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允恭和他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妻子陈恒乔先后辞世。人们只知道他俩早年曾长期为党工作过，然而对这对革命夫妇在地下斗争中的惊险曲折、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却知之甚少，而且特别鲜为人知的是胡允恭与鲁迅先生在上海的交往……
　　
　　鲁迅曾几次光顾秋阳书店
　　
　　1929年春，蒋桂战争以蒋介石一方胜利而告结束，桂系势力退出湖北。在武汉从事地下斗争的胡允恭奉党中央指示带领被我党通过各种关系营救出狱的陈恒乔、彭守道(即后来担任过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郝道述、唐嵩、贺果等10位共产党员分批乘轮船来到大上海，学习党的六次代表大会文件，等候重新分配工作。在此期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和恽代英分别与胡允恭等同志谈过话。
　　说起来，周恩来与胡允恭的关系较熟，且曾领导过他。胡允恭又名胡邦宪、胡克波、胡萍舟，安徽长丰人，1900年生。早年就读于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与刘少奇、杨尚昆、匡亚明、徐梦秋、杨之华等人是同学。瞿秋白是胡的班主任，有师生之谊。胡允恭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奉派去时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被党组织分派在黄埔军校校本部任办公秘书，同时兼任我党主办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记者。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与军校内我党骨干陈赓、蒋先云、许继慎等同志的关系密切。
　　北伐战争中，胡允恭在张发奎部第四军担任缪培南团的指导员，还担任过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政治部代主任。北伐军收复武汉三镇后，胡允恭因左足负伤，住进汉口教会医院，伤愈后不方便行动。经当时的前委书记聂荣臻安排，改而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办过刊物。1927年夏，“宁汉合流”，胡允恭改而搞地下斗争，一度潜回安徽家乡与许光达、孙一中等同志搞过兵运工作。1928年底重返武汉，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
　　周恩来在一次交谈中听胡允恭无意中提起他在1922年秋为谋生计，曾经由沪上族亲胡硕酋介绍到苏州河畔有名的阜丰面粉厂担任过高级职员于瑞生的家庭教师。周恩来很感兴趣，认为这一社会关系可充分利用起来。因为阜丰面粉厂系清末皖籍权贵孙毓崎家族所开办，厂里皖籍人士多。他们与沪上许多皖籍人士又有广泛联系。
　　周恩来问胡：“你考虑一下，能否利用这个关系，再拉些股东，开办一个书店，掩护革命?”胡允恭考虑一下后回答：“我可以试试。”在他和同乡战友熊受喧(黄埔四期生，后任鄂豫皖苏区红一军政治部主任，被张国焘杀害)、王步文(30年代初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后牺牲)的努力下，没几天开办书店的事便有了眉目。他和常有来往的进步青年，尤其是一些黄埔学生筹集了不少股金，又找了于瑞生、王述樵(斧头帮首领王亚樵的胞弟)等社会关系入股，其余经费则由党中央提供。1929年5月，秋阳书店正式开张，这是在南成都路西藏路口租的一幢石库门的房子，略作装修，作为书店营业部，大方而朴素。
　　胡允恭、王步文、熊受喧等人都担任过地下工作，不便任专职，后商定由还未分配工作的王逸常(湖北人，黄埔一期生)担任经理，主持书店日常工作，负责印刷、销售书籍等具体事务，并招收了几名较可靠的雇员。据胡允恭晚年回忆：秋阳书店之名系恽代英所取，他认为诗经上“秋阳以曝之”中的“秋阳”二字寓意深长，较为合适。而起先王步文主张引用杜甫诗句“青松尽可高千尺，恶竹何须斩万竿”中的“青松”二字取名“青松书店”。但最终还是选定了恽代英所取的店名。起初秋阳书店不怎么显眼，所陈列出售的书多为大众文化历史类，也有一些翻译作品，革命色彩不太浓。
　　实际上，周恩来提出办书店，起初乃是出于掩护革命工作的考虑，并为我党地下组织提供一个在沪上闹市区观察社会动态的窗口。它本身并没有充当地下党员的秘密接头地点，但有些同志在危急时还是可以进入书店后室避一避风险。为向所有股东作交代，中央拟让胡允恭出任董事会的董事长，但因当年秋天，周恩来即指示胡允恭以中央军委特派员名义，带领彭守道、贺果、陈恒乔、张霖之(60年代任中央煤炭工业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十几位共产党员赴山东烟台，做主动请求我党提供帮助以对抗韩复榘的小军阀刘珍年部的兵运及统战工作。
　　胡允恭离开了上海，秋阳书店的董事长之职即由王步文担任。1930年初，刘珍年政治上转向反共。胡允恭和多数身份已半公开的同志只得返回上海，担任江苏军委会秘书(当时省委书记为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因中央调王步文任安徽省委书记，故决定仍由胡允恭任秋阳书店的董事长。
　　当时，书店已开始按中央指示，有计划地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唤起民众。书店第一本印刷发行的书是美国作家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