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近十年浙江省经济转型发展关键期为时间序列，选取高职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代表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并与全国水平状态进行对照，在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规模、就业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分析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情况。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生态圈、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等方面探索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为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方向，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高职教育 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速优质发展的新常态，高职教育在建设发展中快速调整适应新常态经济，有效发挥其输送人才资源的功能，推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的进程。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共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高职教育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科类结构，高职教育又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持、智力资源。因此，优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对于高职教育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显性影响作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即将步入尾声，对于经济发展一直位于全国前列的浙江省来说，“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计划是经济转型发展、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通过打出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浙江省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各方面形成了新的先发优势，经济实力居于全国前列。面对当前转型发展阶段，浙江省已经把创新驱动列为首要战略，更大力度推进人力资本投资，把产业结构转型摆在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位置。在此背景下，高职教育致力于培养社会所需的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2015年浙江省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增进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和使用的契合度，为浙江省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因此，笔者选取近十年浙江省经济转型发展关键期为时间序列，分析其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为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方向，以发挥高职教育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持。
　　一、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指标界定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高职教育的功能和目标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具有复杂的多层次性的内在联系。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等于同步发展，教育效益的显现具有一个周期实现的过程，存在一定时间的延滞，并且高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也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因此，高职教育的发展应当适度超前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而这种“适度超前”可以理解为高职教育的发展速度适当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教育效益显现留出一个人才培养的周期，为经济新变革、产业新兴起所产生的应时需求形成一定的人才储备空间。本文以近十年浙江省经济转型发展关键期为时间序列，选取高职教育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代表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并对照全国水平状态，在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规模、就业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分析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情况。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EPS数据平台，由于采集数据的限制，研究浙江省近十年时间序列以2009年至2018年的数据为主。
　　二、浙江省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一）高职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规模的协调性分析
　　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突出表现在高职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上。高职教育发展规模是以满足地区生产力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为基础，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制约。通过采用“规模协调度”即高职教育规模（用高职院校毕业生数代表）与经济发展规模（用生产总值代表）比例来衡量区域高职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协调性。由2010-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得出近十年浙江省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协调度及其与全国水平的对比（见表1），与全国相比，浙江省高职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的协调度在十年间基本处于一个相对稳定且协调度低的状态。从2009年开始浙江省高职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的协调度明显下降，从2009年的0.6326跌落至2018年的0.5742，尽管这十年间的协调比例迂回升降，但基本保持在这个状态，这说明整体来讲，浙江省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高职教育规模发展速度，虽然2015年、2016年浙江省高职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的协调度与全国水平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减小，但从2017年后，随着浙江省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浙江高职教育规模发展速度并没有明显的快速发展变化，这使得浙江省高职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的协调度与全国水平之间的差距再次逐渐拉大，从2015年0.6137再次跌落至2018年0.5742。从2009年以来十年间，浙江省的人均生产总值一直居于全国前列，平均位列第五，而浙江省高职毕业生数在全国的排名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发展的位次，浙江省高职教育不但没有呈现出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态，反而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浙江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数量在逐年增加，但与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高职教育从规模上的发展速度还无法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随着浙江经济高速发展，高职教育规模发展速度必须跟得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资源。
　　 （二）高职教育就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在此从浙江省近十年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数据分析（见表2）可以看出，从2014年开始浙江省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导变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逐年递减，第三产业逐年增加，从二三一变成了三二一结构。而在三大产业中的就业结构趋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同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在逐年递减，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逐年递增，但是就业结构变化的速度未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保持同速，截至目前，十年来仍然保持在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居主导，与浙江省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进程还未达到同步。从就业人员中高职毕业生的比例可以看出，浙江省高职毕业生在就业人员中比例逐年升高，且高于全国水平，但在整个就业人员比例中仍然偏低，近三年最大的突破比例仍在12%左右。2014年是“十二五”和“十三五”交替时期，这正是浙江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布局调整，这一系列变化也必然使得高等教育尤其高职教育迅速做出响应。在浙江省推进新旧动力转换，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浙江省高职院校应加大力度培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需的专业人才数量，科类结构和专业设置应始终紧密围绕行业发展趋势，结合产业结构布局，及时调整培养方向，做到专业结构适应經济社会和产业结构的发展需要，使高职教育培养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能够满足产业转型的人才需求。 　　（三）高职教育质量效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教育效益从不同角度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其中教育经济效益是教育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经济效益是指通过教育投资生产出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从教育投资来源和所获收益之间的关系角度，教育经济效益可分为个人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社会经济效益是从社会整体的观点出发，考虑接受教育所投资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也是文章中所要讨论的部分。一方面通过生均成本来度量高职教育中的办学效益，同样的成本培养的学生数量增多，说明办学效益有提高;另一方面通过生均生产总值来度量，高职毕业生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有增加，说明办学效益有提高。根据EPS平台数据库可得（见表3），浙江省高职教育生均成本远远高于全国水平，且教育经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高职院校的在校生数的年均增长率。高职毕業生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逐年增长，但高职毕业生人均创造的生产总值比例并没有占很大比例。虽然，浙江省高职教育质量效益尚未能完全精确的计算和体现，但在不断扩大浙江省高职院校办学规模和成本投入、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高职教育的质量效益也会在经济发展中逐步体现和释放。
　　三、浙江省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策略
　　（一）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落地生根”，实现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优化整合
　　浙江省实施“八八战略”，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制造业的发展所带来的高技术技能应用人才的大量需求也成为了高职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共有49所，占全省高等院校总数的45%，其中民办院校有10所，主要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投资高职教育的力度不足，而这49所高职院校中有大半数以上分布在杭州、宁波、温州等地，衢州、丽水等其他地区的高职院校只有一所，这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不相匹配。浙江省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中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各方优势，大力推行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并实质性落地。目前，浙江省已组建了100多个职教集团，与近7000多家企业建立合作，为推进校企合作搭建了有效平台。
　　政府作为保障高职院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协同发展的主导力量和协调者，应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法律法规等方式吸引更多社会力量以不同形式参与高职教育办学，向“教育型企业”、“产教融合型企业”政策倾斜，保障校企双方积极持续的深度合作。高职院校和企业作为产教融合的主体，应发挥各自优势，从机制上依存、资源上互补，最终实现利益上共赢，这样才能实现企业与高职院校的良性互动，保证校企合作机制的正常运转。通过建立以区域或专业为纽带、地方政府或行业为主导、高职院校为龙头、中职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的职教集团或联盟，探索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真正形成多元化投资办学的格局，推动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样既可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拓展教育经费的来源，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也可以及时获取产业动态信息，优化专业结构，实现教育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整合，获得教育规模效益的最优化。
　　（二）推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生态圈“内外兼修”，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融通共享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生态是培养主体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具有自我反馈调节功能的、开放的动态平衡系统。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要求高职院校既能承载自身的发展力，也能与外部环境协调共生。教育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浙江省高职教育发展规模近十年来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但从就业人员中所占比例来看，高职毕业生在社会就业人群中占比并不高，到2017年仍只有12.6%，这与浙江省经济的高速发展不相匹配。浙江省在实现高职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应该继续适度扩大高职教育规模，将浙江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资源，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为全省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高技能人才保障。
　　在保证人才输送数量的基础上，还要注重人才质量的培养，尤其在专业布局方面，高职院校要立足于区域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围绕地方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动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骨干专业群和特色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通过高职提前招生、单考单招、“三位一体”等多种方式，为学生提供多种渠道接受高职教育的机会，探索高职、应用本科、专业硕士贯通培养模式，拓展高职人才培养层次和成长渠道。加快实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将人才“供给-需求”单向链条转向“供给-需求-供给”闭环反馈，为行业企业培养更多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高技能人才。
　　（三）推进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驾齐驱”，实现教育资源与企业资源互联互通
　　随着浙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创新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越来越紧迫，对于社会就业者和在校学生来说，提升自身职业技能水平，增强专业化程度，以满足职业岗位的要求，达到与企业人才需求无缝对接。2019年新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在职业院校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将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结合起来，除了发挥学历证书作用，还鼓励学生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职业本领。“1+X”证书制度试点过程就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过程，需要学校与企业双方寻求对方需求点，并根据自身的优势资源互相合作融通，达到双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在“1”的学历教育方面，既发挥学历教育对高职在校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作用，也可以面向社会就业人员提供“1”的学历培养，根据社会就业人员取得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校课程互换，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校要求的规定课程学习后以获取学历证书。在“X”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方面，对于高职院校在校生来说，学校在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的过程就是主动对接产业需求的过程，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方式等人才培养方面更加多元化的吸取社会资源，专业紧密对接就业岗位、课程主动对接职业标准、教学真实对接生产过程，这是一场深化复合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对于社会就业人员来说，“1+X”试点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学校教学、师资资源，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为社会就业人员提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培训，鼓励其不断更新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开辟一条可积累、可转换、可持续的互通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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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丹丹，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