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于当年9月与钱端升等人到美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至1942年，胡适任驻美大使，卸任后在美国从事《水经注》研究。
抗战胜利后，胡适于1945年9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在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
1946年7月初，胡适由美国回到上海，月底到北平。9月20日，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开始他在北大的最后时光。
胡适归国就任之前，傅斯年代理校长，对复员后的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胡适到北平后，于8月16日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师聘任问题，决定在文学院下添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分为两系：动物系和植物系，新建农、工、医三院。
胡适就任校长后，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多次协商讨论，聘任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此外还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胡适自兼国文系主任。至此，抗战回迁的北大经过傅斯年的整顿和胡适的调整，开始走上正轨。
10月1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他在分六个阶段回顾了北大的历史后，对新北大提出希望：“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
胡适还说：“自由研究是北大一贯的作风。‘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胡适还引用南宋吕祖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名言，告诫北大学生要独立思考，不盲从。
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积极谋划北大的学科发展和教学条件的改善，但由于时局等原因，很多未能付诸实践。
胡适接手北大之初，曾向人表示，他很想把中文系某些教师的繁琐考证风气加以扭转，使他们能做到他所主张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史学系主任姚从吾任河南大学校长后，胡适曾想兼任史学系主任，以便对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所改进，考虑到已经兼国文系主任，就由秘书郑天挺兼任，自己则在史学系开了一门史学方法论的课程。由于胡适作为名人太过忙碌，他对北大国文系的改造设想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胡适曾屡次向人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红楼；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图书馆；他在任期间也要为北大修建一座值得纪念的建筑，他想修建一座礼堂。后来胡适正式提出此议，与建筑学家梁思成商谈，并积极为此事筹措经费。可惜由于时局动荡，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任北大校长后，胡适还为争取经费殚精竭虑，除了教育部的经费，还积极争取中基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
1947年3月14日，胡适在中基会年会上提出中基会与北大第二次合作议案，具体内容是：北大向中基会借美元三十万元，分两年支付，作为购买图书设备之用。北大每年付息五厘，由教育部担保，用美金付还。两年之后，分十五年还本。
胡適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计划就是物理系的发展和筹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大约在1947年，胡适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总参谋长陈诚写信说：“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践，并训练青年学者，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胡适在信中开列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骏、袁家骝九人名单，并且说他们是“极全国之选”，并且都已经答应到北大。
胡适说：“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责。但此项研究与试验，须有充分最新设备，不能不请国家特别的补助。”
1948年，北大得到中基会十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发展物理系，筹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但这一宏伟的计划同样由于时局的原因未能实现。
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首次在人数上超过国民党军队。国统区货物奇缺，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各地学潮不断，北平学生再度罢课，北大也有穷困学生排队请愿。在此艰难条件之下，胡适还是努力支撑残局，积极筹备北大的五十周年校庆。
据《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当时北大为纪念五十周年而准备举办的活动有很多，包括各种展览、实验室开放、学术演讲、出版纪念论文集等。此外，北大学生自治会将组织球类比赛、棋类比赛、自行车比赛、拔河比赛、话剧演出、“话家常”晚会等。整个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丰富多彩。
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所作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说：“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在这区区五十年之中，已经过了许多次的大灾难，吃过了不少苦头。”
胡适历数了北大经历的艰难困苦，特别回忆了蒋梦麟校长期间北大“国难六年中继续苦干”的往事。胡适最后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他能安全的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随着局势的危急，当时北大还讨论过是否迁校的问题，胡适坚决反对迁校，说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是因为在北平，如果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
然而，时局转变之快，多少有些出乎胡适意料，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北大校长竟然来不及在北平庆祝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也没有想到原计划16日下午五时通过北大工学院实验电台发表“校庆前夕的感想”也来不及讲了。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仓促飞离北平，也从此告别了北大。
胡适飞离北平前，曾匆匆给汤用彤、郑天挺等北大负责人留下便条，表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没有再回到北大的胡适，确实总是牵挂着北大。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庆祝五十周年校庆的大会上讲话，他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
1952年12月17日，胡适出席台北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五十四周年庆祝会，在演讲中，他回忆了北大在忧患中奋斗的历史。
1956年1月14日，胡适给北大地质系教授葛利普的妻子（葛利普的书记，自称是他的妻子）电汇去250美元，买下了葛利普的最后著作《我们生活的世界》手稿。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留在大陆的102箱藏书和文件赠给北京大学。胡适藏书的主要部分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1958年12月17日，胡适在台北北大校友举行的北大六十周年校庆会上发表演说，回顾了蔡元培、蒋梦麟对北大的贡献，西南联大时期取得的成就。胡适指出，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最重要的贡献是树立了六项北大精神：高尚纯洁的精神，兼容并包的精神，合作互助的精神，发扬蹈厉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
1960年12月26日，喜欢考据的胡适作了一篇关于北大的考证文章——《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北大校庆究竟該在哪一天？》。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
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与北大的故事由此开始。
他还曾为北大写过“情诗”：
三年不见伊，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
今天蓦地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只见伊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这是胡适1929年1月回北平时有感而发所作的一首名为《留恋》的白话诗。他在1929年1月25日的日记中明确说，此诗是为“纪念北大”而作的。这首诗表达了胡适对北大的怀念与牵挂之情。
胡适在北大待了十八年，这里有他的理想、他的学术、他的亲友、他的回忆。尽管最后他离开了北大，但他还是一直牵挂着北大。他对这土地一直爱得深沉。
（汪宁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与北京大学》）
抗战胜利后，胡适于1945年9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在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
1946年7月初，胡适由美国回到上海，月底到北平。9月20日，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开始他在北大的最后时光。
北大转入正轨
胡适归国就任之前，傅斯年代理校长，对复员后的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胡适到北平后，于8月16日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师聘任问题，决定在文学院下添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分为两系：动物系和植物系，新建农、工、医三院。
胡适就任校长后，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多次协商讨论，聘任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此外还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胡适自兼国文系主任。至此，抗战回迁的北大经过傅斯年的整顿和胡适的调整，开始走上正轨。
10月1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他在分六个阶段回顾了北大的历史后，对新北大提出希望：“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
胡适还说：“自由研究是北大一贯的作风。‘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胡适还引用南宋吕祖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名言，告诫北大学生要独立思考，不盲从。
发展北大的梦想
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积极谋划北大的学科发展和教学条件的改善，但由于时局等原因，很多未能付诸实践。
胡适接手北大之初，曾向人表示，他很想把中文系某些教师的繁琐考证风气加以扭转，使他们能做到他所主张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史学系主任姚从吾任河南大学校长后，胡适曾想兼任史学系主任，以便对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所改进，考虑到已经兼国文系主任，就由秘书郑天挺兼任，自己则在史学系开了一门史学方法论的课程。由于胡适作为名人太过忙碌，他对北大国文系的改造设想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胡适曾屡次向人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红楼；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图书馆；他在任期间也要为北大修建一座值得纪念的建筑，他想修建一座礼堂。后来胡适正式提出此议，与建筑学家梁思成商谈，并积极为此事筹措经费。可惜由于时局动荡，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任北大校长后，胡适还为争取经费殚精竭虑，除了教育部的经费，还积极争取中基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
1947年3月14日，胡适在中基会年会上提出中基会与北大第二次合作议案，具体内容是：北大向中基会借美元三十万元，分两年支付，作为购买图书设备之用。北大每年付息五厘，由教育部担保，用美金付还。两年之后，分十五年还本。
胡適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计划就是物理系的发展和筹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大约在1947年，胡适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总参谋长陈诚写信说：“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践，并训练青年学者，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胡适在信中开列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骏、袁家骝九人名单，并且说他们是“极全国之选”，并且都已经答应到北大。
胡适说：“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责。但此项研究与试验，须有充分最新设备，不能不请国家特别的补助。”
1948年，北大得到中基会十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发展物理系，筹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但这一宏伟的计划同样由于时局的原因未能实现。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
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首次在人数上超过国民党军队。国统区货物奇缺，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各地学潮不断，北平学生再度罢课，北大也有穷困学生排队请愿。在此艰难条件之下，胡适还是努力支撑残局，积极筹备北大的五十周年校庆。
据《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当时北大为纪念五十周年而准备举办的活动有很多，包括各种展览、实验室开放、学术演讲、出版纪念论文集等。此外，北大学生自治会将组织球类比赛、棋类比赛、自行车比赛、拔河比赛、话剧演出、“话家常”晚会等。整个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丰富多彩。
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所作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说：“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在这区区五十年之中，已经过了许多次的大灾难，吃过了不少苦头。”
胡适历数了北大经历的艰难困苦，特别回忆了蒋梦麟校长期间北大“国难六年中继续苦干”的往事。胡适最后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他能安全的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随着局势的危急，当时北大还讨论过是否迁校的问题，胡适坚决反对迁校，说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是因为在北平，如果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
然而，时局转变之快，多少有些出乎胡适意料，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北大校长竟然来不及在北平庆祝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也没有想到原计划16日下午五时通过北大工学院实验电台发表“校庆前夕的感想”也来不及讲了。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仓促飞离北平，也从此告别了北大。
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胡适飞离北平前，曾匆匆给汤用彤、郑天挺等北大负责人留下便条，表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没有再回到北大的胡适，确实总是牵挂着北大。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庆祝五十周年校庆的大会上讲话，他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
1952年12月17日，胡适出席台北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五十四周年庆祝会，在演讲中，他回忆了北大在忧患中奋斗的历史。
1956年1月14日，胡适给北大地质系教授葛利普的妻子（葛利普的书记，自称是他的妻子）电汇去250美元，买下了葛利普的最后著作《我们生活的世界》手稿。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留在大陆的102箱藏书和文件赠给北京大学。胡适藏书的主要部分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1958年12月17日，胡适在台北北大校友举行的北大六十周年校庆会上发表演说，回顾了蔡元培、蒋梦麟对北大的贡献，西南联大时期取得的成就。胡适指出，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最重要的贡献是树立了六项北大精神：高尚纯洁的精神，兼容并包的精神，合作互助的精神，发扬蹈厉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
1960年12月26日，喜欢考据的胡适作了一篇关于北大的考证文章——《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北大校庆究竟該在哪一天？》。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
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与北大的故事由此开始。
他还曾为北大写过“情诗”：
三年不见伊，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
今天蓦地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只见伊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这是胡适1929年1月回北平时有感而发所作的一首名为《留恋》的白话诗。他在1929年1月25日的日记中明确说，此诗是为“纪念北大”而作的。这首诗表达了胡适对北大的怀念与牵挂之情。
胡适在北大待了十八年，这里有他的理想、他的学术、他的亲友、他的回忆。尽管最后他离开了北大，但他还是一直牵挂着北大。他对这土地一直爱得深沉。
（汪宁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