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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绝不拘泥于延安、陕北，也不停滞于延安时期，它是星星之火，以迅雷之势燎原。
在空间的横向扩展中，它不断在延安以外的地区扎根发芽，甚至枝繁叶茂。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哪里有共产党和他们的部队，哪里就有发扬延安精神的萌芽，呈现出共产党治理地区的清明景象。
中国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成为延安精神的空间延伸。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政治上实施“三三制”，召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并精兵简政，以减轻群众负担;经济上对农民实施减租减息，税收上采取累进税制，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并建立银行发行边币;边区政府还建立了军区医疗系统和边区医疗系统，改善当地落后的医疗状况;同时，当地女性的地位也大大提高。
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晋察冀边区政府几乎与延安保持着一致的节奏。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到晋冀鲁豫边区，也发现：由“三三制”的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其行政机构也许是全世界同等规模的政府中最精简的一个。边区、专区、县、乡各级政府加起来，总共只有12.5万名男女公职人员。这个数目除了官员以外，还包括警察、职员、文书、警卫、伙夫、通讯员和饲养员等。
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薪金，他们每日配给25盎司的粮食和三个半美分的菜金，每月发3美分的津贴费。他们两年发一套棉衣。厨师、食堂人员、饲养员和赶车的多发一套，因为这些人穿衣服费一些。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戎伍胜告诉杰克·贝尔登：“我们全区1947年的开支只有1100万美元，其中，70%来自田赋，10%来自工商业税，5%来自商品出售和關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我们把收入的50%用于军费，20%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开支，10%用于教育，8%用于工业建设，5%用于公共保健，4%用于司法公安工作。剩余的留作储备。”
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8%至15%;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杂捐。农民不必向地主缴租，也没有什么别的税……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如果你觉得这是难以相信的，那么你应当知道，农民懂得这些粮食不会落入城里商人或贪官的手里，而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杰克·贝尔登曾与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有一段对话：
“您太吃苦啦！”我说。这是通常表示同情的话。
“是累啊。”他停下来回答说。夫妻二人抬起头来看我，脸上显出极度劳累的模样。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大胆地问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干活儿是不是比在日本人或蒋介石统治时期更重一些。
“是更重一些。”农民回答。他笑了笑，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大伙儿都干得多了”。
“八路军来了后，你们的生活下降了吧？”
农民突然抬起头来。“什么下降！”他不高兴地说，“才不是呢！提高了！”
“你得多干活儿了，这能算生活提高吗？”
“怎么不算？当然是提高啦。”
我看看这位农民，看看犁，又看看他那累得够呛的老婆。干活儿更重了反而说生活提高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那位农民很坚决地重复了这个意思，使人无法怀疑。
“过去我们给地主干活儿，现在给自己干活儿，自己收，自己得。”“你们机器多呗。我们要是有了机器，也不用干那么重的活啦。”“自私自利的人才不劳动呢。”
晋冀鲁豫边区也有互助劳动的变工队、互助组、共耕社。经济困难时，边区开展生产运动，实现了“布匹自给，所生产的油足供每家每户点灯，还生产了面粉、纸张及各种重要用途的皮革”。
杰克·贝尔登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还与教育无缘的泥腿子们在聚精会神地做功课，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或者在场院观看乡村剧社的演出，或者倾听人用号筒读报上的新闻，或者研究刷在墙上的标语并费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读出来”。
杰克·贝尔登笔下的晋冀鲁豫边区，又是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样板。共产党落脚陕北，其13年的局部执政如鱼得水，因南京沦陷跑到陪都重庆的国民党却狼狈不堪，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降为深山沟里的逃难政府”：少了海关税收，国民党政府银根吃紧，于是巧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百姓怨声载道;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寝食不安;贪污腐败严重……
1947年，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延安，“以延安换全国”。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国民党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国民党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共产党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虽然各党政机关陆续撤离延安，但共产党在延安秣马厉兵的13年，是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以往的辉煌与曲折，可能只是空前绝后，也无法再重来，但它们伸出无数个触角，与现在和未来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
1949年10月1日，在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当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全国沸腾，为这伟大时代的开启载歌载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真正出现，中国在世界上重拾尊严，人民热切期待新中国成立后的太平世界。1949年10月26日，开国大典后第26天，毛泽东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贺函：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延安精神的探索，如“三三制”的民主制度、廉政政府建设、土地改革、女性解放、公私经济发展等，这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尝试，将从陕北走向全国，走向未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全中国提供经验。
幾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这是1956年3月，贺敬之重回延安时，饱含深情地写下的不朽名篇《回延安》。他在回忆历史，也在昭示后人：延安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延安孕育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1989年3月，一批当年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老同志，建议成立一个学术性群众团体，专事延安精神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弘扬延安精神，对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彭真、马文瑞等同志的支持下，经民政部批准，1990年5月18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正式成立，彭真担任名誉会长，马文瑞被选为会长。1994年，创办会刊《中华魂》时，江泽民同志亲自题写了刊名。“中华魂”这3个字，是对延安精神最精练的概括、最精辟的诠释。
对许多人来说，“延安”这两个字，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段辉煌历史的载体，一种政治文化的标记，一种理想信念的象征，一座中华儿女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
在改革开放事业初创之际，当广东第一次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时，邓小平就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他还鼓励大家，“杀出一条血路”。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延安精神，创造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习近平说：“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从任人宰割、一盘散沙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千疮百孔、积贫积弱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征程中，带领着中国正以令人不可争议的速度崛起和强大，“崛起”的欣喜以及油然而生的大国自豪，还会不经意间流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曾经离它如此之远。而今，我们离它却又如此之近。就像毛泽东迎接革命高潮时所说的这段名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很多人怀念“延安是天堂”的岁月，由于时代变化，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气象，但延安社会中所体现的信仰、理想、平等、尊严、民主等内涵，人人心向往之，是任何理想社会模型都必备的元素。为实现理想社会产生的延安精神，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走出，如今在大时代的每一个进程中，被赋予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今天，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没有什么问题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路径，更让人关注。中国共产党与政府该如何抉择？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抉择立足点依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群众依然是党的执政基础，践行群众路线也同样是党的优秀传统和重大政治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共产党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就能无往而不胜。而要坚持群众路线，就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要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同时，还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继续深化改革已成为共识，市场经济更为豁然开朗，民间资本获得更多创富自由，全面从严治党，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反腐利剑高悬。与战火硝烟时代的延安相比，我们生活的国度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路径的选择，在经过重重蜕变与漫长磨砺之后，依然可回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
从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再到“两学一做”，恰恰是对延安精神的传承。人们对政府的执政期待，如“小政府，大社会”“服务型政府”“民主型政府”等，抽丝剥茧，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肯走群众路线的政府。而对于大部分居于江湖之远的人们，延安精神所辐射的历史价值，并非事不关己。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未来的征程中，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共产党还将经受何种考验，也无法预料中国共产党还将遇到何种挑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坚持实事求是，奉行人民至上，拥有过硬队伍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延安精神的荣光，将一直绽放！
（摘自人民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中共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崛起》 作者：本书编写组）
在空间的横向扩展中，它不断在延安以外的地区扎根发芽，甚至枝繁叶茂。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哪里有共产党和他们的部队，哪里就有发扬延安精神的萌芽，呈现出共产党治理地区的清明景象。
中国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成为延安精神的空间延伸。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政治上实施“三三制”，召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并精兵简政，以减轻群众负担;经济上对农民实施减租减息，税收上采取累进税制，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并建立银行发行边币;边区政府还建立了军区医疗系统和边区医疗系统，改善当地落后的医疗状况;同时，当地女性的地位也大大提高。
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晋察冀边区政府几乎与延安保持着一致的节奏。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到晋冀鲁豫边区，也发现：由“三三制”的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其行政机构也许是全世界同等规模的政府中最精简的一个。边区、专区、县、乡各级政府加起来，总共只有12.5万名男女公职人员。这个数目除了官员以外，还包括警察、职员、文书、警卫、伙夫、通讯员和饲养员等。
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薪金，他们每日配给25盎司的粮食和三个半美分的菜金，每月发3美分的津贴费。他们两年发一套棉衣。厨师、食堂人员、饲养员和赶车的多发一套，因为这些人穿衣服费一些。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戎伍胜告诉杰克·贝尔登：“我们全区1947年的开支只有1100万美元，其中，70%来自田赋，10%来自工商业税，5%来自商品出售和關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我们把收入的50%用于军费，20%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开支，10%用于教育，8%用于工业建设，5%用于公共保健，4%用于司法公安工作。剩余的留作储备。”
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8%至15%;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杂捐。农民不必向地主缴租，也没有什么别的税……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如果你觉得这是难以相信的，那么你应当知道，农民懂得这些粮食不会落入城里商人或贪官的手里，而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杰克·贝尔登曾与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有一段对话：
“您太吃苦啦！”我说。这是通常表示同情的话。
“是累啊。”他停下来回答说。夫妻二人抬起头来看我，脸上显出极度劳累的模样。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大胆地问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干活儿是不是比在日本人或蒋介石统治时期更重一些。
“是更重一些。”农民回答。他笑了笑，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大伙儿都干得多了”。
“八路军来了后，你们的生活下降了吧？”
农民突然抬起头来。“什么下降！”他不高兴地说，“才不是呢！提高了！”
“你得多干活儿了，这能算生活提高吗？”
“怎么不算？当然是提高啦。”
我看看这位农民，看看犁，又看看他那累得够呛的老婆。干活儿更重了反而说生活提高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那位农民很坚决地重复了这个意思，使人无法怀疑。
“过去我们给地主干活儿，现在给自己干活儿，自己收，自己得。”“你们机器多呗。我们要是有了机器，也不用干那么重的活啦。”“自私自利的人才不劳动呢。”
晋冀鲁豫边区也有互助劳动的变工队、互助组、共耕社。经济困难时，边区开展生产运动，实现了“布匹自给，所生产的油足供每家每户点灯，还生产了面粉、纸张及各种重要用途的皮革”。
杰克·贝尔登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还与教育无缘的泥腿子们在聚精会神地做功课，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或者在场院观看乡村剧社的演出，或者倾听人用号筒读报上的新闻，或者研究刷在墙上的标语并费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读出来”。
杰克·贝尔登笔下的晋冀鲁豫边区，又是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样板。共产党落脚陕北，其13年的局部执政如鱼得水，因南京沦陷跑到陪都重庆的国民党却狼狈不堪，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降为深山沟里的逃难政府”：少了海关税收，国民党政府银根吃紧，于是巧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百姓怨声载道;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寝食不安;贪污腐败严重……
1947年，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延安，“以延安换全国”。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国民党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国民党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共产党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虽然各党政机关陆续撤离延安，但共产党在延安秣马厉兵的13年，是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以往的辉煌与曲折，可能只是空前绝后，也无法再重来，但它们伸出无数个触角，与现在和未来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
1949年10月1日，在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当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全国沸腾，为这伟大时代的开启载歌载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真正出现，中国在世界上重拾尊严，人民热切期待新中国成立后的太平世界。1949年10月26日，开国大典后第26天，毛泽东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贺函：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延安精神的探索，如“三三制”的民主制度、廉政政府建设、土地改革、女性解放、公私经济发展等，这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尝试，将从陕北走向全国，走向未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全中国提供经验。
幾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这是1956年3月，贺敬之重回延安时，饱含深情地写下的不朽名篇《回延安》。他在回忆历史，也在昭示后人：延安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延安孕育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1989年3月，一批当年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老同志，建议成立一个学术性群众团体，专事延安精神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弘扬延安精神，对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彭真、马文瑞等同志的支持下，经民政部批准，1990年5月18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正式成立，彭真担任名誉会长，马文瑞被选为会长。1994年，创办会刊《中华魂》时，江泽民同志亲自题写了刊名。“中华魂”这3个字，是对延安精神最精练的概括、最精辟的诠释。
对许多人来说，“延安”这两个字，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段辉煌历史的载体，一种政治文化的标记，一种理想信念的象征，一座中华儿女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
在改革开放事业初创之际，当广东第一次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时，邓小平就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他还鼓励大家，“杀出一条血路”。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延安精神，创造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习近平说：“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从任人宰割、一盘散沙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千疮百孔、积贫积弱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征程中，带领着中国正以令人不可争议的速度崛起和强大，“崛起”的欣喜以及油然而生的大国自豪，还会不经意间流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曾经离它如此之远。而今，我们离它却又如此之近。就像毛泽东迎接革命高潮时所说的这段名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很多人怀念“延安是天堂”的岁月，由于时代变化，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气象，但延安社会中所体现的信仰、理想、平等、尊严、民主等内涵，人人心向往之，是任何理想社会模型都必备的元素。为实现理想社会产生的延安精神，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走出，如今在大时代的每一个进程中，被赋予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今天，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没有什么问题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路径，更让人关注。中国共产党与政府该如何抉择？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抉择立足点依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群众依然是党的执政基础，践行群众路线也同样是党的优秀传统和重大政治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共产党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就能无往而不胜。而要坚持群众路线，就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要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同时，还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继续深化改革已成为共识，市场经济更为豁然开朗，民间资本获得更多创富自由，全面从严治党，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反腐利剑高悬。与战火硝烟时代的延安相比，我们生活的国度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路径的选择，在经过重重蜕变与漫长磨砺之后，依然可回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
从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再到“两学一做”，恰恰是对延安精神的传承。人们对政府的执政期待，如“小政府，大社会”“服务型政府”“民主型政府”等，抽丝剥茧，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肯走群众路线的政府。而对于大部分居于江湖之远的人们，延安精神所辐射的历史价值，并非事不关己。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未来的征程中，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共产党还将经受何种考验，也无法预料中国共产党还将遇到何种挑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坚持实事求是，奉行人民至上，拥有过硬队伍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延安精神的荣光，将一直绽放！
（摘自人民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中共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崛起》 作者：本书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