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经济会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中国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长8—10％的成就。中国领导人根据过去的发展经验，制定了较高的、可行的经济目标。这一发展目标比西欧、美国过去的速度都高，这些国家在一个世纪里GDP的增长速度接近3—4％。二战以后，法国和德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5％。中国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当时的发展速度。
　　中国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结构转变导致增长速度的提高。中国各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4—5倍。即便各产业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只须将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重新配置，就可以实现增长目标的30％。
　　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能够达到多少？如果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平均5％的速度提高，人均收入就能以5％的速度增长。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中国正在教育方面投入巨资，投资于人力资本。中国小学的毛入学率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中学入学率是日本、美国、英国或法国的80％，过去10—15年，这一入学率增长很快，在今后的10—15年将达到最大值；真正落后的是大学的入学率，在该年龄段的入学率只有6—7％，而韩国为50％，美国和英国为40—50％。但中国正越来越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入学率在今后的20—30年会有很大的提高，并达到峰值。韩国、美国在20年前的入学率只是现在的一半，经过了20年，入学率提高了一倍。中国同样如此，大学入学率至少可以从7％提高到14％，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甚至可以达到30—40％。中国还大力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我的研究生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即受教育的人越多，生产率越高，因为有技术的劳动力的回报较高。如果仅仅看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推论每年增长6—7％，考虑到产业间（劳动力）的转移，各个部门有5％的增长率就够了。这就是我自信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由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作为产业的主要投入，中国产业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中国增长的目标可以实现，我预测人均收入的增长接近8—10％。
　　三是中国的经济能够保持稳定。有人怀疑中国的经济能否保持稳定，他们认为中国有大量的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它们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不这样看。25年前，这些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甚至更大，但中国仍努力做到了增长。中国领导人所采取的战略是加快发展高效率的市场经济部门，而逐步淘汰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另一个问题是巨额的债务，10年前，在政府的干预下，由于银行对于国有亏损企业的大量补贴，产生了许多不良资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效率的部门的逐步增加，就会慢慢减少不良资产。政策要逐步转变，如果政府要关闭所有亏损和濒临破产的企业，把大量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四是科技进步的作用。中国不像美国拥有许多前沿的科学技术，虽然中国一些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企业拥有自主开发的技术，但其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与美国、西欧、日本在现有技术方面的合作。中国的科技发展迅速，主要原因是采用了现有技术而不是发明新的技术。中国在某些前沿科技研究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如令人激动的、具有很大发展前景的生物科学的干细胞研究。我不否认中国在某些领域能够领先，但不是所有的前沿科技。到2025年或2030年之前，中国有望在化学和各种工程方面进入全球的前沿领域。我在这里不是说要拥有受过良好培训的人才，而是要有把这些培训成果转化为最先进的、高效的科技的生产企业。人才是前提，但仅仅有人才并不能创造出相应水平的产业。无论有多聪明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还要通过多次生产实践才能把技术变为现实，而企业则提供了这一场所。有许多技术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只能通过从事有关工作来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只能靠学生和导师直接的密切接触才能学到。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前大多数诺贝尔物理奖为欧洲的科学家所获得，尽管美国在高等教育的投入高于欧洲，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美国科学家还是凤毛麟角。后来，美国派出了许多博士生到德国、法国和英国向顶尖的科学家学习，然后回到美国。德国和意大利一些反对法西斯制度的一流的科学家来到美国，并成为导师。意大利的大物理学家费米被法西斯赶出来跑到美国，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一道为美国培养人才。这些移民到美国的大科学家为之培养了整整一代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战后，美国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但我并不是说这是一条“铁律”，中国也要如此，学生也会超过老师，中国自己能够找到一条超越发展的道路。（作者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刘源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