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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西乡（今肥西）人。他出身寒微，在那个干戈四起的年代里，他奋力拼搏，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由游击、参将、总兵而至提督，一步一步地走向他人生的顶峰，成为晚清军界一颗耀眼的新星。后来，他又因抗击法国侵略、保卫宝岛并领导台湾开发而声名煊赫，流芳史册。
然而，在翎顶辉煌的背后，他的内心真的那样洋溢着自豪和荣耀吗？透过繁华的表象，拾读他遗留下的诗篇，人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无限风光的背后，他的内心承受着极度的焦灼，潜藏着些许的无奈。
一、生活大不易，创业实艰辛
刘铭传生活的合肥西乡大潜山一带，地瘠民贫，水利不兴，十年九旱，农业常常歉收，民众生活极其困苦。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多子女家庭，少年时代生活非常凄苦。那个时代，地方上很不宁静，土豪恶霸仗势欺人，刘家也常遭欺压。为了求生，刘铭传在家乡大潜山下筑堡结寨，与官、匪都有冲突，刘家也曾惨遭横祸，刘母惊吓而死。祸不单行，不久，刘铭传又被官兵捉去，后来虽被释放，但经此巨变，数年的苦心经营顷刻化为乌有。刘铭传只得再次白手起家，仆仆于风尘之中，“自从家破苦奔波，懒向人前唤奈何”。这种早年生活的苦难是他一生都不能磨灭的记忆。
1861年，刘铭传率领他的团练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算是进入了正规的战斗序列，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战斗的岁月虽然充满豪情，但也备尝艰辛：“盗贼纵横敢宴安，征途驱马路漫漫。渡淮更觉风尘苦，放眼深愁世事难”，“军中夜夜枕戈眠，寝食难安亦自怜”，“冒暑赴濠梁，行艰路觉长。驰驱劳仆马，尘土满衣裳”……战斗生活是艰苦的，常常要顶风冒雪，晓行夜宿，艰苦的军旅生活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风尘劳苦无休息，憔悴形容羞自看”，“折磨消壮志，憔悴剩微躯”，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二、“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
更让他劳心费神的是人格上的受轻视和人事的纠葛。这是一个更大的无形的枷锁，折磨得他透不过气起来，令他心力交瘁。刘铭传生长于贫寒之家，受到的教育极其有限，没有功名，这在那个极端重视科举功名的官场是非常受歧视的。不论他建立怎样的殊勋，也不论他怎样地刻苦学习，有怎样渊博的学识、独到的眼光和飞扬的文采，他都无法摆脱“武夫”的形象，这是他深藏内心的隐痛，也是他一辈子都无法挣脱的心结。“文章自古重科名”，刘铭传对此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谁不贱，仆射大臣风”，他只能在感叹和羡慕中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官场上的人情世故也折磨着他的身心，刘铭传没有功名已经令那些士大夫们瞧不起了，他们对与这样一位“武夫”同列深感不平，恰恰这样一位“武夫”又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登上了显赫的地位，这使他们颜面无光，让他们气恼，对其有一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讥讽，“三十人为一品官，多少憎忌少人欢”。本已功高遭忌，可他又是一个秉性孤傲、不喜流俗的人。李鸿章做寿，许多达官显要竞相送礼，唯有刘铭传特立独行，按合肥乡间习俗送了两条方片糕和二斤寿面，这样的性格在晚清那个波谲云诡的官场上是难以应付自如的，“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官场生活令他不悦，即便位尊权重，也没给他带来多少快慰，相反，他却感到人情的冷漠和世态的炎凉，“朋辈疏音问，官场任是非”，“旧交朋友亲疏见，新结邻封应答难”。在复杂的人世间和险恶的官场，他感到孤独和寂寞，“昔日江湖曾落魄，吹箫时节几人闻”，“一身落落谁知己，四顾茫茫且放歌”，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从其内心深处升起。
官场的生存规则让他没有好心情，日常事务也令他心劳日拙。曾国藩说郭嵩焘并非“繁剧”之材，刘铭传何尝不是如此？在刘氏内心深处，潜隐着一种回归自然的天性，他早已厌倦了军书傍午的日子，向往淳朴、简约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此身欲闲散，故与宦情违”。然而，这样的辛劳，换得的又是什么呢？不论是现实生活的体验，还是对人生和历史的感悟，都不能让他心情愉快。“不幸入官场，奔劳日日忙。何曾真富贵，依旧布衣裳。”这是他的自嘲，也是他真实的心境和生活状态。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对名利与宦海沉浮看得十分透彻，“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对历史的理解更让他把所谓的功业看得极其淡薄，刘铭传虽然没有接受多少学校教育，但并不表示他没有读多少书，在少年时代后期和青年时代初期，他迸发出一种罕见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其文化水平急剧提高，至同治初年，他已经能够饶有兴味地熟读《史记》那样的典籍。人生的遭遇很容易使他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关内曾更秦法律，眼前不见汉山河。”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朝代，既然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都烟消云散了，那么他拼死捍卫的没落王朝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珍视的呢？“繁华转眼空”，这使得刘铭传在浮华的背后感到了一丝的落寞。
三、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成功地领导了台湾的建设和提出要警惕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刘铭传是晚清士人中的异数
“回首战场都是泪，知心朋辈几人全”，有战争就会有伤亡，知心朋友的罹难时时捶打着他的身心，令他心痛不已。然而，这样大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他所取得的功名能够夸耀于人前吗？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在给其九弟沅浦的信中叹息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对其靠杀人发家隐有愧意，希图有所弥补。刘铭传也有同感，他的所谓功业也是由杀人取得的，这并不使他感到光彩。想当初为了活命，他也办过团练，也常与官府发生冲突，只是后来因缘际会，他被官府收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凭借昔日与自己同样落魄的同胞的鲜血染红顶子毕竟不是一件得意的事，这使得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羞愧。平捻归来后，刘氏深“鄙战功为不足道，当时文牍，一以火之。而深叹古贤王命将之义”。只有那些为民请命、功在社稷、利在黎庶的圣贤名将才是令人心仪的英雄，而刘铭传已经无可选择了。
19世纪中后期的合肥西部乡村，闭塞落后，中国旧有的文化难以在此成长壮大，更鲜有西方新风气的传入。从这个近乎绝域的地方走出的刘铭传，在枪林弹雨中，在万千人倒下去的时刻，登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位，也算是一个奇迹。不仅如此，这个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的庄稼汉，对传统文化竟有一种超人的领悟力和发自内心的喜好，不仅能作诗还能作画，其诗文水平甚至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和嘉许；还不止如此，这个其貌不扬、略显土气的“武夫”，竟能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敏锐地观察到时局的变化，做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业绩，提出了许多带有预见性的见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成功地领导了台湾的建设和提出要警惕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刘铭传是晚清士人中的异数。
然而，无论怎样的功高爵显，也无论怎样的才华横溢，他都无法摆脱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对他的羁绊和时代给他的安排。他在品味人生大境界的同时，内心也在经受着煎熬。对他来说，折磨、凄苦与辉煌、荣耀相伴，都是他生命历程的一部分，都是生活对他的馈赠，刘铭传无法将二者剖解开来，从而走向更超脱的境界。而所有这些，正生动地折射出晚清官场的形态和寒门子弟的生存图景。
然而，在翎顶辉煌的背后，他的内心真的那样洋溢着自豪和荣耀吗？透过繁华的表象，拾读他遗留下的诗篇，人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无限风光的背后，他的内心承受着极度的焦灼，潜藏着些许的无奈。
一、生活大不易，创业实艰辛
刘铭传生活的合肥西乡大潜山一带，地瘠民贫，水利不兴，十年九旱，农业常常歉收，民众生活极其困苦。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多子女家庭，少年时代生活非常凄苦。那个时代，地方上很不宁静，土豪恶霸仗势欺人，刘家也常遭欺压。为了求生，刘铭传在家乡大潜山下筑堡结寨，与官、匪都有冲突，刘家也曾惨遭横祸，刘母惊吓而死。祸不单行，不久，刘铭传又被官兵捉去，后来虽被释放，但经此巨变，数年的苦心经营顷刻化为乌有。刘铭传只得再次白手起家，仆仆于风尘之中，“自从家破苦奔波，懒向人前唤奈何”。这种早年生活的苦难是他一生都不能磨灭的记忆。
1861年，刘铭传率领他的团练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算是进入了正规的战斗序列，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战斗的岁月虽然充满豪情，但也备尝艰辛：“盗贼纵横敢宴安，征途驱马路漫漫。渡淮更觉风尘苦，放眼深愁世事难”，“军中夜夜枕戈眠，寝食难安亦自怜”，“冒暑赴濠梁，行艰路觉长。驰驱劳仆马，尘土满衣裳”……战斗生活是艰苦的，常常要顶风冒雪，晓行夜宿，艰苦的军旅生活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风尘劳苦无休息，憔悴形容羞自看”，“折磨消壮志，憔悴剩微躯”，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二、“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
更让他劳心费神的是人格上的受轻视和人事的纠葛。这是一个更大的无形的枷锁，折磨得他透不过气起来，令他心力交瘁。刘铭传生长于贫寒之家，受到的教育极其有限，没有功名，这在那个极端重视科举功名的官场是非常受歧视的。不论他建立怎样的殊勋，也不论他怎样地刻苦学习，有怎样渊博的学识、独到的眼光和飞扬的文采，他都无法摆脱“武夫”的形象，这是他深藏内心的隐痛，也是他一辈子都无法挣脱的心结。“文章自古重科名”，刘铭传对此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谁不贱，仆射大臣风”，他只能在感叹和羡慕中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官场上的人情世故也折磨着他的身心，刘铭传没有功名已经令那些士大夫们瞧不起了，他们对与这样一位“武夫”同列深感不平，恰恰这样一位“武夫”又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登上了显赫的地位，这使他们颜面无光，让他们气恼，对其有一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讥讽，“三十人为一品官，多少憎忌少人欢”。本已功高遭忌，可他又是一个秉性孤傲、不喜流俗的人。李鸿章做寿，许多达官显要竞相送礼，唯有刘铭传特立独行，按合肥乡间习俗送了两条方片糕和二斤寿面，这样的性格在晚清那个波谲云诡的官场上是难以应付自如的，“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官场生活令他不悦，即便位尊权重，也没给他带来多少快慰，相反，他却感到人情的冷漠和世态的炎凉，“朋辈疏音问，官场任是非”，“旧交朋友亲疏见，新结邻封应答难”。在复杂的人世间和险恶的官场，他感到孤独和寂寞，“昔日江湖曾落魄，吹箫时节几人闻”，“一身落落谁知己，四顾茫茫且放歌”，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从其内心深处升起。
官场的生存规则让他没有好心情，日常事务也令他心劳日拙。曾国藩说郭嵩焘并非“繁剧”之材，刘铭传何尝不是如此？在刘氏内心深处，潜隐着一种回归自然的天性，他早已厌倦了军书傍午的日子，向往淳朴、简约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此身欲闲散，故与宦情违”。然而，这样的辛劳，换得的又是什么呢？不论是现实生活的体验，还是对人生和历史的感悟，都不能让他心情愉快。“不幸入官场，奔劳日日忙。何曾真富贵，依旧布衣裳。”这是他的自嘲，也是他真实的心境和生活状态。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对名利与宦海沉浮看得十分透彻，“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对历史的理解更让他把所谓的功业看得极其淡薄，刘铭传虽然没有接受多少学校教育，但并不表示他没有读多少书，在少年时代后期和青年时代初期，他迸发出一种罕见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其文化水平急剧提高，至同治初年，他已经能够饶有兴味地熟读《史记》那样的典籍。人生的遭遇很容易使他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关内曾更秦法律，眼前不见汉山河。”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朝代，既然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都烟消云散了，那么他拼死捍卫的没落王朝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珍视的呢？“繁华转眼空”，这使得刘铭传在浮华的背后感到了一丝的落寞。
三、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成功地领导了台湾的建设和提出要警惕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刘铭传是晚清士人中的异数
“回首战场都是泪，知心朋辈几人全”，有战争就会有伤亡，知心朋友的罹难时时捶打着他的身心，令他心痛不已。然而，这样大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他所取得的功名能够夸耀于人前吗？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在给其九弟沅浦的信中叹息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对其靠杀人发家隐有愧意，希图有所弥补。刘铭传也有同感，他的所谓功业也是由杀人取得的，这并不使他感到光彩。想当初为了活命，他也办过团练，也常与官府发生冲突，只是后来因缘际会，他被官府收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凭借昔日与自己同样落魄的同胞的鲜血染红顶子毕竟不是一件得意的事，这使得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羞愧。平捻归来后，刘氏深“鄙战功为不足道，当时文牍，一以火之。而深叹古贤王命将之义”。只有那些为民请命、功在社稷、利在黎庶的圣贤名将才是令人心仪的英雄，而刘铭传已经无可选择了。
19世纪中后期的合肥西部乡村，闭塞落后，中国旧有的文化难以在此成长壮大，更鲜有西方新风气的传入。从这个近乎绝域的地方走出的刘铭传，在枪林弹雨中，在万千人倒下去的时刻，登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位，也算是一个奇迹。不仅如此，这个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的庄稼汉，对传统文化竟有一种超人的领悟力和发自内心的喜好，不仅能作诗还能作画，其诗文水平甚至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和嘉许；还不止如此，这个其貌不扬、略显土气的“武夫”，竟能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敏锐地观察到时局的变化，做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业绩，提出了许多带有预见性的见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成功地领导了台湾的建设和提出要警惕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刘铭传是晚清士人中的异数。
然而，无论怎样的功高爵显，也无论怎样的才华横溢，他都无法摆脱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对他的羁绊和时代给他的安排。他在品味人生大境界的同时，内心也在经受着煎熬。对他来说，折磨、凄苦与辉煌、荣耀相伴，都是他生命历程的一部分，都是生活对他的馈赠，刘铭传无法将二者剖解开来，从而走向更超脱的境界。而所有这些，正生动地折射出晚清官场的形态和寒门子弟的生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