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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结构经济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解读中国经济奇迹阶段（1988—2007年），第三代发展经济学阶段（2008—2018年），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阶段（2019年以后）。第一个发展阶段表明中国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金矿，第二个发展阶段表明中国实践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第三个发展阶段表明经济学知识体系已经处在新一轮革新的前夜。未来三十年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思想原理为基础夯实学术理论根基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禀赋条件，以教材课程为牵引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自生能力，深化中国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改革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因势利导。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学科改革
一、新结构经济学学科过去三十年的三个发展阶段
2019年，首部学科通论教材《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开创者林毅夫的学生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建设者，我将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88—2007年，2008—2018年，2019年以后的数十年。每个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化的重心和范围有所不同，但都“一以贯之”，不断深化和一般化。当然，作为学科的新结构经济学远未成熟，所以第三个发展阶段才刚刚开始。
1.1988—2007年：解读中国经济奇迹
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概括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启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交汇点发端于1988 年林毅夫对中国政府不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以及印度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同却同样以计划来配置资源的思索，而悟出了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扭曲内生于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正是中国发展故事的理论化身，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萌芽表明了中国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第一阶段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阶段，虽然还没有出现“新结构经济学”的提法，但基于中国经济的系列研究已经在事实上奠定了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思想的基础。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1994年林毅夫与蔡昉、李周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1]，标志性的教材成果是2008年林毅夫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夕首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后增订的《解读中国经济》[2]，
标志性的教学成果是林毅夫于1996年在北京大学开设至今的“中国经济专题”。这一阶段，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围绕《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一些典型文章被收录在2012年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中[3]。这一达二十年的漫长阶段，可谓“厚积薄发”，为第二个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发展上的实践应用以及第三个发展阶段在经济学思想理论上的结构革命奠定了历史逻辑基础。
2.2008—2018年：第三代发展经济学
第二阶段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初步发展阶段。2009年林毅夫在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研讨会上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名称，并倡导以此作为继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和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4]。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2007年林毅夫根据其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一书[5]。这十年，新结构经济学发展走出了象牙塔，也从中国走向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标志性的事件便是林毅夫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出任历来由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旗帜鲜明地反思了战后第一波旧结构主义思潮和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提出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归结起来，前两代的发展经济学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考量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如第一代结构主义强调的现代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或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好的地方（如第二代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完善的市场制度，即“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以及营商环境、透明度等），并以此作为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依据。结构主义忽视发展中国家禀赋结构特征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低估了市场在结构变迁中的力量，高估了政府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扭曲，内生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低估了政府因势利导在结构变迁中的必要性，高估了市场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这两波发展思潮均未能有效地指导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少数成功地实现追赶发达国家和转型升级的经济体，也都未遵循这两波主流发展思潮。与前两波发展思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规划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聚集现在能做好的产业，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的因势利导协助企业家将其做大做强，以此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与以发达国家作为标杆分析发展与转型的因素及结果的研究范式不同，突出发展与转型方法和过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更加实事求是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成因，提出求真务实的对策，而非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一刀切”。这些正反面教训正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所经历过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表明了中国实践具有一般理论意义，与此同时这种实践上的发展思路的转变也蕴含了理论上的研究范式的转变[6]。
3.2019年往后：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由于肩负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开创了发展经济学这一现代经济学的子领域或子学科，即便在发达国家也盛行一时，很多大学曾经都有发展经济学的专业设置。然而，战后二十多年间，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做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随之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发达国家的体制和理論来发展和运行其经济就可以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子学科因而式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自娱自乐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至此已分道扬镳。新结构经济学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克服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逐步催生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式革新。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起始于中国的转型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发现这其实是在推动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现代主流的经济学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经常使用没有结构的一个部门模型来代表整个经济体，或是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作为理想的结构。在前者的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后者则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都当作是应该消除的扭曲。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制度等不同反映，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的不同，也有和不同经济基础所导致的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不同，不能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都当作是“扭曲”来对待。并且发达国家的經济学家在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形成理论时，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以发达国家的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为理论的前提或暗含前提，运用这种理论于不存在相同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时，难免会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内生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性，如何从一个较低的结构升级到一个较高的结构属于“发展”的问题，如何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结构转变则属于“转型”的问题，且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收入水平不同，其规模、风险、交易等特性也会不同。既然这些结构差异是内生的，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金融、教育、产业组织、创新、区域布局、货币、财政、法制等关系到经济运行的各个经济学子领域的一些原则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密集、规模大，技术创新靠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以小规模的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为主，所用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技术，那么，合适的金融安排必须反映这个产业技术结构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因此，把结构的内生性引进以后，现代经济学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各个子领域的理论都需要重新审视，这有助于重新梳理和重构人类目前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二、新结构经济学学科未来三十年应开创的新局面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阶段，激动人心，但是这一阶段才刚刚开始，任重道远。未来三十年（2020—2050年）将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们要力争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使之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不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机遇，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7]。因此，要把握住时代机遇，开创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新局面，未来三十年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大量艰苦卓绝的基础性工作。
1.夯实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原理
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术语讲，以思想原理为基础夯实学术理论根基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禀赋条件。事实上，支撑任何一门学科的根基即是其基本原理。新结构经济学秉承了唯物辩证法从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这一物质存在作为分析经济结构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门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学科。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代经济学的运用，也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由此可知，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发展——本质是经济结构的升级;经济转型——本质是结构扭曲的改革;经济运行——
本质是经济结构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的关系。可以说，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根基就在于总结其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这就需要加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来揭示这些基本规律，这不但是过去三十年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未来三十年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性工作。
经济体是各种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复杂系统。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把这些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内生化，并统一在理论框架里给予自洽的解释的理论体系。要有这样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则需要找到在一个经济体中属于最根本的、可以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林毅夫认为在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唯一能够把上述各种环环相扣的内生现象像抽丝剥茧一样一层层深入的解析、或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刀下去迎刃而解的自变量，就是一个经济体在任一个时点上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林毅夫所发现的这一变量犹如科斯发现了“交易费用”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变量。目前，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概括这些基本规律，但是依然需要不断深化。
我不揣浅薄，为了讲授与写作的便利，在教学研究和实践应用中曾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概括为十大原理，让初学者也能够对新结构经济学概貌有个初步了解。这十大原理按照逻辑依次从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与经济运行的思想体系中延展开来：前五条原理——禀赋结构的供给原理、禀赋结构的需求原理、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原理、最优生产结构原理、结构变迁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揭示了作为发展本质的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第六、七条原理——自生能力原理与最优转型原理揭示了作为转型本质的结构扭曲的根源及其改革策略的基本规律;第八、九条原理——政府因势利导原理与政府最优干预原理揭示了结构变迁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理;第十条原理——生产结构的供求原理则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即揭示了作为经济基础的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的生产力和相应生产关系与作为上层建筑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空间结构、开放结构、货币财政结构、环境结构与制度结构等结构安排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亦即经济结构变迁中的经济运行原理。这十条原理大致囊括了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结构变迁世界的学说。目前，虽然按照这些逻辑线索可以串起大量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关文献以及在范式上重构大量与结构变迁密切相关的研究，但是还需要发扬“冷板凳”精神细抠每一个理论链条的逻辑环节以及各种结构安排之间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每一个领域的核心概念并不复杂但威力无穷，新结构经济学也应该如此，围绕基本概念不厌其烦地在各个领域予以拓展检验。 虽然，诚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说：“科学大厦的建立并不像盖房子那样要先打好所有的基础，然后再去建造和扩充房间。科学更喜欢尽快地获取宽裕的遨游空间。只有当后来的种种迹象显示出其松散的基础无法再承受房间扩建的重压时，才设法对其进行支撑与加固。这并不是一种缺陷。相反，这是一条正确健康的发展道路。”不过，当一门科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知识，需要按照逻辑顺序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时候，公理化方法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现阶段需要推进的工作是如何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一初始概念出发，挑选出一组公理，形式化新结构经济学“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新结构经济学公理化是在学科走向成熟过程中需要完成的基础性工作。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从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到德布鲁完成公理化整整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岁月。
2.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从前面对新结构经济学思想原理的简单介绍便可以知道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结构变迁世界的经济学学说。众所周知，经济学学说流派纷呈，但大家比较公认的主流是从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等），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列宁等），古典经济学经过边际革命之后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马歇尔、瓦尔拉斯等），大萧条之后诞生了凯恩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后两者经过萨缪尔森合并在一起称之为“现代经济学”，其实是西方经济学。很多人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的一个科目和分支，认识停留在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而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现代经济学的本体是“理性选择”，因此采用这种“本体”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流派包括：配置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行为分析（行为经济学）、制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结构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所以，就学科定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门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并驾齐驱，如前面所指出的虽发端于转型与发展经济学，但涉及所有的经济学领域。
因此，要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就需要理清其在整个经济学思想史上的方位。经济学是经济学家们创造的知识体系。经济学家为了研究的需要往往将复杂的现实世界抽象为简化的理论世界。林毅夫深刻地指出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世界舍掉了现实世界中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最重要的结构差异和动态变化而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谬误。琼·罗宾逊夫人，这位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在1956年参与两个剑桥之争的著作《资本积累论》开篇第一句话毫不客气地说道：“两百年来为了了解‘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进行的经济分析，已经被人用另一个新娘——
价值论——骗过去了。毫无疑问，这一更替之所以发生，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可是也有一种纯粹的、知识上的原因。要分析一个经济组织在整个时期内，牵涉到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动态，同时又要分析具体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这两套问题都需要解决，可是每套问题都必须分开研究，不能用简化假设的办法把另一套撇开。两者之间究竟先牺牲哪一方面呢？一百年来经济学家牺牲了动态学说，以便讨论相对价格。这是很不幸的！”林毅夫更直白地指出：目前主流经济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忽视了结构因素，或者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都映射到发达国家的结构中来考虑，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特性[8]。新结构经济学事实上已经统一了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这两套问题”（资源配置和结构变迁）。新结构经济学尽管与其他现代主流经济学流派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所采取研究方法是具有一致性的，并且在研究范式上更加高阶，用林毅夫的话讲就是“从二维经济学到三维的经济学”，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目前各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这是目前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最核心的分析框架。然而，这一分析框架以给定的偏好（效用函数）、技术（生产函数）与资源（禀赋）为前提条件来研究无摩擦世界的最优资源配置（也就是林老师讲的二维经济学），整个20 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界的理论进展就是不断深化对这几组前提条件的研究，使得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退化的理论特例。行为经济学增进了对现实世界中具备真实情形的心理社会特征的偏好行为的一般化理解。例如，行为经济学最核心的前景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期望效用理论成为其退化特例，心理账户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预算约束成为其退化特例。新制度经济学增进了存在交易费用有摩擦的真实世界的交易行为的一般化理解。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合同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埃奇沃思盒中的契约曲线成为其退化特例。新结构经济学增进了对在禀赋条件约束下技术和产业（生产函数）选择及其变迁的一般化理解，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其实只是新结构一般均衡的退化特例。正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是所有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基础一样，由禀赋结构内生的技术和产业（生产函数）是所有以结构变迁为核心的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基础。由此可知，新结构经济学在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底层的分析框架层面上，是可以覆盖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进阶，是更上一层楼的范式更替。
再回到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上来，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例如，金融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的供给、需求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等，劳动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劳动的供给、需求和劳动市场的运行等，新制度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不同的是研究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是相同的。更进一步，新结构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研究对象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和统一的底层逻辑，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一个经济体是各种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复杂系统。新结构经济学统一的底层逻辑就是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内生出生产结构，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的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生性。在此基础上，再从生产结构出发内生出金融结构、劳动结构、空间结构、开放结构、环境结构、制度结构等结构安排，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内生性。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子。所以，不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上，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本身是非常严密的。 基于前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原理与基本范式，我在2015年就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大的经济学学科，应该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的学科布局。同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和研究对象，我也初步勾勒了逻辑统一的新结构经济学若干子领域或子学科，如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空间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等。2019年林毅夫教授和我在《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这部学科通论教材中又进一步把与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的主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化，还勾勒了新结构创新经济学、新结构转型经济学、新结构公共经济学等领域，并明确与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者理论对标提出更高阶的新结构生产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对标提出更高阶的新结构增长理论。也有不少同仁由于不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内涵以及整个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误以为是乱贴标签。其实，举例来讲，将前面提到的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领域已经催生了行为金融学，即便是在国内也已经有很多行为金融学教材和课程。同样，也有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学领域的，逐步在形成（新）制度金融学。当然，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日趋完善绝非“一日之功”。例如，新制度经济学从1937年科斯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性质》算起，至今发展了大半个世纪依然不能说成熟。
3.建设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这个论断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契合了学科体系发展的规律。虽然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点要由每一篇论文予以研究，但教材而非论文才是学科体系建构的最佳载体。教材所要求的是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必须对一门学科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中心思想、体系脉络、研究成果、实践应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有相对完整的呈现。因此，教材建设对学科发展而言，不仅仅为了知识传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体系建构的需要，尤其在学科发展早期。
当然，在学科发展早期，教材建设重要且艰难。新古典经济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各种教材层出不穷，今天任何一个高校的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教学的需要撰写一本这样的教材讲义。重复并不是难事，困难的是从无到有。与所有新兴学科早期的教材建设情况一样，现阶段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不可能是成熟标准化的，而应该是探索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学科引领性质的专著类教材。其实，不但《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就连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开设过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专题的教材《解读中国经济》也不是标准化的。传统的此类教材一般只是相关文献综述而已，但更有价值的是更具有原创性的系统性架构，即便是不太成熟的探索也意义非凡，比如大家熟悉的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通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随着教研相长、教学相长，这些不成熟的教材会越来越标准化，不但内容越来越标准化，而且表述也会越来越标准化。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思想原理的公理化是相类似的过程。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教材建设不但要继续在夯实思想原理的基础上推进公理化，围绕核心内容逐步建设更加标准的教材，而且要鼓励新结构经济学的同仁探索性地逐步推进各个子领域的教材体系建设。
现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各个领域教材编著需要侧重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底层逻辑出发探索各个领域具体的结构变迁规律，按照对象现象本身的规律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原理构建逻辑体系，这样就可以自然地形成教材框架;其次，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理清各领域从新古典到新结构的理论进阶路径，这既是条捷径也是必经之路，这样既可以突出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也能够覆盖传统主流的以新古典理论视角为核心的教材的基本知识点，从而使得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更高阶;再次，通过这样的基本逻辑梳理和理论范式对比，就可以对该领域中作为教材素材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重构，哪些是传统的缺乏结构及其内生性的理论视角，哪些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如出一辙，大都可以一目了然;最后，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现象而非理论出发，但也必须在“知成一体”过程中不断完善，因此就要落脚到实践上，尤其是与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的政策实践。通过这几个环节的基础性工作，不但可以不断推进相关领域的新结构经济学教材内容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可以引领相关领域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和课程建设，进而加速通过教研相长、教学相长滚动完善。
4.设计新结构经济学的课程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现在已经以各种形式大步走进了海内外的课堂。追根溯源的话，新结构经济学最早的相关课程应该是林毅夫从1996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第一门正式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课程是我从2016年开始在北大开设的“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课程。作为清华本科教育改革试验田，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于2018年开始也将新结构经济学课程作为通识教育“政经哲”（PPE）的经济学必修课。我目前是每年春季学期在北大开设“新結构经济学导论”公共课，秋季学期在清华开设“新结构经济学分析”通识课，《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便是根据这两门课程的讲义改写而成。由此可见，新结构经济学的很多领域不一定需要等到相应的教材出版了才能开设相应的课程，其实，当今很多经典教材都是由讲义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国富论》，其雏形也是他当初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更不用说了。目前，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也有这样的例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周皓教授从2017年开始开设的“中国金融研究专题（新结构金融学）”已经作为清华大学金融学博士生课程。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探索性地推出了两门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课程“新结构区域经济学”和“新结构资源环境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应用课程也作为MPA等专业学位课程，如林毅夫开设“新结构经济学政策设计”就是北京大学南南学院硕博学位（MPA）课程的必修课程。让我比较惊讶的是，还有很多同仁已在兄弟院校开设了大量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专题课程，虽然课程名称不一定叫新结构经济学，但是课程内容涉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或者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主线来组织。如安徽师范大学周端明老师1997年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讲授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中国经济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曹淑江老师开设的教育学领域的课程就以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作为课程主线，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的斯丽娟老师讲授的新结构发展经济学课程还获得了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奖。新结构经济学课程在北大和清华及兄弟院校作为本科生公共课与通识课、研究生核心课与学位专业课试点多年，具备面向全国推广的基础和条件。 然而，总体上来讲，新结构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体系向教材课程教学转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阶段，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开发相关系列课程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点，新结构经济学课程开发潜力远未释放出来。新结构经济学每一个子领域都可以开发相应的不同类型的课程。同一门课程也有很多版本的讲授方式，甚至有授课教师的个性化色彩。当然，未来新结构经济学的同仁也应该不断打磨自己的课程，建设系列新结构经济学“金课”。对于新结构经济学金课建设，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的建议很有价值，他认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血肉，好的课程设置不仅要注重理论基础，还需体现专业特色，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并具备一定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我自己在北大清华讲授多年的新结构经济学综合性基础课就深有体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为例，课程所要介绍的学科内容全面但紧扣中心思想（十大原理与领域主线），学科维度更高但没有隔膜感（可以直接对接新古典经济学），从现象出发秉承知成一体（现象—传统视角—新结构视角—理论—应用）。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来讲，其课程本身自带“高阶性、创新性”，对老师和学生都很有挑战性。
5.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与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探索不同，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必须落实到人才培养上。这实际上也是理论体系向学科体系再向教材课程体系转化的归宿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6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教育教学转化，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活动。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教育部陈宝生部长解读《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时指出，以学科为支撑强化学科育人功能，实现学科课程、教学环节、教育人群三个“全覆盖”，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
如何建设高水平的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结合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探索努力予以了高屋建瓴的指导。他说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120周年校庆之前发表了一个系统的长篇讲话，实际上是为9月10号的全国教育大会做了一个先声的理论准备。总书记讲话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讲了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事情。总书记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要包括五个子系统，或者叫五个子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思政体系。新结构经济学跟这五个体系都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学科的探索，这是教学的研究，这是教材的高水平的编写，这也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生动的案例，还是把人才培养贯彻到管理体系里面的一个生动实践。”吴岩司长也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质量要真正提高，有三大关键要素：专业、课程、教师。他也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须从这三个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入手，要努力打造“三金”，即“金专”（一流的专业）、“金课”（一流的课程）、“金师”（一流的教师）。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同仁需要努力的目标。
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也是国家战略使然。对于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举措，教育部高教司也做了明确解读：一是加快理论体系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形成理论体系，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二是深化专业改革，提升文科专业的内涵建设质量，建设新兴的文科专业;三是文科教育要来一场课堂革命，淘汰
“水课”，打造“金课”，推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方法手段、实践教学的改革。作为新文科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管理教育改革也势在必行。目前，我国有全球最大的经济管理教育供给系统，有13个专业类、12422个专业点;1205所高校设立了相关专业，占全国高校比例超过96%;在校生395.1万名，占比达24.5%，毕业生数97.2万，占全国毕业生人数的25.3%。目前我国仅仅经济学在校本科生人数就高达百万人。全面深化我国经济学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将按此要求试点。
三、全面深化经济学学科体系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大发展
按照新结构教育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我国学科专业的设置应该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并随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调整。前面提到的中央提出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以及教育部正在推进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就是新時代重要的战略举措。我国经济学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前引进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以及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单纯引进阶段，现阶段需要加快推进经济学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相适应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改革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评价方式等关键环节，促进包括新结构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的大力发展，为做出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贡献而努力。
按照教育部的学科目录，经济学门类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事实上，在教育部公布的13个学科门类当中，也只有经济学门类把理论和应用分别设立为一级学科。学科设置是指挥棒，各个大学的师资力量、学生培养和资源是按照学科设置来配置。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亟须改变当前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建议在经济学这一门类设置三个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三个一级学科之下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若干二级学科。这三个一级学科中，前两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总结中国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并以此来编写教材，培养学生;后者仍然沿袭现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三个一级学科的设置有利于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有利于相互之间以其理论体系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确立[9]。 相比学科设置的重大改革推进，评价方式的改革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教育部和科技部等部委已经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改革的政策，以引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大原创性。如2020年2月刚出台的由教育部和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比如“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在职称（职务）评聘中，学校应建立与岗位特点、学科特色、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指标，细化论文在不同岗位评聘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实际水平、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教育部2020年1月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提出“把教材建设作为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纳入‘双一流’建设和考核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考核评估体系。支持优秀教材走出去，扩大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当然，学科相关的体制改革和政策举措都只是外部的因势利导，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其内部的自生能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蓬勃发展需要同仁们的不懈努力，方可躬逢其盛！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戰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1994.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林毅夫，等.新结构经济学文集[M].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Justin Yifu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8）： 193–221.
[5]Justin Yifu L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J].学习与探索，2017（5）.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9]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J].经济研究，2017（5）.
[本文得到北京大学课程设计与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也吸收了林毅夫、平新乔和吴岩等同仁的真知灼见]
[责任编辑：周 杨]
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学科改革
一、新结构经济学学科过去三十年的三个发展阶段
2019年，首部学科通论教材《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开创者林毅夫的学生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建设者，我将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88—2007年，2008—2018年，2019年以后的数十年。每个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化的重心和范围有所不同，但都“一以贯之”，不断深化和一般化。当然，作为学科的新结构经济学远未成熟，所以第三个发展阶段才刚刚开始。
1.1988—2007年：解读中国经济奇迹
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概括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启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交汇点发端于1988 年林毅夫对中国政府不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以及印度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同却同样以计划来配置资源的思索，而悟出了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扭曲内生于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正是中国发展故事的理论化身，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萌芽表明了中国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第一阶段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阶段，虽然还没有出现“新结构经济学”的提法，但基于中国经济的系列研究已经在事实上奠定了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思想的基础。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1994年林毅夫与蔡昉、李周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1]，标志性的教材成果是2008年林毅夫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夕首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后增订的《解读中国经济》[2]，
标志性的教学成果是林毅夫于1996年在北京大学开设至今的“中国经济专题”。这一阶段，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围绕《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一些典型文章被收录在2012年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中[3]。这一达二十年的漫长阶段，可谓“厚积薄发”，为第二个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发展上的实践应用以及第三个发展阶段在经济学思想理论上的结构革命奠定了历史逻辑基础。
2.2008—2018年：第三代发展经济学
第二阶段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初步发展阶段。2009年林毅夫在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研讨会上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名称，并倡导以此作为继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和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4]。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2007年林毅夫根据其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一书[5]。这十年，新结构经济学发展走出了象牙塔，也从中国走向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标志性的事件便是林毅夫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出任历来由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旗帜鲜明地反思了战后第一波旧结构主义思潮和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提出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归结起来，前两代的发展经济学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考量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如第一代结构主义强调的现代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或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好的地方（如第二代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完善的市场制度，即“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以及营商环境、透明度等），并以此作为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依据。结构主义忽视发展中国家禀赋结构特征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低估了市场在结构变迁中的力量，高估了政府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扭曲，内生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低估了政府因势利导在结构变迁中的必要性，高估了市场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这两波发展思潮均未能有效地指导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少数成功地实现追赶发达国家和转型升级的经济体，也都未遵循这两波主流发展思潮。与前两波发展思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规划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聚集现在能做好的产业，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的因势利导协助企业家将其做大做强，以此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与以发达国家作为标杆分析发展与转型的因素及结果的研究范式不同，突出发展与转型方法和过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更加实事求是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成因，提出求真务实的对策，而非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一刀切”。这些正反面教训正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所经历过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表明了中国实践具有一般理论意义，与此同时这种实践上的发展思路的转变也蕴含了理论上的研究范式的转变[6]。
3.2019年往后：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由于肩负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开创了发展经济学这一现代经济学的子领域或子学科，即便在发达国家也盛行一时，很多大学曾经都有发展经济学的专业设置。然而，战后二十多年间，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做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随之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发达国家的体制和理論来发展和运行其经济就可以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子学科因而式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自娱自乐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至此已分道扬镳。新结构经济学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克服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逐步催生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式革新。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起始于中国的转型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发现这其实是在推动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现代主流的经济学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经常使用没有结构的一个部门模型来代表整个经济体，或是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作为理想的结构。在前者的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后者则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都当作是应该消除的扭曲。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制度等不同反映，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的不同，也有和不同经济基础所导致的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不同，不能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都当作是“扭曲”来对待。并且发达国家的經济学家在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形成理论时，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以发达国家的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为理论的前提或暗含前提，运用这种理论于不存在相同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时，难免会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内生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性，如何从一个较低的结构升级到一个较高的结构属于“发展”的问题，如何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结构转变则属于“转型”的问题，且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收入水平不同，其规模、风险、交易等特性也会不同。既然这些结构差异是内生的，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金融、教育、产业组织、创新、区域布局、货币、财政、法制等关系到经济运行的各个经济学子领域的一些原则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密集、规模大，技术创新靠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以小规模的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为主，所用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技术，那么，合适的金融安排必须反映这个产业技术结构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因此，把结构的内生性引进以后，现代经济学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各个子领域的理论都需要重新审视，这有助于重新梳理和重构人类目前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二、新结构经济学学科未来三十年应开创的新局面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阶段，激动人心，但是这一阶段才刚刚开始，任重道远。未来三十年（2020—2050年）将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们要力争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使之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不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机遇，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7]。因此，要把握住时代机遇，开创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新局面，未来三十年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大量艰苦卓绝的基础性工作。
1.夯实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原理
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术语讲，以思想原理为基础夯实学术理论根基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禀赋条件。事实上，支撑任何一门学科的根基即是其基本原理。新结构经济学秉承了唯物辩证法从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这一物质存在作为分析经济结构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门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学科。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代经济学的运用，也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由此可知，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发展——本质是经济结构的升级;经济转型——本质是结构扭曲的改革;经济运行——
本质是经济结构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的关系。可以说，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根基就在于总结其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这就需要加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来揭示这些基本规律，这不但是过去三十年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未来三十年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性工作。
经济体是各种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复杂系统。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把这些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内生化，并统一在理论框架里给予自洽的解释的理论体系。要有这样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则需要找到在一个经济体中属于最根本的、可以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林毅夫认为在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唯一能够把上述各种环环相扣的内生现象像抽丝剥茧一样一层层深入的解析、或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刀下去迎刃而解的自变量，就是一个经济体在任一个时点上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林毅夫所发现的这一变量犹如科斯发现了“交易费用”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变量。目前，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概括这些基本规律，但是依然需要不断深化。
我不揣浅薄，为了讲授与写作的便利，在教学研究和实践应用中曾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概括为十大原理，让初学者也能够对新结构经济学概貌有个初步了解。这十大原理按照逻辑依次从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与经济运行的思想体系中延展开来：前五条原理——禀赋结构的供给原理、禀赋结构的需求原理、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原理、最优生产结构原理、结构变迁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揭示了作为发展本质的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第六、七条原理——自生能力原理与最优转型原理揭示了作为转型本质的结构扭曲的根源及其改革策略的基本规律;第八、九条原理——政府因势利导原理与政府最优干预原理揭示了结构变迁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理;第十条原理——生产结构的供求原理则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即揭示了作为经济基础的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的生产力和相应生产关系与作为上层建筑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空间结构、开放结构、货币财政结构、环境结构与制度结构等结构安排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亦即经济结构变迁中的经济运行原理。这十条原理大致囊括了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结构变迁世界的学说。目前，虽然按照这些逻辑线索可以串起大量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关文献以及在范式上重构大量与结构变迁密切相关的研究，但是还需要发扬“冷板凳”精神细抠每一个理论链条的逻辑环节以及各种结构安排之间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每一个领域的核心概念并不复杂但威力无穷，新结构经济学也应该如此，围绕基本概念不厌其烦地在各个领域予以拓展检验。 虽然，诚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说：“科学大厦的建立并不像盖房子那样要先打好所有的基础，然后再去建造和扩充房间。科学更喜欢尽快地获取宽裕的遨游空间。只有当后来的种种迹象显示出其松散的基础无法再承受房间扩建的重压时，才设法对其进行支撑与加固。这并不是一种缺陷。相反，这是一条正确健康的发展道路。”不过，当一门科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知识，需要按照逻辑顺序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时候，公理化方法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现阶段需要推进的工作是如何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一初始概念出发，挑选出一组公理，形式化新结构经济学“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新结构经济学公理化是在学科走向成熟过程中需要完成的基础性工作。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从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到德布鲁完成公理化整整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岁月。
2.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从前面对新结构经济学思想原理的简单介绍便可以知道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结构变迁世界的经济学学说。众所周知，经济学学说流派纷呈，但大家比较公认的主流是从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等），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列宁等），古典经济学经过边际革命之后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马歇尔、瓦尔拉斯等），大萧条之后诞生了凯恩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后两者经过萨缪尔森合并在一起称之为“现代经济学”，其实是西方经济学。很多人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的一个科目和分支，认识停留在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而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现代经济学的本体是“理性选择”，因此采用这种“本体”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流派包括：配置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行为分析（行为经济学）、制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结构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所以，就学科定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门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并驾齐驱，如前面所指出的虽发端于转型与发展经济学，但涉及所有的经济学领域。
因此，要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就需要理清其在整个经济学思想史上的方位。经济学是经济学家们创造的知识体系。经济学家为了研究的需要往往将复杂的现实世界抽象为简化的理论世界。林毅夫深刻地指出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世界舍掉了现实世界中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最重要的结构差异和动态变化而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谬误。琼·罗宾逊夫人，这位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在1956年参与两个剑桥之争的著作《资本积累论》开篇第一句话毫不客气地说道：“两百年来为了了解‘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进行的经济分析，已经被人用另一个新娘——
价值论——骗过去了。毫无疑问，这一更替之所以发生，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可是也有一种纯粹的、知识上的原因。要分析一个经济组织在整个时期内，牵涉到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动态，同时又要分析具体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这两套问题都需要解决，可是每套问题都必须分开研究，不能用简化假设的办法把另一套撇开。两者之间究竟先牺牲哪一方面呢？一百年来经济学家牺牲了动态学说，以便讨论相对价格。这是很不幸的！”林毅夫更直白地指出：目前主流经济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忽视了结构因素，或者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都映射到发达国家的结构中来考虑，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特性[8]。新结构经济学事实上已经统一了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这两套问题”（资源配置和结构变迁）。新结构经济学尽管与其他现代主流经济学流派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所采取研究方法是具有一致性的，并且在研究范式上更加高阶，用林毅夫的话讲就是“从二维经济学到三维的经济学”，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目前各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这是目前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最核心的分析框架。然而，这一分析框架以给定的偏好（效用函数）、技术（生产函数）与资源（禀赋）为前提条件来研究无摩擦世界的最优资源配置（也就是林老师讲的二维经济学），整个20 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界的理论进展就是不断深化对这几组前提条件的研究，使得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退化的理论特例。行为经济学增进了对现实世界中具备真实情形的心理社会特征的偏好行为的一般化理解。例如，行为经济学最核心的前景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期望效用理论成为其退化特例，心理账户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预算约束成为其退化特例。新制度经济学增进了存在交易费用有摩擦的真实世界的交易行为的一般化理解。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合同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埃奇沃思盒中的契约曲线成为其退化特例。新结构经济学增进了对在禀赋条件约束下技术和产业（生产函数）选择及其变迁的一般化理解，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其实只是新结构一般均衡的退化特例。正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是所有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基础一样，由禀赋结构内生的技术和产业（生产函数）是所有以结构变迁为核心的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基础。由此可知，新结构经济学在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底层的分析框架层面上，是可以覆盖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进阶，是更上一层楼的范式更替。
再回到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上来，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例如，金融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的供给、需求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等，劳动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劳动的供给、需求和劳动市场的运行等，新制度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不同的是研究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是相同的。更进一步，新结构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研究对象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和统一的底层逻辑，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一个经济体是各种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复杂系统。新结构经济学统一的底层逻辑就是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内生出生产结构，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的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生性。在此基础上，再从生产结构出发内生出金融结构、劳动结构、空间结构、开放结构、环境结构、制度结构等结构安排，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内生性。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子。所以，不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上，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本身是非常严密的。 基于前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原理与基本范式，我在2015年就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大的经济学学科，应该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的学科布局。同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和研究对象，我也初步勾勒了逻辑统一的新结构经济学若干子领域或子学科，如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空间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等。2019年林毅夫教授和我在《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这部学科通论教材中又进一步把与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的主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化，还勾勒了新结构创新经济学、新结构转型经济学、新结构公共经济学等领域，并明确与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者理论对标提出更高阶的新结构生产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对标提出更高阶的新结构增长理论。也有不少同仁由于不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内涵以及整个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误以为是乱贴标签。其实，举例来讲，将前面提到的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领域已经催生了行为金融学，即便是在国内也已经有很多行为金融学教材和课程。同样，也有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学领域的，逐步在形成（新）制度金融学。当然，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日趋完善绝非“一日之功”。例如，新制度经济学从1937年科斯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性质》算起，至今发展了大半个世纪依然不能说成熟。
3.建设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这个论断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契合了学科体系发展的规律。虽然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点要由每一篇论文予以研究，但教材而非论文才是学科体系建构的最佳载体。教材所要求的是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必须对一门学科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中心思想、体系脉络、研究成果、实践应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有相对完整的呈现。因此，教材建设对学科发展而言，不仅仅为了知识传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体系建构的需要，尤其在学科发展早期。
当然，在学科发展早期，教材建设重要且艰难。新古典经济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各种教材层出不穷，今天任何一个高校的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教学的需要撰写一本这样的教材讲义。重复并不是难事，困难的是从无到有。与所有新兴学科早期的教材建设情况一样，现阶段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不可能是成熟标准化的，而应该是探索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学科引领性质的专著类教材。其实，不但《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就连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开设过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专题的教材《解读中国经济》也不是标准化的。传统的此类教材一般只是相关文献综述而已，但更有价值的是更具有原创性的系统性架构，即便是不太成熟的探索也意义非凡，比如大家熟悉的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通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随着教研相长、教学相长，这些不成熟的教材会越来越标准化，不但内容越来越标准化，而且表述也会越来越标准化。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思想原理的公理化是相类似的过程。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教材建设不但要继续在夯实思想原理的基础上推进公理化，围绕核心内容逐步建设更加标准的教材，而且要鼓励新结构经济学的同仁探索性地逐步推进各个子领域的教材体系建设。
现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各个领域教材编著需要侧重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底层逻辑出发探索各个领域具体的结构变迁规律，按照对象现象本身的规律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原理构建逻辑体系，这样就可以自然地形成教材框架;其次，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理清各领域从新古典到新结构的理论进阶路径，这既是条捷径也是必经之路，这样既可以突出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也能够覆盖传统主流的以新古典理论视角为核心的教材的基本知识点，从而使得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更高阶;再次，通过这样的基本逻辑梳理和理论范式对比，就可以对该领域中作为教材素材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重构，哪些是传统的缺乏结构及其内生性的理论视角，哪些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如出一辙，大都可以一目了然;最后，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现象而非理论出发，但也必须在“知成一体”过程中不断完善，因此就要落脚到实践上，尤其是与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的政策实践。通过这几个环节的基础性工作，不但可以不断推进相关领域的新结构经济学教材内容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可以引领相关领域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和课程建设，进而加速通过教研相长、教学相长滚动完善。
4.设计新结构经济学的课程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现在已经以各种形式大步走进了海内外的课堂。追根溯源的话，新结构经济学最早的相关课程应该是林毅夫从1996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第一门正式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课程是我从2016年开始在北大开设的“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课程。作为清华本科教育改革试验田，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于2018年开始也将新结构经济学课程作为通识教育“政经哲”（PPE）的经济学必修课。我目前是每年春季学期在北大开设“新結构经济学导论”公共课，秋季学期在清华开设“新结构经济学分析”通识课，《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便是根据这两门课程的讲义改写而成。由此可见，新结构经济学的很多领域不一定需要等到相应的教材出版了才能开设相应的课程，其实，当今很多经典教材都是由讲义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国富论》，其雏形也是他当初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更不用说了。目前，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也有这样的例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周皓教授从2017年开始开设的“中国金融研究专题（新结构金融学）”已经作为清华大学金融学博士生课程。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探索性地推出了两门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课程“新结构区域经济学”和“新结构资源环境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应用课程也作为MPA等专业学位课程，如林毅夫开设“新结构经济学政策设计”就是北京大学南南学院硕博学位（MPA）课程的必修课程。让我比较惊讶的是，还有很多同仁已在兄弟院校开设了大量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专题课程，虽然课程名称不一定叫新结构经济学，但是课程内容涉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或者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主线来组织。如安徽师范大学周端明老师1997年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讲授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中国经济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曹淑江老师开设的教育学领域的课程就以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作为课程主线，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的斯丽娟老师讲授的新结构发展经济学课程还获得了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奖。新结构经济学课程在北大和清华及兄弟院校作为本科生公共课与通识课、研究生核心课与学位专业课试点多年，具备面向全国推广的基础和条件。 然而，总体上来讲，新结构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体系向教材课程教学转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阶段，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开发相关系列课程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点，新结构经济学课程开发潜力远未释放出来。新结构经济学每一个子领域都可以开发相应的不同类型的课程。同一门课程也有很多版本的讲授方式，甚至有授课教师的个性化色彩。当然，未来新结构经济学的同仁也应该不断打磨自己的课程，建设系列新结构经济学“金课”。对于新结构经济学金课建设，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的建议很有价值，他认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血肉，好的课程设置不仅要注重理论基础，还需体现专业特色，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并具备一定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我自己在北大清华讲授多年的新结构经济学综合性基础课就深有体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为例，课程所要介绍的学科内容全面但紧扣中心思想（十大原理与领域主线），学科维度更高但没有隔膜感（可以直接对接新古典经济学），从现象出发秉承知成一体（现象—传统视角—新结构视角—理论—应用）。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来讲，其课程本身自带“高阶性、创新性”，对老师和学生都很有挑战性。
5.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与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探索不同，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必须落实到人才培养上。这实际上也是理论体系向学科体系再向教材课程体系转化的归宿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6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教育教学转化，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活动。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教育部陈宝生部长解读《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时指出，以学科为支撑强化学科育人功能，实现学科课程、教学环节、教育人群三个“全覆盖”，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
如何建设高水平的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结合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探索努力予以了高屋建瓴的指导。他说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120周年校庆之前发表了一个系统的长篇讲话，实际上是为9月10号的全国教育大会做了一个先声的理论准备。总书记讲话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讲了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事情。总书记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要包括五个子系统，或者叫五个子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思政体系。新结构经济学跟这五个体系都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学科的探索，这是教学的研究，这是教材的高水平的编写，这也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生动的案例，还是把人才培养贯彻到管理体系里面的一个生动实践。”吴岩司长也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质量要真正提高，有三大关键要素：专业、课程、教师。他也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须从这三个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入手，要努力打造“三金”，即“金专”（一流的专业）、“金课”（一流的课程）、“金师”（一流的教师）。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同仁需要努力的目标。
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也是国家战略使然。对于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举措，教育部高教司也做了明确解读：一是加快理论体系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形成理论体系，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二是深化专业改革，提升文科专业的内涵建设质量，建设新兴的文科专业;三是文科教育要来一场课堂革命，淘汰
“水课”，打造“金课”，推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方法手段、实践教学的改革。作为新文科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管理教育改革也势在必行。目前，我国有全球最大的经济管理教育供给系统，有13个专业类、12422个专业点;1205所高校设立了相关专业，占全国高校比例超过96%;在校生395.1万名，占比达24.5%，毕业生数97.2万，占全国毕业生人数的25.3%。目前我国仅仅经济学在校本科生人数就高达百万人。全面深化我国经济学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将按此要求试点。
三、全面深化经济学学科体系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大发展
按照新结构教育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我国学科专业的设置应该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并随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调整。前面提到的中央提出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以及教育部正在推进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就是新時代重要的战略举措。我国经济学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前引进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以及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单纯引进阶段，现阶段需要加快推进经济学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相适应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改革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评价方式等关键环节，促进包括新结构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的大力发展，为做出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贡献而努力。
按照教育部的学科目录，经济学门类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事实上，在教育部公布的13个学科门类当中，也只有经济学门类把理论和应用分别设立为一级学科。学科设置是指挥棒，各个大学的师资力量、学生培养和资源是按照学科设置来配置。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亟须改变当前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建议在经济学这一门类设置三个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三个一级学科之下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若干二级学科。这三个一级学科中，前两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总结中国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并以此来编写教材，培养学生;后者仍然沿袭现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三个一级学科的设置有利于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有利于相互之间以其理论体系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确立[9]。 相比学科设置的重大改革推进，评价方式的改革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教育部和科技部等部委已经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改革的政策，以引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大原创性。如2020年2月刚出台的由教育部和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比如“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在职称（职务）评聘中，学校应建立与岗位特点、学科特色、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指标，细化论文在不同岗位评聘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实际水平、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教育部2020年1月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提出“把教材建设作为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纳入‘双一流’建设和考核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考核评估体系。支持优秀教材走出去，扩大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当然，学科相关的体制改革和政策举措都只是外部的因势利导，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其内部的自生能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蓬勃发展需要同仁们的不懈努力，方可躬逢其盛！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戰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1994.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林毅夫，等.新结构经济学文集[M].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Justin Yifu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8）： 193–221.
[5]Justin Yifu L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J].学习与探索，2017（5）.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9]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J].经济研究，2017（5）.
[本文得到北京大学课程设计与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也吸收了林毅夫、平新乔和吴岩等同仁的真知灼见]
[责任编辑：周 杨]
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