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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岁末年终，这是中国人送礼“走后门”的重要时期。“走后门”这个词，据说源于北宋年间，一伶人讽刺宰相蔡京所说的戏剧台词。词典的解释是：用托情、行贿等不正当的手段，通过内部关系达到某种目的。
走后门的变迁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后门”这是个极让人难堪的贬义词。谁家要是办过托情、拉关系、“走后门”的事，他家的孩子在伙伴们中间就抬不起头来。那个年代的人虽然穷，但多是一身正气。个别“走后门”的人，全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生怕被人发现了瞧不起。
到了八十年代，人们的观念有所松动。“走后门”这个词变成了中性词。人们对拉关系，走门子的事既不倡导，也不歧视。“走后门”就像只调皮的小老鼠，悄悄地爬上了台面，从地下转为了地上。事情真是难办了，走走“后门”，拉拉关系，也是情非得以，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个时期，有一小部分脑子活的人，观念转得快的人，“后门”走在前边的人，不是当了官，就是发了财。
进入了九十年代，是“走后门”的盛行时期，也是这个词语最辉煌的时代，一个贬义词摇身一变，竟成了褒义词。在这个时期的人们心里，“走后门”是件光彩的事，是有身份、有能耐、有特权的象征。 “走后门”者，千军万马，拥挤成堆，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激烈的“后门”竞争。“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后门”关系硬，谁下的“饵”重，谁就是竞争的强者。这个时期，“走后门”可以说是实惠了一大批人，富裕了一大批人。当然，后来执法机关查办，也栽倒一部分人。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的“后门”走习惯了，就走成了生活所必须的一部分。改革開放30多年了，“走后门”现象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严重了，还是改善了？笔者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走后门”现象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从官员向百姓的转移，现在连老百姓的孩子入托、入学都要走后门，“走后门”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短缺；第二,从说情向寻租的转移，贪污腐败案因此增多，“走后门”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转型期的人文生态出了问题
“拉关系、走后门”是社会大众所病诟的现象，因为这种不正之风是腐蚀社会机体的瘟疫，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但是，由于转型期一些人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双重标准”，致使：例如，有人一方面指责、谩骂别人“拉关系、走后门”，另一方面自己也在那里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一方面为“拉关系、走后门”偶尔获益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却因无法“破后门而入”而倍感沮丧。转型期之所以有人言行不一，陷入“后门困境”，就是因为转型期的人文生态出了问题。
转型期的人文生态分为环境人文生态、关系人文生态和观念人文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的不良，不仅在于环境不够人性化，不是考虑“人中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环境中重名轻实倾向。这种唯名论势头助长了社会的喧嚣和浮躁，导致了“攀龙附凤”和“找小兄弟”的不正之风。不仅一般老百姓要“拉关系、走后门”，领导干部也要“拉关系、走后门”，只是二者的表现形态不同罢了：前者表现为“攀龙附凤”，后者表现为“找小兄弟”。这种结盟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租和出租，获取各自所需要的利益。非人性化的环境必然会产生树藤互缠的生态现象。
关系人文生态的不良不仅在于人际之间信任度变低，而且在于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规范的变迁。在传统社会，人们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可是在转型期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关系的情谊基础。人际关系变成了以利益为核心的相互利用关系，人们“拉关系、走后门”的目的，或者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包裹自己吓唬别人”，或者是为了营营苟苟，谋取非法利益，以致发展到打打杀杀，沦落到从事犯罪团伙才干的低级营生。
观念人文生态的不良不仅在于现代价值观念诸如“主义”之类的缺失，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传统价值观念诸如“四维”的迷惘。观念是存在的反映，不良的环境人文生态和不良的关系人文生态导致了不良的观念人文生态。而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又使得它们的不良状态恶化。如果说它的原发病态是不懂“礼义”的话，那么恶化后的病态则是不仅不懂“礼义”，而且连“廉耻”也不要了。
当前观念人文生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旗帜性、原则性、正义性在削弱，甚至有人不知廉耻为何物。似乎不再为正义的、先进的、正确的事物鼓而呼，相反，甘愿为邪恶的、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辩护，这是相当悲哀的事情。这种网络舆论生态当然有其社会根源，但是这种不分是非曲直，不明个中原委，脱离法理基础，一味地站在社会法理的对立面，妄图操纵网络舆论，制造网络风潮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更有人拿不是当理说，以颠覆、恶搞为能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凡此种种，都是观念人文生态不良的表现。
东方社会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这可能也是“熟人社会”盛行的原因之一。在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社会”的行为模式已经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关系社会和熟人社会弱化了“法制”的功能，以“关系”代替“契约”，“熟人”的 “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人情”中发生倾斜。以“人情”代替“竞争”，淡化了“竞争”的激励，将亲情、交情、友情这种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中来，导致经济管理中丧失了“利润”的冲动，社会管理丧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这会影响正式组织的功能。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社会腐败、寻租行为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因此，“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的过分发育，是对法制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瓦解。中国国民性格中重伦理、轻法制，重人情、轻理性的弱点，往往是建设法治社会、树立法理权威的障碍。对于这一点，想要驾驭中国政治形势的政治家，必须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适宜的对策。（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走后门的变迁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后门”这是个极让人难堪的贬义词。谁家要是办过托情、拉关系、“走后门”的事，他家的孩子在伙伴们中间就抬不起头来。那个年代的人虽然穷，但多是一身正气。个别“走后门”的人，全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生怕被人发现了瞧不起。
到了八十年代，人们的观念有所松动。“走后门”这个词变成了中性词。人们对拉关系，走门子的事既不倡导，也不歧视。“走后门”就像只调皮的小老鼠，悄悄地爬上了台面，从地下转为了地上。事情真是难办了，走走“后门”，拉拉关系，也是情非得以，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个时期，有一小部分脑子活的人，观念转得快的人，“后门”走在前边的人，不是当了官，就是发了财。
进入了九十年代，是“走后门”的盛行时期，也是这个词语最辉煌的时代，一个贬义词摇身一变，竟成了褒义词。在这个时期的人们心里，“走后门”是件光彩的事，是有身份、有能耐、有特权的象征。 “走后门”者，千军万马，拥挤成堆，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激烈的“后门”竞争。“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后门”关系硬，谁下的“饵”重，谁就是竞争的强者。这个时期，“走后门”可以说是实惠了一大批人，富裕了一大批人。当然，后来执法机关查办，也栽倒一部分人。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的“后门”走习惯了，就走成了生活所必须的一部分。改革開放30多年了，“走后门”现象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严重了，还是改善了？笔者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走后门”现象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从官员向百姓的转移，现在连老百姓的孩子入托、入学都要走后门，“走后门”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短缺；第二,从说情向寻租的转移，贪污腐败案因此增多，“走后门”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转型期的人文生态出了问题
“拉关系、走后门”是社会大众所病诟的现象，因为这种不正之风是腐蚀社会机体的瘟疫，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但是，由于转型期一些人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双重标准”，致使：例如，有人一方面指责、谩骂别人“拉关系、走后门”，另一方面自己也在那里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一方面为“拉关系、走后门”偶尔获益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却因无法“破后门而入”而倍感沮丧。转型期之所以有人言行不一，陷入“后门困境”，就是因为转型期的人文生态出了问题。
转型期的人文生态分为环境人文生态、关系人文生态和观念人文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的不良，不仅在于环境不够人性化，不是考虑“人中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环境中重名轻实倾向。这种唯名论势头助长了社会的喧嚣和浮躁，导致了“攀龙附凤”和“找小兄弟”的不正之风。不仅一般老百姓要“拉关系、走后门”，领导干部也要“拉关系、走后门”，只是二者的表现形态不同罢了：前者表现为“攀龙附凤”，后者表现为“找小兄弟”。这种结盟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租和出租，获取各自所需要的利益。非人性化的环境必然会产生树藤互缠的生态现象。
关系人文生态的不良不仅在于人际之间信任度变低，而且在于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规范的变迁。在传统社会，人们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可是在转型期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关系的情谊基础。人际关系变成了以利益为核心的相互利用关系，人们“拉关系、走后门”的目的，或者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包裹自己吓唬别人”，或者是为了营营苟苟，谋取非法利益，以致发展到打打杀杀，沦落到从事犯罪团伙才干的低级营生。
观念人文生态的不良不仅在于现代价值观念诸如“主义”之类的缺失，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传统价值观念诸如“四维”的迷惘。观念是存在的反映，不良的环境人文生态和不良的关系人文生态导致了不良的观念人文生态。而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又使得它们的不良状态恶化。如果说它的原发病态是不懂“礼义”的话，那么恶化后的病态则是不仅不懂“礼义”，而且连“廉耻”也不要了。
当前观念人文生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旗帜性、原则性、正义性在削弱，甚至有人不知廉耻为何物。似乎不再为正义的、先进的、正确的事物鼓而呼，相反，甘愿为邪恶的、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辩护，这是相当悲哀的事情。这种网络舆论生态当然有其社会根源，但是这种不分是非曲直，不明个中原委，脱离法理基础，一味地站在社会法理的对立面，妄图操纵网络舆论，制造网络风潮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更有人拿不是当理说，以颠覆、恶搞为能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凡此种种，都是观念人文生态不良的表现。
东方社会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这可能也是“熟人社会”盛行的原因之一。在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社会”的行为模式已经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关系社会和熟人社会弱化了“法制”的功能，以“关系”代替“契约”，“熟人”的 “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人情”中发生倾斜。以“人情”代替“竞争”，淡化了“竞争”的激励，将亲情、交情、友情这种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中来，导致经济管理中丧失了“利润”的冲动，社会管理丧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这会影响正式组织的功能。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社会腐败、寻租行为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因此，“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的过分发育，是对法制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瓦解。中国国民性格中重伦理、轻法制，重人情、轻理性的弱点，往往是建设法治社会、树立法理权威的障碍。对于这一点，想要驾驭中国政治形势的政治家，必须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适宜的对策。（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