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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接地气”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但用它来形容记者对娜塔莉·波特曼的印象，却是再合适不过了。好莱坞巨星、哈佛学霸、奥斯卡影后……每个标签对于一般人似乎都遥不可及，可是当波特曼在你面前时，你感觉不到她盛名笼罩下的光环。波特曼身着素雅长裙，妆容低调，乍一看不会让你惊艳，可是，她的美是属于耐看的那一种，越看越有味道，清丽脱俗。她总是亲切地微笑着，交谈时，她会用专注的目光注视你，提出合影的请求，她都会热情地满足你，总之，毫无距离感。
这不是波特曼第一次到中国，之前她也曾来进行《黑天鹅》、《雷神》的宣传，算是好莱坞明星里对中国比较熟悉的。此次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娜塔莉·波特曼带来了她的导演处女作《爱与黑暗的故事》，尝试以另一种身份诠释电影这种流动的美，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对人性的感悟。
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
《爱与黑暗的故事》开票那天，621张票在10秒内就被神速抢光了。4月17日下午，电影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内进行了亚洲首映。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艺片，故事以二战后的耶路撒冷为背景，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家庭的动荡。男孩的父亲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语言学家，母亲是一个知性又智慧的女性，她带着少女的幻想走进了乏味的家庭生活，民族争端带来的痛苦和对生活的绝望最终让她陷入抑郁，在38岁那年她选择了自杀。娜塔莉·波特曼自己饰演了这位饱受折磨的母亲范妮亚。影片是全部的希伯来语对白，色调灰暗，自始至终弥漫着忧郁与不安。
《爱与黑暗的故事》改编自阿摩司·奥兹的同名小说。奥兹是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被认为是以色列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爱与黑暗的故事》被视为他的巅峰之作，也是他的一部人生回忆录。奥兹从 1940 年末的耶路撒冷讲起，用近 600 页的篇幅向读者展示了几十年间，在整个犹太民族历史变迁下一个犹太家族的故事，同时呈现了他童年时代耶路撒冷的社会文化风貌，堪称一部民族史诗。11岁时失去了母亲给奥兹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并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首次对母亲的自杀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讨，感人至深。奥兹写道：“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者是门口的小贩，我母亲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
十年前，波特曼读过《爱与黑暗的故事》之后就完全沉浸其中，“我爱上了这部小说，小说中写道‘我’的母亲，以及‘我’是如何成为一位作家的。这个故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对它着迷。”她说自己在13岁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导演，在读这本书时，她第一次在脑海中看到了整部影片，“我和当中的许多故事都有关联，因为我成长的家庭历史，还有我对那个或许与你所想不同的国家的怀念。”
我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
耶路撒冷也是波特曼的出生地。她的父亲是以色列人，一位医师，母亲是美国人，一位全职家庭主妇，不过她不许波特曼称她为家庭主妇——这听起来就像“嫁给了房子”，于是她称妈妈为艺术家，因为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艺术。而波特曼是家里的独生女。只是在她三岁时，因为父亲的工作需要，全家就迁往了美国，最后在纽约定居下来。
波特曼从小就展露出艺术天分。她四岁开始学芭蕾舞，曾回忆说“我一直很喜欢娱乐别人，经常在家里表演。”她也学习声乐，同时为电影《热舞十七》着迷，那时她就想做个演员，为了将来有机会见到帕特里克·斯威兹。10岁的一天，舞蹈课后，波特曼在一家披萨店里遇到一位星探，他邀请她为露华浓做模特。她很果断地告诉他：“我不想做模特，我想演戏。”幸运的是，星探把她介绍给了表演经纪。之后的三个夏天，她都在戏剧营里度过，排《俄克拉荷马州》、《仲夏夜之梦》……那时，娜塔莉·波特曼在一家犹太学校里念书，她一直成绩优异，在接受表演训练的同时，她还在学校里跳了一级，“我太爱学校了，我的同学都认为我是个书呆子。”
很多人从《这个杀手不太冷》开始，就爱上了娜塔莉·波特曼，那个酷酷的萝莉不知俘获了多少人的心。不过，第一次试镜后她是被拒绝的，因为年纪太小，但她坚决要再试一次，超出年龄的惊艳表演最后还是征服了吕克·贝松。电影在巴黎拍摄，这期间，波特曼得以对自己犹太人的民族命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全家人借机会一起去参观了安妮·弗兰克在阿姆斯特丹的故居，安妮是在二战时逃过纳粹屠杀的犹太小女孩，她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这段艰难的时光，在父亲的建议下波特曼花了一周读完了《安妮日记》。
四年后，在电影《马语者》和百老汇音乐剧《安妮日记》的角逐中，波特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很多人感到意外，但对于波特曼这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在这部剧中，她能感受到作为犹太人，她与安妮的情感联系。“即使她被困在阁楼里，忍受饥饿和疾病，她依然坚持着对人性的信仰，都是因为她是犹太人，她相信人心都是善良的，即使现实很糟糕。这对我影响很深。我的曾祖父母、叔祖父和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员在二战时曾被纳粹屠杀，我觉得人们应该意识到仇恨和种族主义是毫无价值的，应该与之抗争。每次我听到种族主义、反犹太人或其他可恶的诋毁，我都意识到人们还没有醒悟。我们要通过戏剧将它传递给观众，这是我力所能及为安妮·弗兰克做的，因为她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二战时，波特曼的叔祖父丧命街头，而父亲的曾祖父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杀害，安妮的遭遇对她来说并不遥远。在剧中，她要演唱希伯来语歌曲，这唤起了她对自己家乡的怀念，“我并不是教徒，但是我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我会梦见那里，我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有强烈的感情。”
虽然娜塔莉·波特曼在美国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她与家乡的纽带从未断过。她刚进入哈佛大学读书的第一学期，就修了高等现代希伯来文学。每年她都要回以色列一次，有时甚至两三次，“在以色列的时候，我更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从哈佛毕业后，她又去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继续学习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中东文化与历史。在与约旦王后纳尼娅的一次见面中，娜塔莉·波特曼了解了一些公益组织的情况，从此她投身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的公益事业中。 做你自己的电影，不是做书的电影
不断挑战各种角色，拿下奥斯卡影后，组建了幸福的家庭，成为一个4岁男孩的妈妈，娜塔莉·波特曼的丰富阅历足以让她来导演一部影片。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再合适不过了，自2004年问世后，它已被翻译成30种文字。奥兹已经77岁高龄了，波特曼并不是第一个找到他要改编电影的人，但是对其他人他都拒绝了，因为那些剧本都有些过度解释。奥兹对波特曼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能试图为母亲范妮亚所做的一切找原因，原因可以有无数个，但没人知道到底为什么。第二，书已经存在了，你要做你自己的电影，而不是为书做一个电影。”
面对600页的原著，波特曼在编剧时做出了自己的取舍，“我对整个影片的节奏都采用了有情感的叙述主线，而不是传统的叙事方式，情感的叙事是烘托影片的最佳优势。我一开始是想借由男孩的视角来拍，但由于我本人在这部电影里扮演母亲范妮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母亲的视角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一开始是从阿摩司老了之后回忆的口吻作为切入点，作为他来观察妈妈的感受和变化，她孤单时候的表情。”实际上，在打磨剧本的几年中，她还是要一遍又一遍地回到书中去，“当我困住了，我就要回到书里以帮助自己走出车辙。”
起初，波特曼并没想自己出演母亲范妮亚的角色，但要控制成本，这样最省钱。而且凭她的名气还能为这部希伯来语文艺片多吸引点观众。不过，对于自导自演这件事，她心里打过鼓：“当一个女人做导演又同时演主角，常会被认为是贪图虚荣”，她说，“记得小时候，我读到芭芭拉·史翠珊自导自演一部电影时评论中说这是件虚荣的事。但后来我发觉，当男人做同样的事时，人们就不会这么想。后来，当我看到其他人，比如莉娜·杜汉姆的电影《微型家具》时，上面写着‘编剧、导演、主演 莉娜·杜汉姆’时，我真的哭了。这像是对我的启示，她比我年轻很多，可一点都不怕人们说她自负，所以我需要迈过心里的坎儿。”迈过这道坎之后，她面对的最大难题则是全希伯来语的对白，她认为自己的希伯来语说得并不完美。但她也别无他选：语言是故事的内在，波特曼说，希伯来语有着不可思议的诗性和魔力。
电影中一丝不对劲的地方都没有
《爱与黑暗的故事》去年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次亮相，反响有好有坏。有的批评电影的调调太阴郁了，最恶毒的评论要数以色列《国土报》，标题赫然写着“娜塔莉·波特曼是如何毁了阿摩司·奥兹的书”，评论说：波特曼的电影表面上看像个艺术作品，可只是个空壳而已。不过，这显然影响不了波特曼。去年她受邀回母校哈佛大学给毕业生们做演讲时说，“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我花了许多时间寻找我自己做事的原因。我演的第一部电影在1994年上映，至今我仍能一字不差地复述纽约时报对我的评价：波特曼小姐摆造型的功力比演戏强得多。这部电影得到的所有评价都不温不火而商业方面则更是惨败，它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而今天，过了20年，演过35部电影之后，它仍是人们见到我最常提到的片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多爱它。”
其实从13岁开始，波特曼就很有自己的主张与坚持。年少时，她放弃了一些好机会，如《洛丽塔》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不想让“裸露和性”成为卖点，而在20多部影片中她甘愿做配角，只是想多尝试不同的角色。她说，“我很早就学到，我的价值应该来自于电影拍摄过程的体验，来自触碰人心的可能，而不是我们行业最首要的荣誉：商业和影评方面的成功。于是我开始只挑那些我热爱的事情来做，只选那些我知道能汲取到有意义经验的工作。”她曾为拍独立电影《戈雅之灵》研习四个月艺术史，为拍《V字仇杀队》学习了所有自由战士相关的东西，还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场关于恐怖主义的讲座，然而，她也拍过大麻喜剧《王子殿下》，连续笑了整整三个月……
到了《黑天鹅》，波特曼说自己已经“刀枪不入”了，“不怕别人怎么用嘴怎么用笔骂，也不在意观众是否愿到影院看我的片子。”她发现，“对于芭蕾舞者，当你的技巧达到一定高度后，惟一能让你与他人不同的就是你的怪异甚至瑕疵。有位芭蕾舞者因转圈的轻微不平而很出名。从技术上来讲，你永远不能做到最好。总会有人比你跳的更高或者有更美的姿态，你惟一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发展你的自我。”最终，《黑天鹅》不仅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还为她摘得奥斯卡影后桂冠，更是送给她一段美好的因缘，她的丈夫本杰明·米派德是她的编舞和搭档。
“我已经建立了自己价值的真正核心，我需要它不受别人反应的影响。”波特曼如此自信。阿摩司·奥兹看了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对娜塔莉·波特曼致谢：“在这部电影中，你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可爱、不幸、令人心动的范妮亚。我认为这是你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我为你的创作所感动，乃至震撼。电影中连一丝不对劲的地方都没有。”
这不是波特曼第一次到中国，之前她也曾来进行《黑天鹅》、《雷神》的宣传，算是好莱坞明星里对中国比较熟悉的。此次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娜塔莉·波特曼带来了她的导演处女作《爱与黑暗的故事》，尝试以另一种身份诠释电影这种流动的美，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对人性的感悟。
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
《爱与黑暗的故事》开票那天，621张票在10秒内就被神速抢光了。4月17日下午，电影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内进行了亚洲首映。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艺片，故事以二战后的耶路撒冷为背景，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家庭的动荡。男孩的父亲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语言学家，母亲是一个知性又智慧的女性，她带着少女的幻想走进了乏味的家庭生活，民族争端带来的痛苦和对生活的绝望最终让她陷入抑郁，在38岁那年她选择了自杀。娜塔莉·波特曼自己饰演了这位饱受折磨的母亲范妮亚。影片是全部的希伯来语对白，色调灰暗，自始至终弥漫着忧郁与不安。
《爱与黑暗的故事》改编自阿摩司·奥兹的同名小说。奥兹是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被认为是以色列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爱与黑暗的故事》被视为他的巅峰之作，也是他的一部人生回忆录。奥兹从 1940 年末的耶路撒冷讲起，用近 600 页的篇幅向读者展示了几十年间，在整个犹太民族历史变迁下一个犹太家族的故事，同时呈现了他童年时代耶路撒冷的社会文化风貌，堪称一部民族史诗。11岁时失去了母亲给奥兹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并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首次对母亲的自杀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讨，感人至深。奥兹写道：“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者是门口的小贩，我母亲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
十年前，波特曼读过《爱与黑暗的故事》之后就完全沉浸其中，“我爱上了这部小说，小说中写道‘我’的母亲，以及‘我’是如何成为一位作家的。这个故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对它着迷。”她说自己在13岁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导演，在读这本书时，她第一次在脑海中看到了整部影片，“我和当中的许多故事都有关联，因为我成长的家庭历史，还有我对那个或许与你所想不同的国家的怀念。”
我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
耶路撒冷也是波特曼的出生地。她的父亲是以色列人，一位医师，母亲是美国人，一位全职家庭主妇，不过她不许波特曼称她为家庭主妇——这听起来就像“嫁给了房子”，于是她称妈妈为艺术家，因为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艺术。而波特曼是家里的独生女。只是在她三岁时，因为父亲的工作需要，全家就迁往了美国，最后在纽约定居下来。
波特曼从小就展露出艺术天分。她四岁开始学芭蕾舞，曾回忆说“我一直很喜欢娱乐别人，经常在家里表演。”她也学习声乐，同时为电影《热舞十七》着迷，那时她就想做个演员，为了将来有机会见到帕特里克·斯威兹。10岁的一天，舞蹈课后，波特曼在一家披萨店里遇到一位星探，他邀请她为露华浓做模特。她很果断地告诉他：“我不想做模特，我想演戏。”幸运的是，星探把她介绍给了表演经纪。之后的三个夏天，她都在戏剧营里度过，排《俄克拉荷马州》、《仲夏夜之梦》……那时，娜塔莉·波特曼在一家犹太学校里念书，她一直成绩优异，在接受表演训练的同时，她还在学校里跳了一级，“我太爱学校了，我的同学都认为我是个书呆子。”
很多人从《这个杀手不太冷》开始，就爱上了娜塔莉·波特曼，那个酷酷的萝莉不知俘获了多少人的心。不过，第一次试镜后她是被拒绝的，因为年纪太小，但她坚决要再试一次，超出年龄的惊艳表演最后还是征服了吕克·贝松。电影在巴黎拍摄，这期间，波特曼得以对自己犹太人的民族命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全家人借机会一起去参观了安妮·弗兰克在阿姆斯特丹的故居，安妮是在二战时逃过纳粹屠杀的犹太小女孩，她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这段艰难的时光，在父亲的建议下波特曼花了一周读完了《安妮日记》。
四年后，在电影《马语者》和百老汇音乐剧《安妮日记》的角逐中，波特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很多人感到意外，但对于波特曼这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在这部剧中，她能感受到作为犹太人，她与安妮的情感联系。“即使她被困在阁楼里，忍受饥饿和疾病，她依然坚持着对人性的信仰，都是因为她是犹太人，她相信人心都是善良的，即使现实很糟糕。这对我影响很深。我的曾祖父母、叔祖父和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员在二战时曾被纳粹屠杀，我觉得人们应该意识到仇恨和种族主义是毫无价值的，应该与之抗争。每次我听到种族主义、反犹太人或其他可恶的诋毁，我都意识到人们还没有醒悟。我们要通过戏剧将它传递给观众，这是我力所能及为安妮·弗兰克做的，因为她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二战时，波特曼的叔祖父丧命街头，而父亲的曾祖父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杀害，安妮的遭遇对她来说并不遥远。在剧中，她要演唱希伯来语歌曲，这唤起了她对自己家乡的怀念，“我并不是教徒，但是我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我会梦见那里，我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有强烈的感情。”
虽然娜塔莉·波特曼在美国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她与家乡的纽带从未断过。她刚进入哈佛大学读书的第一学期，就修了高等现代希伯来文学。每年她都要回以色列一次，有时甚至两三次，“在以色列的时候，我更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从哈佛毕业后，她又去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继续学习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中东文化与历史。在与约旦王后纳尼娅的一次见面中，娜塔莉·波特曼了解了一些公益组织的情况，从此她投身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的公益事业中。 做你自己的电影，不是做书的电影
不断挑战各种角色，拿下奥斯卡影后，组建了幸福的家庭，成为一个4岁男孩的妈妈，娜塔莉·波特曼的丰富阅历足以让她来导演一部影片。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再合适不过了，自2004年问世后，它已被翻译成30种文字。奥兹已经77岁高龄了，波特曼并不是第一个找到他要改编电影的人，但是对其他人他都拒绝了，因为那些剧本都有些过度解释。奥兹对波特曼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能试图为母亲范妮亚所做的一切找原因，原因可以有无数个，但没人知道到底为什么。第二，书已经存在了，你要做你自己的电影，而不是为书做一个电影。”
面对600页的原著，波特曼在编剧时做出了自己的取舍，“我对整个影片的节奏都采用了有情感的叙述主线，而不是传统的叙事方式，情感的叙事是烘托影片的最佳优势。我一开始是想借由男孩的视角来拍，但由于我本人在这部电影里扮演母亲范妮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母亲的视角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一开始是从阿摩司老了之后回忆的口吻作为切入点，作为他来观察妈妈的感受和变化，她孤单时候的表情。”实际上，在打磨剧本的几年中，她还是要一遍又一遍地回到书中去，“当我困住了，我就要回到书里以帮助自己走出车辙。”
起初，波特曼并没想自己出演母亲范妮亚的角色，但要控制成本，这样最省钱。而且凭她的名气还能为这部希伯来语文艺片多吸引点观众。不过，对于自导自演这件事，她心里打过鼓：“当一个女人做导演又同时演主角，常会被认为是贪图虚荣”，她说，“记得小时候，我读到芭芭拉·史翠珊自导自演一部电影时评论中说这是件虚荣的事。但后来我发觉，当男人做同样的事时，人们就不会这么想。后来，当我看到其他人，比如莉娜·杜汉姆的电影《微型家具》时，上面写着‘编剧、导演、主演 莉娜·杜汉姆’时，我真的哭了。这像是对我的启示，她比我年轻很多，可一点都不怕人们说她自负，所以我需要迈过心里的坎儿。”迈过这道坎之后，她面对的最大难题则是全希伯来语的对白，她认为自己的希伯来语说得并不完美。但她也别无他选：语言是故事的内在，波特曼说，希伯来语有着不可思议的诗性和魔力。
电影中一丝不对劲的地方都没有
《爱与黑暗的故事》去年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次亮相，反响有好有坏。有的批评电影的调调太阴郁了，最恶毒的评论要数以色列《国土报》，标题赫然写着“娜塔莉·波特曼是如何毁了阿摩司·奥兹的书”，评论说：波特曼的电影表面上看像个艺术作品，可只是个空壳而已。不过，这显然影响不了波特曼。去年她受邀回母校哈佛大学给毕业生们做演讲时说，“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我花了许多时间寻找我自己做事的原因。我演的第一部电影在1994年上映，至今我仍能一字不差地复述纽约时报对我的评价：波特曼小姐摆造型的功力比演戏强得多。这部电影得到的所有评价都不温不火而商业方面则更是惨败，它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而今天，过了20年，演过35部电影之后，它仍是人们见到我最常提到的片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多爱它。”
其实从13岁开始，波特曼就很有自己的主张与坚持。年少时，她放弃了一些好机会，如《洛丽塔》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不想让“裸露和性”成为卖点，而在20多部影片中她甘愿做配角，只是想多尝试不同的角色。她说，“我很早就学到，我的价值应该来自于电影拍摄过程的体验，来自触碰人心的可能，而不是我们行业最首要的荣誉：商业和影评方面的成功。于是我开始只挑那些我热爱的事情来做，只选那些我知道能汲取到有意义经验的工作。”她曾为拍独立电影《戈雅之灵》研习四个月艺术史，为拍《V字仇杀队》学习了所有自由战士相关的东西，还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场关于恐怖主义的讲座，然而，她也拍过大麻喜剧《王子殿下》，连续笑了整整三个月……
到了《黑天鹅》，波特曼说自己已经“刀枪不入”了，“不怕别人怎么用嘴怎么用笔骂，也不在意观众是否愿到影院看我的片子。”她发现，“对于芭蕾舞者，当你的技巧达到一定高度后，惟一能让你与他人不同的就是你的怪异甚至瑕疵。有位芭蕾舞者因转圈的轻微不平而很出名。从技术上来讲，你永远不能做到最好。总会有人比你跳的更高或者有更美的姿态，你惟一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发展你的自我。”最终，《黑天鹅》不仅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还为她摘得奥斯卡影后桂冠，更是送给她一段美好的因缘，她的丈夫本杰明·米派德是她的编舞和搭档。
“我已经建立了自己价值的真正核心，我需要它不受别人反应的影响。”波特曼如此自信。阿摩司·奥兹看了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对娜塔莉·波特曼致谢：“在这部电影中，你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可爱、不幸、令人心动的范妮亚。我认为这是你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我为你的创作所感动，乃至震撼。电影中连一丝不对劲的地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