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振瀚从人类学的范畴开始研究，他对“文化迁移”感兴趣，对于超越商业逻辑的价值更感兴趣。陶瓷——这种贯穿古今东西、又烙印着大量手工痕迹的材料，恰好给他提供了开展思考的广阔空间。

瓷与人类学

　　郝振瀚最初震撼世人的作品是他耗时三年完成的“模仿‘模仿’”系列。他选择了因仿制名画而出名的深圳大芬村和有仿古瓷产业的景德镇作为创作基地。他先请织布厂的工人模仿奢侈品牌的面料为他织一块布，并用他们自己喜欢的图案任意替换掉原始的品牌标识;然后他把织好的布送去一家裁缝店，请制衣匠人根据时兴样式做成一套工作服;他再穿上这身衣服，请大芬村的画匠模仿一幅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人类之子》。至此，郝振瀚算是完成了一件自己的作品。回到景德镇，他将一个购自当地市场的青花瓷瓶打碎为10个碎片，请三十多位匠人复原10件不同的器型，最后出现的成品各有不同，颇具奇思妙想，令人莞尔。
　　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自己不是以艺术家或评论员的身份去观察、模仿产业，而是融入其中。其实我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希望通过买卖关系促成事件的发生，并且在购买或讲价的过程中，让参与其中的人表达出对事件所有的认知。我相信，只有在事情发生和变化的过程中，潜意识才会被逐渐释放出来，才能让大家看到模仿背后真实的文化和故事。”在他看来，最后完成的艺术作品本身并非是创作的终点，而是其中一个节点，与其他每个环节一起，组合成涉及不同人与文化内涵的艺术事件。
　　郝振瀚想通过这些看起来另辟蹊径的项目，为自己的问题寻找答案。“在设计学的背景之下，我想探讨什么是‘模仿’？我该如何进入这个话题？什么是我的方法？过去，我所受的教育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但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问题，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解答。”通过“模仿‘模仿’”系列，郝振瀚拆解了“问题”。他并不想为模仿辩护，但是模仿可以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人们的创造力由此被释放出来，就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在“文化迁移”的过程中，在新造之物诞生之际，每一种文化特有的道德观念与特定的美学仍然是有迹可循的。
　　进一步地，郝振瀚发现，原来对于某件事情，可以不对它有判断，可以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什么问题、以何种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是更重要的。”当他想明白这个道理，便不再像过去那般陷入追问终极命题与意义的泥潭，道路更宽阔，也更坦然。
　　在郝振瀚的事件性艺术项目中，“人”一直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创作“模仿‘模仿’”的过程中，郝振瀚不知不觉地扎根在了景德镇。“中国柜子”是他搬到此地之后开展的一个新的长期项目。在17-18世纪欧洲，很多宫殿或贵族家里都摆着‘中国柜子’，展示自己收藏的来自中国的名贵瓷器，彰显炫耀财富的心理。但在景德镇一位匠人师傅的家里，郝振瀚发现了另一只再平凡不过的木头“中国柜子”。于是，他请师傅以这个柜子为模型，用陶瓷模仿了一只一样的柜子，并且请人为摆放在柜子里的日用碗盘绘制装饰画，图案包括工匠一家人最爱吃的菜、旧日婚礼的嫁妆，以及其他伴随着一家人生活的重要物件。后来，师傅家里淘汰掉陈旧的柜子，但完成的崭新的陶瓷柜子引发了他长久的观看和沉默，背后是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情绪。什么是美？什么是体面的生活？这对以手工艺为生的匠人来说可能显得有些遥远而矫情，但在这个艺术项目里，在艺术家与匠人、木头柜子与陶瓷柜子朴素的交互过程中，有些事的确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动人的普世性的启迪意义。

　　在材料的可控与不可控之间，柳溪体会创作的自由，也找到了自己内心的自由。

瓷与自由

　　柳溪出生于山东淄博一个传统家庭，她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她努力求学，在复读一年后，如愿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在那里，柳溪广泛地接触了各种材料，希望从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她发现，陶瓷制作工序极多，任何一环出现偏差，就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这种材料还脆弱易碎，在烧制过程中会发生收缩。这一切都使它成为最难把握的一种材料。但是，在与陶瓷不断交手和对话的过程中，柳溪发现自己逐渐少了浮躁，变得更有耐心，也更有智慧了。
　　2013年，她因先生工作调动而移居上海，开始往返于上海和景德镇两地之间，有了更多时间进行陶瓷研究，也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室——一个毫不起眼的破败老屋，附近都是从事陶瓷加工的小作坊。在景德镇对陶瓷工艺有了系统理解后，她创作出一组概念完整的系列作品“彼岸”，一举斩获了国际奖项，也让她坚定地走上了职业艺术家的道路。
　　“彼岸”系列一共有九組作品，用陶瓷刻画了不同绳子的形态。其中，三组自由生长的绳子表达自由与被缚之间的纠结，带有强烈的自我投射意识与反抗精神。“我从淄博这样一个小城市走出来，每当我想放飞自己，有根绳子就会往后拉扯我，可能有段时间我飞到了百米高空，那根绳子似乎被消解了，但当我想飞得更高时，它却又开始往后拽……”

　　她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挖掘与探索女性的内在力量。这是她对自我的观照，也丰富了作品的题材和内涵。

　　在柳溪的艺术实践中，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观照是显而易见的。继“彼岸”之后，2015年，柳溪开始创作“妈妈”系列。作品由从各地回收的搓衣板浇铸而成，艺术家希望以质朴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母亲的爱。她的母亲最初渴望得子，并不能很好地面对这个女儿的出生。“我的母亲生活在特殊的时代境遇下，我对她的爱并非出于义务，完全是一种自愿，是我在认知确立之后的一种回馈。”“妈妈”系列的背后也蕴含着一种谅解，一种超越时空和自我局限的更广阔的爱。在“我们的神很了不起”系列中，柳溪赞美女性所具有的特质。她感性地认为，“我希望进一步挖掘与探索自己作为女性的内在力量。”
　　在景德镇的工作室里，我们见到她正在创作的最新系列“我们身处何方？NO.3”。柳溪继续推进着对女性身体与精神意识相关联的探索。“通过这组作品我想表达的是对当下所见、所闻、所说的一些判别和思考。我的作品和作品之间其实也在来回给予答案，作品与我之间又是一种互动和对答。”
　　正在上海明珠美术馆展出的“2021”系列包括60多件花瓶。瓶身上的褶皱隐喻人们心灵上的挣扎，瓶身上仔细地粘贴了多达18种绿色的人工苔藓，从黄绿色渐变到咸菜绿。这件作品是柳溪在经历隔离、恢复正常生活之后，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艺术性记录和反思，也是她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日复一日与陶瓷打交道的过程中，柳溪也从这种材料中看到了无限的新的可能。“陶瓷本身具有很多限制，但是当我尝试打破限制，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迂回，逐渐变得游刃有余时，我发现路越走越宽，内心也越来越自由了。”

　　“黏土是一个连接东西文化的起点，”美国艺术家Ryan Matthew M tchell如是说，因此10年前他来到了景德镇。

瓷与自然

　　步入陶艺家Ryan Matthew Mitchel（l 煤球）位于一间陶瓷加工厂的工作室内，耳边是厂房机器的轰鸣声，地上是长期被黏土、釉料洗刷后的斑驳，江西初夏体感温度已逾40 ?C，炎热的空气仿佛在此凝滞。而这位出生于美国滑雪胜地丹佛的艺术家对这样的环境早已习惯，毕竟，他在景德镇已经住了近10年，这里对他来说几乎是另一个故乡。
　　高中时期Mitchell就开始学习绘画，并对中国的历史和绘画产生浓厚兴趣。“我对东方艺术的抽象性和构思很感兴趣，尤其是宋明时期。我对东方文化的山水概念非常着迷，固体和液体、植物的柔软、水流的柔软……都是打动我的地方。”早年在蒙大拿大学学习艺术时，每到暑假，Mitchell都会离开城市，过上一段在山间雪地狩猎的古朴生活，与自然再次发生深度联结，远离尘嚣，也帮助他进一步了解自我。 　　早年的因在此时结下了果，这正是他选择定居景德镇的原因。虽然景德镇也在商业化的巨浪中经历着迅猛发展，但对Mitchell来说，这里不管在地理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上，仍然离自然很近。“陶瓷在中国很重要，它是一扇展现人性、共享与个性的大门。世界上有太多东西让中国和西方看上去如此不同，但黏土是一个很好的共同的起点。因此，像很多人一样，我发现自己来到了景德镇。”

　　刚来中国时，Mitchell还延续自己从前的创作思路，作品较为抽象，雕塑具有明显的工业化风格。后来，他开始采取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创作。“中国社会正经历巨大的变化，不论是肉眼可见的周边环境还是创意能量，我想试着去理解它，试着从历史中寻找线索来理解当下。” Mitchell参考过去的历史素材，把它们带入当代作品中。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他创作了一两百组这样的作品。他所创作的大量人或物、抽象或具象的雕塑，大多以瓷土合捏的形式，将瓷土和陶土相结合，几乎都能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器物中找到相应的线索。他对历史如何被重述而感到好奇，并将陶瓷这一传统叙事材料置于当代语境中。
　　近几年，Mitchell的思考开始渐渐向“自然”延伸。“我的作品大多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想起当年在山上度过的时光，看到天上的飞机，我会猜想它会飞到哪里……这对于我的创作很重要。就像明末清初的中国艺术家石涛说过，‘要到山上去，去感受自然的语言’。”Mitchell的最新作品试图呈现自然的样貌，山川、河流、动物和植物，往往没有刻意的表现形式，被塑造成破碎的、自然塑造的样子，仿佛破碎之后的自然重组。这些作品也将在他下一个展览中被集中呈现，他希望能传达一种不为外界压力所困，自信、自然与人交流的感觉，“人永远可以从自然中寻找力量”。
　　在创作之外，Mitchell也是一位颇具创新精神的陶瓷教育家。他在景德镇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陶溪川设计并创建了景德镇陶溪川国际工作室，并担任艺术总监。现在，他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国际工作室艺术总监。他在全球范围邀请优秀陶艺家前来景德镇，进行驻地创作，并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
　　他尝试在景德镇呈现关于陶瓷艺术的更多可能性，为新生代的陶艺家开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在他看来，“所有的外来者首先都是外来者，但景德镇是一个由数百年前来自中国各地的家庭组成的城市。它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机遇的中心，一个住着很多大鱼的小池塘。你在这里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发生联系，追随着黏土的邀约，你又会被带到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去……”

　　他好奇历史如何被重述，结合瓷土和陶土创作作品，并几乎都能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找到相应的线索。

　　瓷土具有极大的随机性，而这正是吸引张敏的所在。她将技艺和细腻情感注入陶瓷、水泥、废纸板、泡沫、铜等坚硬粗糙的材料，使其在新的形态结构中呈现出某种随机的诗意。

瓷与随机

　　从2015年来到景德镇读研究生算起，张敏已经在这里住了六年。2018年前后工作室附近拆迁，她开始留意到路边拆迁的民营瓷厂和小作坊，或一些烂尾楼，它们经受着风吹雨打，虽然样貌残破衰败，但墙体缝隙里依然能看到苔藓或其他植物，在她看来，这番景象“挺动人的”。有的楼一层已成废墟，二层却还住着人，晾晒着衣服;有的楼里，断裂的空洞忽然悬垂下钢筋和碎石板;有时也能看到地面墙角散落或掩埋的陶瓷废品。她细细感受和观摩着这些细节，总能从中获得灵感，使之成为创作契机。
　　2021年6月在北京牧云空间呈现的《矫直河流》展览中，展出了张敏用紫铜创作的作品《卷曲》，其中皱褶的肌理，直接关联着烂尾楼屹立在荒草之中带来的即视感。她将楼的照片和紫铜作品并列在一起，更好地呈现它们之间的联系;陶瓷作品《倾斜》则形似楼房局部结构，将墙体的结构打破，重新组合构成新的形态。而《交叉小径》则将废弃的陶瓷、水泥和钢筋组合起来，形成了大地和小径的景象……
　　在这些创作过程中，“随机性”是张敏尤为在意的。“我并没有刻意去安排，很多作品的过程都伴有随机，我很喜欢这种随机，让我看到很多可能性。”这种特质自然也被延续到其他作品系列。比如，她看到一些被漆上不同颜色的废弃零部件，即便里面再破败，它们仍然会带来不同的观感和消费价值。这让她觉得有趣，就做了陶瓷作品《圆形剧场》，让那些马卡龙色系的零部件们改头换面，成了剧场里的“角儿”。再比如，在工厂看到师傅们为了节省空间而摞叠在一起的花瓶瓶口，她忽然想到“如果就这样直接把摞叠的瓶口放进窑炉，会烧制出什么效果？”说干就干，没想到出窑之后，这些花瓶瓶口犹如喇叭一般，大大小小弯曲着、低垂着，自有美感，“特别好玩，我还试过把音响放到这些瓶口里，自然就产生了重低音的效果。”这系列作品也被她取了一个富有动感的名字：“连续旋转”。

　　张敏一直对注浆的工艺很感兴趣，“在注浆时，如果缝隙没有盖紧，边缘就会有浆液流出来，缝隙边缘看上去又薄，又脆弱，这些流出来的边角既与里面是一体的，又是延伸的，如果在标准化生产的系统里，它们就会被切割掉，但我就是想保有和放大它们的存在。”“规则”或者说被系统内化，是张敏无法认同甚至反抗的，她的创作也常常流露出处于系统边缘的脆弱和张力。
　　这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说你应该怎么样，成为某种人……”即使她现在成为了一名职业艺术家，家人仍然更希望她能进入某个系统或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大多数人的状态是会成为某个零件，参与系统的运作，同时获得系统的支持。但我想在这里待一下，再去别的地方待一待，这种漂流反而让我感觉安全，并且提醒我一直保持警觉。”
　　在创作材料的使用上，水泥、废纸板、泡沫、铜等用于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材料，同样会进入她的视野，被她拿来使用。“它们不断消失，又不断出现，如何使它们免于消失在习以为常的麻木中，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她希望以她擅长的流变和随机性，去质疑和表达立场，同时，也提炼出这些材料新的生命力。或许，这也是忧患之中“好玩”的部分。

　　创作者年轻温和的外表下，藏着一个倔强的小宇宙，这股倔强让废弃之物焕发生机诗意，也流露出一名独立思考者的创作态度。

瓷中新生

　　看似机器生成的模型装置，实际上从拉坯、成型、上釉、烧制都由他独立完成，相邻部件的组合运动影响着每个单独的部分。
　　Ryan LaBar是一位极具自省意识的陶艺家，对他来说，走上陶瓷创作之路无异于一次自我发现之旅。他原本出生于一个律师之家，还有一位学医的双胞胎弟弟，父母也盼望他能走同一条路。这令他一度感到迷茫。直到他学习了陶瓷课程，一切才变得豁然开朗，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当我来到中国，回顾以往的经历，我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件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当你回到以前生活的地方，身上会背负着期望;但是在新的地方，你可以重新定义自己，完全成为你自己。”
　　回忆起2011年第一次来到景德镇旅行时的情景，小城里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尘土飞扬的街道，这些景象和他想象中的浪漫东方瓷都截然不同。如今他却完全迷上了这里。“我曾经在很多城市生活过，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能量。在有的城市驻留时，我感受不到和城市的深层联结，自我意识是被抛在一边的。但是我走在景德镇的街头，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是一座富有活力的城市。人们有着一样的精气神，也有着各自独立的自我。”
　　LaBar的作品灵感源自破碎和重组，这可追溯至他念研究生时期的尝试。当时老师曾要求他扔掉一些“并非艺术”的实用陶瓷器皿，但LaBar将这些自己费心烧制出来的容器悄悄藏了起来，并突发奇想，将它们烧制在了一起。当那些原本要被遗弃的容器被重新塑造和组合，他看到了其中的力量与意义，继而开始深入这样的创作方向。

　　LaBar的作品看似由机器生成的模型装置，但实际上从拉坯到成型、上釉、烧制都由他独立完成。相邻部件的组合运动影响每个单独的部分，结构杆、带、环和齿轮从支撑的物理结构转变为结构的视觉错觉，形成仿佛自我生成的组合系统，奇特而复杂。“我对隐藏在最终形态背后的过程非常感兴趣，尤其是瓷土软化、釉料烧融的过程。在重力和高温的作用下，材料发生变形、坍塌、黏结，形成一个整体。虽然已经无数次见证这个过程，我却依然无法完全地预测结果……”这样的创作过程使得LaBar的作品系统有时显得繁复又平衡，有时又似乎呈现出堆积或混乱，由此形成对复杂系统的隐喻，这个系统可能是人群、机械、建筑和城市，甚至是星球或星系。 　　已经在景德镇定居多年的LaBar感受到这里既存在西方的文化价值，也具有东方的传统艺术文化，如何融合、展现这两种文化，是他想通过陶艺创作持续探讨的主题。“假如我选择留在美国，我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的作品会更多地被从学术层面进行理解;但在景德镇，尽管语言不通，我的作品也能充分被理解。我创作出来的作品可以和这座城市产生联结，人们乐于讨论他人的作品，作品可以成就创作者的身份，这也让我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不断叠加和重复的“泥条盘筑”看似平和安静，又渗透着微妙的张力及延展性。他用身体参与创作，却又常常抽身其外，似乎不动声色地在跟另一个自己下一盘平衡的棋。

瓷中对弈

　　“记得小时候，爷爷买过一个陶瓷酒杯，很像唐三彩，被我弄碎了，就一直摆在家里，也放在了我的心里。后来考大学时我就填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说起和陶瓷结缘的经历，邵磊算是有点误打误撞地来到景德镇读书。从小的成长环境比较宽松，这令他在学校学习时，很难完全遵循绘画和雕塑的传统规则。“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毕业设計。当时同学们大多以塑形为主创作雕塑，我却考虑用陶瓷做装置。我去废铁站找了一些破机器，翻模成铁器的外观后进行组装。可能因为这与别的作品不太一样，拿了陶院的一等奖。”
　　2013年从学校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去“北上广”发展，也没有盯着艺术家的目标，而是留在了景德镇，想多体验几年随性、自由的时光。开始，他会做一些陶土的玩偶，也会给品牌设计产品。直到2016年，他留意到黏土这种材料很适合用来表达自己。“当时，我选的是景德镇的白色瓷土，大家都觉得它的骨架很软，不可塑形，但我就想一片一片塑造出形状。”在景德镇陶瓷学院读书时，他并非陶瓷专业，也没有学过陶瓷，但经常看着景德镇上那些师傅做，耳濡目染，便也学会了上釉、烧制。他也不想走烧制传统瓷器的道路，想的是“可不可以重新感受黏土初始的状态”。之后，他尝试慢慢从捏一块泥巴开始，在越捏越薄的过程中，忽然发现，“黏土看似柔软，但是非常自由，而且很有力量。你可以把它做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状。在与它碰触的过程中，看着它挥发水分，感受到它干燥并到达烧制之后的坚硬，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张力。”

　　最初，邵磊把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小事物，如树叶、枝干、花瓣等形态用黏土表达出来。后来，他的创作素材渐渐丰富，比如与朋友聊天的转折感带来作品里“转弯”的契机，也有旅行中看到桥梁和建筑带来的视觉启发。此外，在他投入创作时，他的身体也参与其中，重复性的劳动过程也激发出许多灵感。“你要不停去与作品互动，去扭、去捏。如果作品很薄，身体可能会为其带来危险，稍微多用力，它就可能塌陷。有时候，在慢慢做的过程中，由于黏土重力或材料特性，它们会引导我，比如一边塌下时，另一边相应就有起伏波动，形态会自然地发生……”
　　在上海璞素艺术空间举办的《我心匪石》双人展上，邵磊的作品简约安静《。千叶》像白色齿轮般，一页页叠合，滚动交叠成一轮“圆”;《融器》则用黑色陶土波浪般推导着，弯成一道半圆弧，张开着，既承载着什么，又如在融合;《柔软地对弈》看似一带白色长卷抖开，又叠合几道，却始终围绕在圆的廓形之中，其中，平直与弯曲，柔软与力度，确实不期而遇;《他山之石》形似假山石，不细看，很难相信是黏土造出的嶙峋细密;《异域之外》则用一片片叶片般的黑陶构筑出建筑般的空间，且在不断重复和延伸感里，拓展着观者对于未知空间的想象。作品看似安静，却隐藏着前进和生长的动力。形式虽然简约，但常常在重复和叠加的基础上，延展着更多可能性。有别于许多90后艺术家情绪化的表达，邵磊的作品显得冷静克制。他说：“我确实习惯将自己抽离出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与作品对话。”

　　习惯独处的邵磊在每日与黏土的互动中，用身体观察、感受材料特性，你来我往之间，形态自然而然地发生……

　　实际上，在生活里，邵磊的状态也是如此。在景德镇待得虽久，他却习惯独处，不混圈子，没有太多朋友。平日里，他不是去附近大自然中走走，就是沉浸在生活的日常轨迹里。“很多事改变不了，唯一可改变的只有自己的生活状态，开心就很好。”不过，在这些剖析的背后，似乎总有另一个存在，他安静平和地观察，不去对抗或对峙，只以更像对弈者的姿态，平衡着，你来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