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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钱币在广西各地出土的数量悬殊，这是由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所致。当时作为这些钱币主要来源的广西梧州钱监和贺州钱监，其停产主要是由铸钱所需的铜、铅、锡等原料的严重缺乏及夹锡铁钱的危害造成。
关键词：广西;宋代钱币;钱监;停铸原因
1 宋代钱币在广西各地量差较大之因
宋代钱币，在广西的东、南、西、北、中各大区域都有出土，但各地多少不一。考古资料数据表明：以北区和东区量多，其余次之。
造成此状之因是：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导致了各地使用钱币数量的悬殊之大。宋代广西北部社会经济繁荣。宋高宗时，桂林是靖江府所在地，是行政中心，经济地位突出。①宋代桂林，“左控荆衡，右走瓯越，枕漓湘之间，为一都会。”②“广西旧有灵渠，抵接全州大江，其渠近百余里，自静江府经灵川、兴安两县。”③灵渠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从水路南来岭南，途经桂林。两广之盐往湘，广西米往浙江，桂林为大的中转站。④“靖江为广西都会，其城之南门，凡往来东、西二道，两江、交趾、海南、北诸州者，莫不由是焉。”⑤由此可见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无论是往东、往北，抑或是往南，其都处于枢纽位置。地利对桂林经济的兴旺发达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桂林为广西首郡，城内外商贾远集。”⑥“商贾所藏宝物蕃货，以有易无，日以千计。”⑦此外，无频繁的战乱，也促进了桂林的繁荣兴旺。“桂林为广右二十五之都会，自秦汉以来无干戈之患。”⑧
宋代广西东部的梧州位于广西与广东交界地，浔江、桂江与西江在此汇合，水路交通便捷，有利于商品集散，促进经济发展。“绍兴二十二年（1152），以大理正知梧州岁旱，手写救荒十余事，行之属县，米商四集，人不得饥，郡留斛余六万。”⑨事实证明了当时梧州商品流通之迅速，效果之立竿见影。
宋朝时期，岭南地区的造船航海技术进步迅速。当时广西已能造出大海船“木兰船”，其“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船上设有“机杼市井”，“一舟数百人”，此大船可载岭南地区货物经梧州出海进行远洋贸易。宋朝对海外贸易重视，广州市舶司的设立与造船技术的发展，使梧州作为岭南地区中外商品重要集散地的功能更为突出，梧州江面上“舳舻衔尾”，对外贸易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梧州转运的货物，有的出口海外，有的到岭南各地，有的输入中原。
宋代时的盐大多产于广东沿海各地，所以每年都要经过梧州转运大量的盐“散于诸州”。《岭外代答》记载：“昭三千九百，贺五千，梧二千。”“昭”指广西昭平县，“贺”指广西贺州，“梧”指广西梧州。此外，粮食也是梧州转运的重要货物，“由家自给之外，余粮悉崇去……运之番禺，以图市利。”广西粮食在梧州的集散转运，进一步促进了宋代梧州的商业繁荣。⑩
广西东部贺州的锡等矿产资源丰富，有利于经济发展。宋代梧州、贺州分别设置钱监铸钱（图1～图4），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广西南部的马山县和龙州县出土的宋代钱币不少，横山寨博易场和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分别与这两地接近，这两个市场的商品交易对当时马山县和龙州县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横山寨，至州十程，每岁市马于此。”①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广西各地商税情况：“熙宁十年，荔浦县一千九百三十八贯九百一十九文，兴安县一千九百二十一贯一百五十四文，灵川县一千四百八十二贯五百二十四文，阳朔县一千三百五十一贯七百一十三文，梧州二千九百九十三贯七百五十一文，滕州二千五百二十一贯七百九十一文，富川县一千四百九十八贯四百九十六文。钦州四千二百八十贯二百一十三文，灵山县三千一百八十七贯三百七十五文，邕州二千五百九十八贯三百二十二文，浔州一千三百八十三贯二百八十一文，玉林州一千一百六十二贯五百四十九文。”②历史数据表明：北宋熙宁十年广西北部各县商税数额大的依次是荔浦县、兴安县、灵川县、阳朔县，桂东地区各地商税数额大的依次是梧州、滕州、富川县等，桂南地区各地商税数额大的依次是：钦州、灵山县、邕州等。商税之多，体现了贸易繁荣，钱币流通多。
综上所述，宋代钱币在广西各地量差较大是由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所导致。
宋代广西梧州钱监和贺州钱监铸造之钱多在广西使用，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钱监铸钱的时间或长或短，直至最后停铸。
2 宋代广西钱监停铸之因
南宋铸造铜钱量少。“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自渡江后，岁铸钱才八万缗，近岁始倍，盖铜、铁、铅、锡之入，视旧才二十之一（旧一千三百二十万斤，今七十余万斤）。③南宋初年仅铸八万缗，以后稍增，然而最多时也不过二三十万缗，大约仅及北宋盛時的二十分之一。④“绍兴元年十二月，是时坑冶尽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⑤“南渡，坑冶废兴不常，岁入多寡不同。今以绍兴三十二年及乾道二年比较，潼川……广西……铜冶废者四十五，淮西……广西……铁冶废者二百五十一。”⑥数据表明南宋铸钱量极小，与北宋的铸钱量相比差距非常大。究其因，是由于铸钱所需矿产坑冶数量的大大减少导致矿产量的降低幅度之大，铸钱原料的极端缺乏，从而导致南宋铸钱量的骤降。
铜产量的减少导致铸钱所需铜的严重短缺，官府强行搜刮民间铜器为铸钱原料。“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徒二年。十三年，韩球为使，复铸新钱，兴废坑冶，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之数为额。无铜可输者，至熔钱为铜，然所铸亦才及十万缗。”③“绍兴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铜器千五百专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告者有赏，其后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务外不得添铸。”⑦史料表明：南宋时铸钱之铜的缺乏已到山穷水尽之境地，要靠强制手段从私家手中获得极为有限的原料。因此，铸钱量大量减少在所难免。
南宋时铸钱所需矿产原料较之北宋大大减少。“渡江后，其数日减，至绍兴末，视祖额，铁才及四分余，铅及六厘，铜及四厘，锡及三厘，皆弱”“浔州产铅二万二千二百斤，宾州产铅五千六百斤，邕州产铅五千斤”“贺州产锡一万二千六百斤”。①就锡产量来说，与北宋熙宁以前的年产量25万千克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原因何在？战乱是罪魁祸首，兵荒马乱的社会形势，使得位于荒山野岭坑冶户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此外，长时间内，官府强行摊派繁重冶炼任务给坑冶户，且严重克扣他们辛勤劳动应得的报酬。②“然民间得不偿课本，州县多责取于民，以备上供。”③南宋官府的霸道与贪婪，让坑冶户深陷生活困境，不得不远走他乡。通货膨胀，导致他们的制造成本大大增加，利润微薄，因而此行业从业人员大为减少。②
“韶州岑水场，方其盛时，场所居民至八九千家，岁采铜铅以斤计者至数百万，自建炎以来，湖湘多盗淫，及于英韶，焚掠死徙，无有宁岁，今所存坑户，不能满百，利入甚鲜，饥寒切身，无由尽力为国兴利。”④此是社会动乱导致采矿从业人员迅速减少的典型事例。韶州采矿场坑冶户八九千家减至几十家，天渊之别的差距，导致了矿产量的骤降。
采矿人员骤减，使得场兵或犯人被迫从事此工作。⑤广东韶州岑水场的情形是当时采矿业状况的缩影，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加上南宋时出现的轻便纸币—交子，导致从北宋开始铸钱直至南宋前期的梧州钱监停铸了。贺州钱监的铸钱时间较短，由于有铸造夹锡钱的原因，因此出现了断断续续铸钱的情况。
大观三年（1109），“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⑥根据方位判断，有铸造夹锡钱的贺州钱监属于东南的钱监，因此也就暂时停止了铸钱。政和六年（1116）五月，“郑居中，刘正夫为相，以为不便，令淮南夹锡钱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罢鼓铸，夹锡钱悉辇桩关中。寻诏河东，陕西外，余路并罢。”⑦由此可知，贺州钱监也停铸夹锡钱。
“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⑧史载：“夹锡行，小民往往以药点染，与铜钱相乱。”⑨宋徽宗说：“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宜速正之，为一道率。”“钱法屡变，人心愈惑……中产之家，不过蓄夹锡钱一二万，既弃不用，则惟有守钱而死耳。”⑩夹锡钱的使用在社会上引起混乱，其危害显而易见。
史料证明夹锡钱的弊端不一而足，不被民众认可，它的发行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其最终被社会淘汰是在所难免。对于也铸造夹锡钱的贺州钱监来说，其铸钱时间自然不会太长。
关键词：广西;宋代钱币;钱监;停铸原因
1 宋代钱币在广西各地量差较大之因
宋代钱币，在广西的东、南、西、北、中各大区域都有出土，但各地多少不一。考古资料数据表明：以北区和东区量多，其余次之。
造成此状之因是：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导致了各地使用钱币数量的悬殊之大。宋代广西北部社会经济繁荣。宋高宗时，桂林是靖江府所在地，是行政中心，经济地位突出。①宋代桂林，“左控荆衡，右走瓯越，枕漓湘之间，为一都会。”②“广西旧有灵渠，抵接全州大江，其渠近百余里，自静江府经灵川、兴安两县。”③灵渠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从水路南来岭南，途经桂林。两广之盐往湘，广西米往浙江，桂林为大的中转站。④“靖江为广西都会，其城之南门，凡往来东、西二道，两江、交趾、海南、北诸州者，莫不由是焉。”⑤由此可见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无论是往东、往北，抑或是往南，其都处于枢纽位置。地利对桂林经济的兴旺发达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桂林为广西首郡，城内外商贾远集。”⑥“商贾所藏宝物蕃货，以有易无，日以千计。”⑦此外，无频繁的战乱，也促进了桂林的繁荣兴旺。“桂林为广右二十五之都会，自秦汉以来无干戈之患。”⑧
宋代广西东部的梧州位于广西与广东交界地，浔江、桂江与西江在此汇合，水路交通便捷，有利于商品集散，促进经济发展。“绍兴二十二年（1152），以大理正知梧州岁旱，手写救荒十余事，行之属县，米商四集，人不得饥，郡留斛余六万。”⑨事实证明了当时梧州商品流通之迅速，效果之立竿见影。
宋朝时期，岭南地区的造船航海技术进步迅速。当时广西已能造出大海船“木兰船”，其“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船上设有“机杼市井”，“一舟数百人”，此大船可载岭南地区货物经梧州出海进行远洋贸易。宋朝对海外贸易重视，广州市舶司的设立与造船技术的发展，使梧州作为岭南地区中外商品重要集散地的功能更为突出，梧州江面上“舳舻衔尾”，对外贸易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梧州转运的货物，有的出口海外，有的到岭南各地，有的输入中原。
宋代时的盐大多产于广东沿海各地，所以每年都要经过梧州转运大量的盐“散于诸州”。《岭外代答》记载：“昭三千九百，贺五千，梧二千。”“昭”指广西昭平县，“贺”指广西贺州，“梧”指广西梧州。此外，粮食也是梧州转运的重要货物，“由家自给之外，余粮悉崇去……运之番禺，以图市利。”广西粮食在梧州的集散转运，进一步促进了宋代梧州的商业繁荣。⑩
广西东部贺州的锡等矿产资源丰富，有利于经济发展。宋代梧州、贺州分别设置钱监铸钱（图1～图4），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广西南部的马山县和龙州县出土的宋代钱币不少，横山寨博易场和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分别与这两地接近，这两个市场的商品交易对当时马山县和龙州县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横山寨，至州十程，每岁市马于此。”①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广西各地商税情况：“熙宁十年，荔浦县一千九百三十八贯九百一十九文，兴安县一千九百二十一贯一百五十四文，灵川县一千四百八十二贯五百二十四文，阳朔县一千三百五十一贯七百一十三文，梧州二千九百九十三贯七百五十一文，滕州二千五百二十一贯七百九十一文，富川县一千四百九十八贯四百九十六文。钦州四千二百八十贯二百一十三文，灵山县三千一百八十七贯三百七十五文，邕州二千五百九十八贯三百二十二文，浔州一千三百八十三贯二百八十一文，玉林州一千一百六十二贯五百四十九文。”②历史数据表明：北宋熙宁十年广西北部各县商税数额大的依次是荔浦县、兴安县、灵川县、阳朔县，桂东地区各地商税数额大的依次是梧州、滕州、富川县等，桂南地区各地商税数额大的依次是：钦州、灵山县、邕州等。商税之多，体现了贸易繁荣，钱币流通多。
综上所述，宋代钱币在广西各地量差较大是由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所导致。
宋代广西梧州钱监和贺州钱监铸造之钱多在广西使用，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钱监铸钱的时间或长或短，直至最后停铸。
2 宋代广西钱监停铸之因
南宋铸造铜钱量少。“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自渡江后，岁铸钱才八万缗，近岁始倍，盖铜、铁、铅、锡之入，视旧才二十之一（旧一千三百二十万斤，今七十余万斤）。③南宋初年仅铸八万缗，以后稍增，然而最多时也不过二三十万缗，大约仅及北宋盛時的二十分之一。④“绍兴元年十二月，是时坑冶尽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⑤“南渡，坑冶废兴不常，岁入多寡不同。今以绍兴三十二年及乾道二年比较，潼川……广西……铜冶废者四十五，淮西……广西……铁冶废者二百五十一。”⑥数据表明南宋铸钱量极小，与北宋的铸钱量相比差距非常大。究其因，是由于铸钱所需矿产坑冶数量的大大减少导致矿产量的降低幅度之大，铸钱原料的极端缺乏，从而导致南宋铸钱量的骤降。
铜产量的减少导致铸钱所需铜的严重短缺，官府强行搜刮民间铜器为铸钱原料。“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徒二年。十三年，韩球为使，复铸新钱，兴废坑冶，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之数为额。无铜可输者，至熔钱为铜，然所铸亦才及十万缗。”③“绍兴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铜器千五百专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告者有赏，其后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务外不得添铸。”⑦史料表明：南宋时铸钱之铜的缺乏已到山穷水尽之境地，要靠强制手段从私家手中获得极为有限的原料。因此，铸钱量大量减少在所难免。
南宋时铸钱所需矿产原料较之北宋大大减少。“渡江后，其数日减，至绍兴末，视祖额，铁才及四分余，铅及六厘，铜及四厘，锡及三厘，皆弱”“浔州产铅二万二千二百斤，宾州产铅五千六百斤，邕州产铅五千斤”“贺州产锡一万二千六百斤”。①就锡产量来说，与北宋熙宁以前的年产量25万千克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原因何在？战乱是罪魁祸首，兵荒马乱的社会形势，使得位于荒山野岭坑冶户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此外，长时间内，官府强行摊派繁重冶炼任务给坑冶户，且严重克扣他们辛勤劳动应得的报酬。②“然民间得不偿课本，州县多责取于民，以备上供。”③南宋官府的霸道与贪婪，让坑冶户深陷生活困境，不得不远走他乡。通货膨胀，导致他们的制造成本大大增加，利润微薄，因而此行业从业人员大为减少。②
“韶州岑水场，方其盛时，场所居民至八九千家，岁采铜铅以斤计者至数百万，自建炎以来，湖湘多盗淫，及于英韶，焚掠死徙，无有宁岁，今所存坑户，不能满百，利入甚鲜，饥寒切身，无由尽力为国兴利。”④此是社会动乱导致采矿从业人员迅速减少的典型事例。韶州采矿场坑冶户八九千家减至几十家，天渊之别的差距，导致了矿产量的骤降。
采矿人员骤减，使得场兵或犯人被迫从事此工作。⑤广东韶州岑水场的情形是当时采矿业状况的缩影，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加上南宋时出现的轻便纸币—交子，导致从北宋开始铸钱直至南宋前期的梧州钱监停铸了。贺州钱监的铸钱时间较短，由于有铸造夹锡钱的原因，因此出现了断断续续铸钱的情况。
大观三年（1109），“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⑥根据方位判断，有铸造夹锡钱的贺州钱监属于东南的钱监，因此也就暂时停止了铸钱。政和六年（1116）五月，“郑居中，刘正夫为相，以为不便，令淮南夹锡钱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罢鼓铸，夹锡钱悉辇桩关中。寻诏河东，陕西外，余路并罢。”⑦由此可知，贺州钱监也停铸夹锡钱。
“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⑧史载：“夹锡行，小民往往以药点染，与铜钱相乱。”⑨宋徽宗说：“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宜速正之，为一道率。”“钱法屡变，人心愈惑……中产之家，不过蓄夹锡钱一二万，既弃不用，则惟有守钱而死耳。”⑩夹锡钱的使用在社会上引起混乱，其危害显而易见。
史料证明夹锡钱的弊端不一而足，不被民众认可，它的发行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其最终被社会淘汰是在所难免。对于也铸造夹锡钱的贺州钱监来说，其铸钱时间自然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