、绘画、制图等方式表达自我。新的方法、策略的采用丰富了儿童研究的方法，而研究方法的采用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对儿童态度的影响，在传统研究方法中，儿童被视为是能力不足的、不可靠的，其观点主要由成人代为表述，他们自己则很少有独立表达的机会，因此，实验、测量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而在新方法中，儿童的主体性被重视，童年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研究类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可儿童的参与权，因此，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得到重视。在传统研究方法向新研究方法的转变过程中，儿童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缄默的存在转变为其声音被倾听的参与者，从被研究、被实验者转变为研究的合作者、贡献者。然而，很难说新的研究方法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只不过使儿童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多样，更适宜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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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学科的童年研究及其转向”（项目编号：2018SJA1139）的阶段成果。
通讯作者：王艳，nnuwangyan@qq.com
（助理编辑 王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