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足出生于1917年2月15日，19岁那年，经叔叔介绍和大商村21岁青年黄顺全结婚了。黄家兄弟6个，黄顺全最小。9岁那年，父母双双过世，黄顺全就和四哥生活在一起。待到结婚成家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借了一斗米，用1.5元钱买了一口做饭的锅，用5毛钱买了一口炒菜小锅，用1元钱买了碗筷，就在一起过日子了。” 郎足回忆起当年并无丝毫悲戚，甚至就连四妯娌不分给丈夫一碗一筷，老人家也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一切都靠自己。我对丈夫说，我们年轻，只要肯做，什么都会有的。”黄顺全分得的祖产厨房里冒起了久违的炊烟。“我当时就对我叔叔说，你把我‘骗’到大商来，我是可以不答应的，但我见不得丈夫悲凉的身世，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是怎么过来的，这种苦，我懂。我决定嫁了。”
　　物资的极度匮乏，让小夫妻俩刚一开始过日子就懂得节俭。“不省吃俭用不行的，土里来不及长呀，更何况一年后大儿子就出世了，用度越来越大。”郎足是个十分会过日子的人，那时候农村没有通电，更没有任何电器。到了夏天，为了防止过夜菜变质，郎足用脸盆打一盆水，把菜搁碗里，放进脸盆盖好保鲜。
　　到了1960年——那个被称为“六零关”的年份，丈夫和大儿子在半个月内相继饿死。两个亲人相继离世，郎足悲愤交加。天不亮就下地，直到天黑才回家，中午不吃任何东西。她在用极度的劳作让身子疲惫，疲惫到忘记生活带来的痛楚。人民公社“吃食堂”的时候，她把从食堂里打来的自己那份饭菜放到自家锅里，加上采来的野菜一起煮，孩子们就又能分吃到一些，她自己也不至于太饿肚子而没力气干活。就这样，郎足带着5个孩子走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
　　“我们兄妹5个的命是母亲省出来的，这话这样说绝不为过。”儿子黄有发说：“就是现在，我们家生活好了，母亲这种节俭的习惯也没有改变，一点剩饭剩菜都不会丢掉，都是在那个饿肚子的年代里养成的习惯。”
　　“我母亲并不是这个不喜欢吃，那个不喜欢吃。”黄老五一说起母亲吃饭的事情就一直在笑，“就是现在，她一顿能吃8两肉，而且特别喜欢吃肥肉。”为了老人的健康，现在两个儿子也常常“违背”百岁老母亲的意愿，不让吃太多肉。“但仍是两三天就得买肉，不然老人不干。”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郎足老人曾多次起身，邀请我们留下来吃顿便饭。就在采访结束我们将离开时，老人又起身再次邀请我们留下。一个善良好客的老人，我们不愿过于违逆老人的邀请，留了下来，和老人共进午餐。也正是有了这一机会，让我们见证了老人极好的胃口。
　　从2015年9月开始，郎足老人结束单过的生活，和两个儿子一起过日子。那块她侍弄了大半生的菜地也交给了儿媳。但老人腰系围裙的习惯却没有改变，好像她会随时准备扛起锄头下地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