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尽管有很多途径可以取得官位，但是，在国家稳定、世道承平之时，对官员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要求的。所以，在特定时期，有些英明的帝王会加强对在职官员的相关培训。
　　不知书宰相与倡导学文化皇帝
　　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后晋（936-947）时期有个叫冯玉的人，他的姐姐是皇后，借了这层裙带关系，尽管他识字不多，却不妨碍其步步高升。当皇帝让他撰写重要文件时，他就请别的同僚代笔，就这样他竟然官至宰相。史料上说，冯宰相官至一品，但是“不知书”，至于“不知书”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说明。有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冯宰相看公文，看到“姑息”二字时，一时卡壳，就“请教”别人，别人告诉他这俩字是“辜负”，冯宰相就真的认作是“辜负”，这件事传开来，成为官场笑谈，被称为“不知书宰相”。可见，即使在一千多年前、时局动荡的后晋当官，“不知书”也是件耻辱事。
　　历史上的苻坚（338-385，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曾一度统治北方），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淝水之战”中的败军最高统帅，然而，综合史料来看，他不仅是十六国时期前秦（350-394）的一代尚武帝王，而且还非常注重儒教治国。《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记载，公元372年，前秦皇帝苻坚下诏书：“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意思是，老百姓中只要有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者一项特别技艺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高规格地把他们送到京城去，由中央选拔授予相应官职。同时，前秦政府还明确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员（岁禄百石以上者），如果“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的话，立即罢免其官职。如此看来，1600多年前的苻坚为了增强国力、整顿吏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已经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了。
　　公元375年，苻坚再次下诏书：一是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二是皇帝身边的警卫部队军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等等。具体实施办法是每20名官员配备一个讲解经书的老师，“教读音句”。可见，苻坚倡导学文化，是真心要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他在位前期还推行一系列政策与民休息，加强生产，前秦凭借实力很快统一了当时的北方大地，并攻占了东晋领有的蜀地，与东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是改革的需要，执政的需要
　　公元471年即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 499）对于汉文化极其羡慕，他亲政后，排除阻力，大刀阔斧地在北魏进行了很多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其文化改革措施之一就是严令鲜卑族官僚改说汉话。《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公元495年，拓跋宏要求全体北魏官员必须说汉语，30岁以上的官员，因为“习性已久”，可以慢慢学习汉语，不限时间，但是，30岁以下的官员，必须立即学会汉语，如果有人胆敢不学汉话，还故意说鲜卑话，就降职处分。后来，为了进一步督促北魏的广大领导干部学习汉话，北魏朝廷接连下发诏书：“不得在朝廷之上说北方鲜卑话，违反者，立即撤职！”这一来，官员们不得不强化汉语学习，在北魏形成了学汉话的高潮——不会说汉话，不能在朝廷当官啊。
　　明人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因为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是建国后，一切逐步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换句话说，不能再像以前“草台班子”那会儿随意散漫了，凡事都要守纪律、讲规矩、有章法，于是，当年打打杀杀、行伍出身的武将们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还不太熟悉，时间长了，怕会出现不协调不妥帖之处。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有学问之士，于将领们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在都督衙门为这些武将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同时，他们自己全身保家之道也形成了。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深以为然”，
　　觉得非常有道理，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
　　历史上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偃武修文，十分提倡儒学，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朱元璋开始的有明一代，借助官方力量把封建文化推向了历史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