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澳自2012年通過《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後，陸續在公共地方增加城市監控，今年年初，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更是透露，將分4階段在全澳各區裝設1600枝“天眼”，協助預防犯罪及調查交通事故，預計最快三年內完成。由原先的200“天眼”突然增加至1600枝，難免讓人質疑，這座小城是否需要這麼多的監控？在隨處可見的監控下，公民的隱私能否得到保障？………針對種種疑問，記者邀請到了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徐建華博士及本澳洪榮坤律師，與他們一起探討城市監控下的公民隱私。
　　“天眼”不可或缺
　　城市監控並不是澳門獨有的，如今從北京、上海到台北、倫敦，大部分城市中，數以萬計的監控攝像頭構成龐大的監控體系。各地政府不斷加大投入和管理力度，反應出的是對反恐、打擊犯罪、維穩的強烈訴求。
　　那麼，本澳的“天眼”工程的安裝，將會對澳門帶來哪些影響呢？對於記者的提問，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徐建華博士表示：“‘天眼’工程對交通來說應該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管理部門可以及時地發現道路上的交通狀況，作出合理的指揮與提醒出行群眾。治安方面，就局部而言，在安裝‘天眼’的地方，可能會對潛在的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威懾作用。”
　　另一位受訪者洪榮坤律師則從法律的角度分析，“天眼”最主要的作用應該是在行政方面，會對一些事情提供強有力的證據作用。他說：“其實我們看內地現在不同的地區，陸續開始投入使用‘天眼’。監控在交通方面的影響其實沒有很大，關鍵還是在行政上面，因為透過錄影的片段，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真實的、明確的證據。”
　　由此可見，“天眼”的安裝會給本澳帶來不少正面的效應，那是否就意味著，“天眼”的數量越多越好？兩位受訪者對此也表示出了各自的看法。徐建華博士分析，就整體而言，國際上大量的研究表明，天眼並不會降低一個社會的整體犯罪率，因為犯罪很容易轉移到沒有“天眼”的地方。但就個案而言，警察可以利用“天眼”的記錄去尋找線索，去破獲他們想要破獲的案件。他說：“但是警察並沒有能力去處理‘天眼’所記錄的所有海量的信息，那些希望想通過‘天眼’來降低一個社會犯罪率的良好願望可能會落空。”
　　“‘天眼’的數量並不是越多越好，要適當。”在洪榮坤律師看來，“天眼”數量多並不是一件好事，數量多意味著涉及的數據也很多，從而造成提取證據的過程變得複雜。他直言：“沒有必要一味的追加‘天眼’的數量，只有在有需要的時候，去看‘天眼’有沒有拍到一些犯罪的證據。”至於“天眼”是否會造成治安死角的出現，洪榮坤律師接著回答說：“‘天眼’是一個輔助的工具，並不是‘天眼’裝了就沒有犯罪。畢竟，‘天眼’最主要的作用是協助刑事調查，不是為了預防犯罪。”
　　的確，沒有人喜歡被整天監控，但在恐怖襲擊盛行的時代，普及監控攝像頭或許是最便宜、最少爭議的有效破案手法。如今一有懸案發生，警方、檢察官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第一現場周圍尋找所有可能捕捉到蛛絲馬跡的監控攝像頭，許多攝像頭的監控範圍遠達半英里，在協助偵破兒童綁架、搶劫、汽車盜竊和毒品交易等方面功不可沒。也正因如此，本澳的“天眼”工程必不可少。
　　法律平衡公權力與個人隱私
　　但是“天眼”的安裝始終是一把雙刃劍，大規模架設的攝像頭，也引發了公眾對隱私權的擔憂。如今科技的發展，令當代社會正在變成一個透明的社會，個人履歷、當前身份、地址、身體以及行為的記錄透明化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加。攝像頭監控在城市無處不在，最令人擔心的是，監控過程中，如何杜絕公權力對公民隱私的侵犯？在公共治理與公民隱私之間，如何才能取得審慎的平衡？
　　面對記者的疑問，專注於研究警察學、城市社會學的徐建華博士認為，無處不在的攝像頭無疑給公權力侵犯公民的隱私提供了可能，但是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公權力侵犯公民隱私的機會，但法律在實踐當中會有多大程度上的執行力度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他說：“在公共治理與公民隱私之間，政府和社會都應該有意識地去保護公民隱私，因為從國際的經驗來看，攝像頭推廣的力量會變得越來越強大，這當中既有政府的推廣，也有資本的力量在起作用。與此同時，公民對攝像頭的態度也會從懷疑到習以為常。在這個過程當中，會體現出政府對公民社會生活空間的侵蝕。”
　　2012年，本澳通過了《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相關條例，一定程度上，已經是針對“天眼”的法律條文。洪榮坤律師仔細的為記者解讀相關的條例，在他看來，“天眼”並不一定會對公民的個人隱私造成侵犯。首先法律規定了，“天眼”所安裝的地點都是公共區域及道路上面，絕對不可以攝影到私人住宅方面。“假設‘天眼’如果無意之間拍到私人住宅發生的事情，恰好需要這段影像作為呈堂證物，但由於影響中涉及到私人住宅，因此法庭會認定這段證據是無效的。”洪榮坤律師舉例說明到，“監控在公共場合拍到的私人住宅、場所都不能成為證據，但是私人在公共場合做出的事情被拍到，就可以作為證據。”他進一步的解釋到，私人在公眾場合所做的事情，都會預先預料到個人行為是會被公開的。當然，沒有任何人可以拿“天眼”所拍攝的影像，將個人的隱私放大，這是違法的，即便是公共執法部門，也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在採訪過程中，洪榮坤律師還告訴記者，只有政府部門才可以在公共區域安裝“天眼”，記者追問，“天眼”安裝的位置及角度，是否需要向公眾公開呢？ “法律上規定拍攝證據必須通知被拍攝的對象，所以‘天眼’所存在的地方，必須讓公眾知道，這樣才會有效。其實市民有需要的時候，可以要求‘天眼’的安裝角度，比如某條馬路的‘天眼’接近我家，我就有權利知道這個角度是否偷拍到我的家庭居所，查看調整拍攝角度，這是市民的合法權利，是受到保護的。”
　　在對公共行為進行監控管理的過程中，公權力如何做到既高效運行，又理性節制，同時保障公民權利不受侵犯，這是在城市管理監控中不可避免的話題，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權利，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探索和討論。值得慶幸的是，在本澳安裝“天眼”至今，還並未出現對個人隱私侵犯的事件出現。
　　隱私保護靠個人
　　處於公共場所的公眾並非沒有隱私可言。據瞭解，隱私是特定人的隱私，只有隱私主體才能決定是否放棄屬於自己的隱私，公共場所也存在某些屬於私人的場合。也許當事人只想讓隱私發生在特定時間和特定範圍內，沒想到被無處不在的探頭拍下來並公之於眾，已經超過當事人隱私不被侵犯的合理預期，隱私即已被侵犯。既然在攝像頭下，個人已經無處可躲，那市民又該如何保護好自己的隱私呢？
　　“其實澳門在立法過程中，一直對個人隱私做出很有利的保護。”洪榮坤律師坦言，本澳現行的關於個人隱私保護的法律有《個人資料保護法》、澳門《刑法典》中同樣有關於個人隱私的法律條例。“而政府在制定《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時，也明確規定‘天眼’不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至於個人應該如何保護隱私，他認為在公眾場合的隱私，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無需擔心“天眼”洩露個人隱私。他笑著說：“其實我們在生活澳門這個小城市，如果只針對個人調查，依靠‘天眼’倒不如找個人跟蹤來的更快些。”洪榮坤律師建議，個人平時需要注意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在社交平臺多避免遺留個人信息等等。而在公眾場合，要預料到事情會被公開，如果不想被誤拍到個人隱私，就盡量避開在公眾場合做出洩露隱私的行為。
　　而關於公共場所的個人隱私保護，徐建華教授委婉地說：“在攝像頭無處不在的情況下，市民並沒有多少良策在公共場合下去保護個人隱私。人們可能會慢慢適應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不再把它當回事。而對於隱私的侵犯的可能性，將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不過，在被侵犯之前，關鍵還是要看個人對自己隱私的保護。”
　　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和個人對隱私越發重視，人人都有隱私權，任何人均可依法透過採用行政或司法途徑，確保隱私權保護範疇的法律規定和規章性規定得以遵守，同時亦享有向公共當局提出告訴的權利。也因此，政府部門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要有保護個人隱私的意識，不能認為公權大於私權，更不能用公權侵犯私權，這樣，個人才能在“天眼”之下，依舊擁有私人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