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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文章千古事
在复旦大学工作，使我有机会常向同事请教他们的研究心得，也有机会向他们索要所撰文章。我手边有十一篇博士论文、一篇博士后的论文。因为都是很专门的研究，对于内容，我自然无从置喙，而细看他们的写法，对史料的利用，文章的结构安排，常觉得很受启发，因此在这儿作一个介绍。我提出这些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十一位学者，都在复旦历史系的精英之列，他们的工作，应该足够当作楷模借鉴。
写文章开头的第一件事是“文章千古事”。这是我们的职业规范，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一篇文章一旦写出来，就会留下。早年的论文，现在看来怎么这么幼稚，这么多错，令人汗颜。但是这篇文章在各个图书馆、各种网络都能查到，无法撤去，无法擦去，你必须对它负责一辈子。所以写文章要常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我们一定会犯错误，但是我希望犯的是光荣的错误而不是愚蠢的错误，是“见有所不及”的错误而不是粗疏潦草的错误。研究一直在深入，认识总是一定研究阶段的认识，文章中有可议之处，甚至有一些错误，在所难免，但不应该是粗枝大叶的、不负责任的、曲学阿世的或者是愚蠢的错误。我们来看这些文章，把它们当作范文，走到“得失寸心知”这一层，把它们的好处体会出来，学到手。
看这些文章的线索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是学问，“思”是想法。你要有很多材料；你的想法要和你的学问相结合，不能天马行空。科学是极度保守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套自己的规矩。什么是“殆”？第一种解释，何焯《义门读书记》，不学而思，终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不学而思，想到后来昏昏沉沉；你没有扎实的基础，想到后来就昏昏沉沉。第二种是朱熹，《朱子集注》：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你不好好去学，你去胡思乱想，那是很危险的，会完全是天马行空，想出很奇怪的东西来；第三种是《王念孙读书杂志》：思而不学，则无所依据，故疑而不决。你不好好学，只是臆想的话，你会“疑而不决”。哪个想法是对的呢？你没有事实材料的支持，答不出来。上述三种对经典的解释，到底哪个是对的，更接近孔圣人的想法，我们不去考证，我们可以兼收并蓄，因为这三种危险都可能出现。
一、理论的作用
我们来看第一篇文章，历史地理研究所邹怡老师的《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一看就知道这个题目是严格界定的，有明确的时间和研究主题。但是要真正丰满地展开论述，好像资料是根本。邹老师说他在写文章的时候，确定主题以后就立即着手相关论著和史料的搜集，脑海中一直念叨着“徽州”和“茶业”两个关键词。他说的，就是开始写文章时的情形：一直想着这篇文章该怎么写，“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
写好一篇文章的第一步是要有很多好的材料，那么如何找到好的材料？“茶叶”到处都是，可是到要写的时候，前后左右好像又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们很多人在写作时都遭遇过的一种经验。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平时建立自己的档案库。买来的书一般读完之后几天就忘记了，但是如果我们读书的时候在书上做一些小的标注，表明这一部分写的是什么、作者的观点是什么、你是怎么看的等等，或者用五颜六色的笔标明文章不同的部分，这样一本书看完之后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档案库，远远超过你当时买书的价值，因为这有你的思想在里面。
我以前写过一本小册子，在台湾出版了，然后我把它送给我朋友一本。后来复旦大学出版社要想再版，但我手边已经没有存书了，于是我就又从朋友那里要过来，交给复旦出版社，当作排印的底稿。工作完成以后，原来那本书已经拆散了，一张一张的，破旧不堪，于是我就打算另外送他一本新的，但是他坚决说不要，还是要原来那本。因为上面密密麻麻地标记着他的评注和发挥，这就是他的档案库。当然上面的标注并不都是表扬我的，有很多是不同意我的说法的，这本书是我的研究成果，但他仔细看了以后，加入了他的很多想法，很多评论，这本书在更大的意义上变成了他的研究成果。
但是当你有了自己的档案库以后，也不见得就会下笔如有神，也常常会反复出现写完以后全部扔掉重写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坐在电脑前发呆，坐半天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有史料，但无法把这些史料连接起来，合成一篇文章，一个整体，去说明一个问题。这表明你脑子里的东西还不成熟，不知道该怎么写。等到看出这些零散的材料之间的联系，你就能把它们串起来，要写什么，哪些资料可以用，都会在脑子里涌出来，你想说明的问题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这就是理论的作用。
章学诚对写文章有一个批评，他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把材料罗列在一起或者把史料拿出来探讨都不叫历史，什么是史学是有一个明确的观点的：帮助解释解决社会问题。这篇文章写了茶叶怎么灌溉，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影响。邹老师的文章突出的一点在于，他把这些看似关系不大的事用一条线索、一套理论连接起来了，并由此说明了一个问题，考察了这一地区的市镇和经济生活。这里面有很多史考，但突出的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推测有一个什么方向，他是怎么推测出来的，可以好好探讨一下。很多东西并不在于你写出来什么，而在于你想到了什么。邹怡的座师王振忠教授曾特别称赞他的“读书人的气质”；以我对他的了解，王教授的话极其精当，绝非夸饰。而所谓“读书人的气质”，特别的一点就是深思。业精于思，构造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对材料作深入的分析，这是一；在整篇文章中，这种作为框架的东西从材料的分析和描述中自然呈现出来，则是作者对材料的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作者功力的表现。
二、题材的剪裁
但是这种“思”，必须是在一定的规范之下，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历史学中有很多很值得研究的题目，比如日本近代与中国近代的对比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你要怎么写呢，题目太大了！所以“思”的第一步，就是确立一个可以操作的题目，这就是剪裁。夏洞奇老师的学问，他的座师彭小瑜教授一直称赞有加。看看这篇论文篇首开列的长达四页四十二项的参考文献“基本缩写表”，大家都会同意此言不虚。而且这又是夏老师所心爱的一个主题，据我观察，他每天至少说十遍奥古斯丁，恨不得生在公元四世纪的非洲迦太基。对奥古斯丁的学问，从教父哲学和神学，“正义战争的力量，对于时间和永恒的论述，对于意志的理解，对于解决邪恶问题以及理解信仰和理性的方法”，无所不谈；奥氏所在的三、四世纪又是对于西洋历史的承前启后，“纷繁复杂、变化多端”，这要怎么写才能写好呢？要是夏老师把他所知道的奥古斯丁都写下来，那就成了一本百科全书，而不是一本专著，不是对“社会政治思想”的专门论述了。作为博士论文，篇幅既不允许，而且如果面面俱到，也不易深入。这就要求你在你所熟悉的、你心爱的材料中作一选择，画地为牢，自己给自己限定一个严格的范围。我常开玩笑说，我要把自己想象成从前的走方郎中，摆一个摊子，桌前竖一幌子，唤作“吴一帖”：同学写文章要是问计于我，我保证这一帖管用。这一帖药就是：“题目太大了！”我们来看夏洞奇老师是怎么写的，这是他文章的原话：“本书的目标不在于对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一番全景式的扫描，而在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入手，围绕若干关键性问题，较为深入地阐发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理解。”这就是剪裁，而这种文章的剪裁，哪些要，哪些不要，实际上就是你的心得。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也就决定了你怎么剪、怎么裁。 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明确文章要写什么，写文章的目标是什么。应付老师可以是一个目标，但是学会写文章应该是一个历史学者，甚至是任何一个要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的第一课。同学们有的时候抱怨老师都不教我们怎样写文章，其实，老师给你的论文题目就是你最大的收获，因为老师给你的，正是有意义的主题，正是你现在有能力做，而且你以后可以进一步发展深入的主题。如果你过五年用这一题目再写一遍，你会发现层次又高了一个等级。你现在写的，不是百科全书。你是在和一群特定的读者讨论一个特定的问题。夏老师会告诉你，他的书，一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说的：“对某些人已经太长，对某些人依然太短。”
三、问题意识
上文说到“特定的问题”是剪裁的基础。我们来看“问题”。温海清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地理，特别是金元时期的历史和地理。我的有关金元的知识都是在和温老师聊天时学到的。温老师的专题是行政建制，研究杨浦区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宝山区什么时候建立的，复旦什么时候划归杨浦区，什么时候仍旧是宝山县。这些问题听上去很枯燥、很零散的。这本书的“地名索引”下列七百多个州县市镇，如果我来写——如果我有能力写的话，很可能写成一本字典式的书，每一个区划，原来是什么，后来是什么，现在是什么。那在我最多是为读者整理了一堆材料。温老师怎么研究的呢？他是从区的变化看这个地方、这个社会的历史变迁，他从历史变迁看区划的形成。我们那时候区很小，现在复旦都归杨浦区了，行政区划变化得很大，这些变化的背后，就是上海经济、人口的变化，所以他就是从这个角度研究区位的变化。当然他讲的是金元，我把“腹里”翻译成复旦大学了。
所谓“腹里”，是蒙元时代华北的一个地区，后来最终大致变成了今日的山西、河北、山东三省。温老师提出的问题是：蒙元时代“腹里”地区内部三分格局又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呢？金元时这三块区域的划分有无其他缘由呢？这一区域又曾设有何种类型的机构呢？它怎么会被切割出来成为一个实际上的高级地方政区，在元代区划体系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呢？最后他得到的结果是，原来“腹里”约略就是“内地”，由此又看出蒙元已逐渐将华北内地化，在元人意识中已逐渐出现“中州内地”、“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的观念。
他没有把历史和地理的知识杂乱地罗列，而是把这些看来没有关系的东西联系起来，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图画。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在文章的结构设计上有一个坚强的保证：每一章的开头一段都是“问题是什么”，所以文章线索很清晰。我特别提出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能评论金元历史或地理，我是想提请同学们注意，看看文章的结构和主题怎么相互配合，怎么把你想说的话、你搜集到的材料组织起来，说明你的主题。大家看完以后可以找温老师探讨一下，问问是怎么把材料组织在一起的，怎么把看似分散的材料安排到各自的位置上，让它们一同对主题的阐述做贡献。他很多地方写得很细致，有很多考证，我们还可以问他，他是怎么来考证的，零星的考证怎么组织。读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他研究的成果，但很难看出他研究思考的过程，看出考证在论述中的作用。所以要找他，问问其中的秘密。要留意，历史传递的不仅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智慧。
温海清的座师姚大力教授说“海清勤快”，他读书多而且细，但是竟然没有“罔”，没有迷失在散乱纷杂的史料中，这是因为一直有“问题”盘桓心中。
四、资料的清理
我们上文说了很多组织材料的事，可是材料从何而来呢？
孙青老师研究的，是以“西政”这一概念为中心的关于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于西学的回应，是一个观念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姜义华教授说，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形成前史研究，是国内外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很少前人专门研究成果。所以孙老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理清史料。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概念自身人手，从“政”以及相关词的翻译开始，从一八一五年起到一九○○年出版的十五、六本字典中摭取对这一本来意义非常宽泛模糊的词的释义，进而到相关的“意群”，作了细致的追寻；再是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国内主要的编译机构，包括同文馆、广学会、江南制造局，以及益智书会引进的书籍要目人手，分门别类，排比考究，几二十页，杂而不乱。从这两个方面清理史料，我们看见孙老师独到的眼光，所谓提纲挈领，提纲则众目张。
有了概念和当时引进的书目，有了一个“纲”，“目”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以一八八五年江南制造局译印的《佐治刍言》为例，孙老师追索到了英文原书，后来被江南制造局用为中介的日本编译本，找到了当时担任翻译口述的傅兰雅和笔译的应祖锡，考察了一八八五年到一九。二年前后的十二个版本，以及一八九四年以后出现的白话转译本。她还研究了《佐治刍言》后来被各种新学丛书收录的情况，再细，还研究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当时对西学颇有涉猎的读书人、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孙宝碹，对《佐治刍言》的阅读，史料的使用丰富而不杂乱。
孙青老师从事的题目，一切草创。孙青是章清教授的第一个博士，她告诉我说这种对史料的分析整理来自老师的要求。但是她在史料收集和整理上下的工夫，为她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以后的研究，据我所知，有很多都充分利用了孙老师的成果，这是对学术的贡献，常称功德；当然也有人没有用，那是他们自己的错。
五、广博的资料基础
你要是想见一个女巫，找陆启宏老师不会得到很多帮助；你要是对巫术、女巫感兴趣的，想要理解这一历史现象，找他就对了。从历史上看，巫术和技术没有本质的差别，不要简单地认为这是迷信。巫术是不成功的技术，技术是成功的巫术。这两者本身，都是希望通过人的行为，改变自然的进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成功了我们就说技术伟大，失败了我们就说巫术不好，这是非历史的。
但是要写巫术，比写技术要难很多，困难是材料。这个主题的特点是材料很杂，陆老师做好的关键，令人赞叹的，是资料整理。大家现在年纪轻，脑子好，可以多记一些材料。实在空得没事，每周背一首唐诗，对将来的写作也大有好处。有人会说都用电脑啦，何必记忆。人脑当然不能和资料库相比，但是，电脑的一个特点是：你必须知道你要查什么，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模模糊糊想起一首诗，我可以查一下，“文章千古事”，下一句想不起来了，可以查一下。但是如果我根本不知道杜甫，不知道有这首诗，那就无从下手。历史学家的学问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学问。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工作，你都需要自己的资料库，这是你的百年大计。你不能等到要写文章了，再去收集资料。收集资料的方法有很多，有人用笔记本，有人用电脑，有人用荧光笔划，有人在书中夹小纸条。资料读一遍、两遍、三遍，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多资料你一眼看过去，不是什么重要的材料，再仔细一想或者过了若干年，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问题时，它又成为重大的材料。你看一本书，随时写下当时的想法、感情，对你下次读的时候，会是一种启发。为了反复阅读，同时也是为了以后采用，你的资料库要包括完全的信息——何时何地，哪一家出版社，第几版，著者译者，章名页次，都是必须的；如果这本书是图书馆借的，最好还有图书馆的信息。你想起一条史料，却忘记了出处，不知道去哪里查。要是发生这样的事，你就不必读历史系了。历史学家最厌恶的就是模模糊糊记得一件事，但是找不到。
陆老师的文章的资料基础，据文章所列，是四十种原始文献，大约一百五十种西文文献，九十种中文文献，以及近十种网站。现在你看到陆老师，一定觉得他和女巫的形象相差很远。但是当时他撰写论文的时候，确实是走火入魔的样子。他自己说：“在撰写这篇论文时，如同柏辽兹创作《幻想交响乐》时一样，‘陷入了某种绝望的爱恋……陷入挫折和绝望之中，几近放弃。晚上闭上双眼时，在脑海中时常萦绕着许多幻觉’。”
说到原始资料，少不得就面对翻译。陆老师的这本书附有九个他自己翻译的原始文献。翻译是一件好事，你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某个地方没有理解清楚，这就逼迫你倒回去再看。让我插一两句离题的话。英国皇族外语训练有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双向翻译，比如英语译成法语，过两天再译回来，把你自己做的法语译文再译成英语，看看和原文有什么不一样。几次下来，里面的营养都吸收了。所以我自己感觉学英语看电视是没有用的，看录像带对于提高英语水平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这儿的差别就是录像可以反复观看。当年用的是VHS胶带，口号是“看坏这盘录像带”。一盘录像带大概可以播放六十次，也就是说相同的内容要看六十遍。每一次看一个片段，看个十遍八遍，看到你和剧中人可以对话，他说了上句你能接下旬，那就差不多了。
在复旦大学工作，使我有机会常向同事请教他们的研究心得，也有机会向他们索要所撰文章。我手边有十一篇博士论文、一篇博士后的论文。因为都是很专门的研究，对于内容，我自然无从置喙，而细看他们的写法，对史料的利用，文章的结构安排，常觉得很受启发，因此在这儿作一个介绍。我提出这些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十一位学者，都在复旦历史系的精英之列，他们的工作，应该足够当作楷模借鉴。
写文章开头的第一件事是“文章千古事”。这是我们的职业规范，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一篇文章一旦写出来，就会留下。早年的论文，现在看来怎么这么幼稚，这么多错，令人汗颜。但是这篇文章在各个图书馆、各种网络都能查到，无法撤去，无法擦去，你必须对它负责一辈子。所以写文章要常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我们一定会犯错误，但是我希望犯的是光荣的错误而不是愚蠢的错误，是“见有所不及”的错误而不是粗疏潦草的错误。研究一直在深入，认识总是一定研究阶段的认识，文章中有可议之处，甚至有一些错误，在所难免，但不应该是粗枝大叶的、不负责任的、曲学阿世的或者是愚蠢的错误。我们来看这些文章，把它们当作范文，走到“得失寸心知”这一层，把它们的好处体会出来，学到手。
看这些文章的线索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是学问，“思”是想法。你要有很多材料；你的想法要和你的学问相结合，不能天马行空。科学是极度保守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套自己的规矩。什么是“殆”？第一种解释，何焯《义门读书记》，不学而思，终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不学而思，想到后来昏昏沉沉；你没有扎实的基础，想到后来就昏昏沉沉。第二种是朱熹，《朱子集注》：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你不好好去学，你去胡思乱想，那是很危险的，会完全是天马行空，想出很奇怪的东西来；第三种是《王念孙读书杂志》：思而不学，则无所依据，故疑而不决。你不好好学，只是臆想的话，你会“疑而不决”。哪个想法是对的呢？你没有事实材料的支持，答不出来。上述三种对经典的解释，到底哪个是对的，更接近孔圣人的想法，我们不去考证，我们可以兼收并蓄，因为这三种危险都可能出现。
一、理论的作用
我们来看第一篇文章，历史地理研究所邹怡老师的《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一看就知道这个题目是严格界定的，有明确的时间和研究主题。但是要真正丰满地展开论述，好像资料是根本。邹老师说他在写文章的时候，确定主题以后就立即着手相关论著和史料的搜集，脑海中一直念叨着“徽州”和“茶业”两个关键词。他说的，就是开始写文章时的情形：一直想着这篇文章该怎么写，“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
写好一篇文章的第一步是要有很多好的材料，那么如何找到好的材料？“茶叶”到处都是，可是到要写的时候，前后左右好像又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们很多人在写作时都遭遇过的一种经验。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平时建立自己的档案库。买来的书一般读完之后几天就忘记了，但是如果我们读书的时候在书上做一些小的标注，表明这一部分写的是什么、作者的观点是什么、你是怎么看的等等，或者用五颜六色的笔标明文章不同的部分，这样一本书看完之后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档案库，远远超过你当时买书的价值，因为这有你的思想在里面。
我以前写过一本小册子，在台湾出版了，然后我把它送给我朋友一本。后来复旦大学出版社要想再版，但我手边已经没有存书了，于是我就又从朋友那里要过来，交给复旦出版社，当作排印的底稿。工作完成以后，原来那本书已经拆散了，一张一张的，破旧不堪，于是我就打算另外送他一本新的，但是他坚决说不要，还是要原来那本。因为上面密密麻麻地标记着他的评注和发挥，这就是他的档案库。当然上面的标注并不都是表扬我的，有很多是不同意我的说法的，这本书是我的研究成果，但他仔细看了以后，加入了他的很多想法，很多评论，这本书在更大的意义上变成了他的研究成果。
但是当你有了自己的档案库以后，也不见得就会下笔如有神，也常常会反复出现写完以后全部扔掉重写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坐在电脑前发呆，坐半天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有史料，但无法把这些史料连接起来，合成一篇文章，一个整体，去说明一个问题。这表明你脑子里的东西还不成熟，不知道该怎么写。等到看出这些零散的材料之间的联系，你就能把它们串起来，要写什么，哪些资料可以用，都会在脑子里涌出来，你想说明的问题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这就是理论的作用。
章学诚对写文章有一个批评，他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把材料罗列在一起或者把史料拿出来探讨都不叫历史，什么是史学是有一个明确的观点的：帮助解释解决社会问题。这篇文章写了茶叶怎么灌溉，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影响。邹老师的文章突出的一点在于，他把这些看似关系不大的事用一条线索、一套理论连接起来了，并由此说明了一个问题，考察了这一地区的市镇和经济生活。这里面有很多史考，但突出的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推测有一个什么方向，他是怎么推测出来的，可以好好探讨一下。很多东西并不在于你写出来什么，而在于你想到了什么。邹怡的座师王振忠教授曾特别称赞他的“读书人的气质”；以我对他的了解，王教授的话极其精当，绝非夸饰。而所谓“读书人的气质”，特别的一点就是深思。业精于思，构造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对材料作深入的分析，这是一；在整篇文章中，这种作为框架的东西从材料的分析和描述中自然呈现出来，则是作者对材料的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作者功力的表现。
二、题材的剪裁
但是这种“思”，必须是在一定的规范之下，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历史学中有很多很值得研究的题目，比如日本近代与中国近代的对比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你要怎么写呢，题目太大了！所以“思”的第一步，就是确立一个可以操作的题目，这就是剪裁。夏洞奇老师的学问，他的座师彭小瑜教授一直称赞有加。看看这篇论文篇首开列的长达四页四十二项的参考文献“基本缩写表”，大家都会同意此言不虚。而且这又是夏老师所心爱的一个主题，据我观察，他每天至少说十遍奥古斯丁，恨不得生在公元四世纪的非洲迦太基。对奥古斯丁的学问，从教父哲学和神学，“正义战争的力量，对于时间和永恒的论述，对于意志的理解，对于解决邪恶问题以及理解信仰和理性的方法”，无所不谈；奥氏所在的三、四世纪又是对于西洋历史的承前启后，“纷繁复杂、变化多端”，这要怎么写才能写好呢？要是夏老师把他所知道的奥古斯丁都写下来，那就成了一本百科全书，而不是一本专著，不是对“社会政治思想”的专门论述了。作为博士论文，篇幅既不允许，而且如果面面俱到，也不易深入。这就要求你在你所熟悉的、你心爱的材料中作一选择，画地为牢，自己给自己限定一个严格的范围。我常开玩笑说，我要把自己想象成从前的走方郎中，摆一个摊子，桌前竖一幌子，唤作“吴一帖”：同学写文章要是问计于我，我保证这一帖管用。这一帖药就是：“题目太大了！”我们来看夏洞奇老师是怎么写的，这是他文章的原话：“本书的目标不在于对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一番全景式的扫描，而在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入手，围绕若干关键性问题，较为深入地阐发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理解。”这就是剪裁，而这种文章的剪裁，哪些要，哪些不要，实际上就是你的心得。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也就决定了你怎么剪、怎么裁。 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明确文章要写什么，写文章的目标是什么。应付老师可以是一个目标，但是学会写文章应该是一个历史学者，甚至是任何一个要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的第一课。同学们有的时候抱怨老师都不教我们怎样写文章，其实，老师给你的论文题目就是你最大的收获，因为老师给你的，正是有意义的主题，正是你现在有能力做，而且你以后可以进一步发展深入的主题。如果你过五年用这一题目再写一遍，你会发现层次又高了一个等级。你现在写的，不是百科全书。你是在和一群特定的读者讨论一个特定的问题。夏老师会告诉你，他的书，一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说的：“对某些人已经太长，对某些人依然太短。”
三、问题意识
上文说到“特定的问题”是剪裁的基础。我们来看“问题”。温海清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地理，特别是金元时期的历史和地理。我的有关金元的知识都是在和温老师聊天时学到的。温老师的专题是行政建制，研究杨浦区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宝山区什么时候建立的，复旦什么时候划归杨浦区，什么时候仍旧是宝山县。这些问题听上去很枯燥、很零散的。这本书的“地名索引”下列七百多个州县市镇，如果我来写——如果我有能力写的话，很可能写成一本字典式的书，每一个区划，原来是什么，后来是什么，现在是什么。那在我最多是为读者整理了一堆材料。温老师怎么研究的呢？他是从区的变化看这个地方、这个社会的历史变迁，他从历史变迁看区划的形成。我们那时候区很小，现在复旦都归杨浦区了，行政区划变化得很大，这些变化的背后，就是上海经济、人口的变化，所以他就是从这个角度研究区位的变化。当然他讲的是金元，我把“腹里”翻译成复旦大学了。
所谓“腹里”，是蒙元时代华北的一个地区，后来最终大致变成了今日的山西、河北、山东三省。温老师提出的问题是：蒙元时代“腹里”地区内部三分格局又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呢？金元时这三块区域的划分有无其他缘由呢？这一区域又曾设有何种类型的机构呢？它怎么会被切割出来成为一个实际上的高级地方政区，在元代区划体系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呢？最后他得到的结果是，原来“腹里”约略就是“内地”，由此又看出蒙元已逐渐将华北内地化，在元人意识中已逐渐出现“中州内地”、“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的观念。
他没有把历史和地理的知识杂乱地罗列，而是把这些看来没有关系的东西联系起来，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图画。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在文章的结构设计上有一个坚强的保证：每一章的开头一段都是“问题是什么”，所以文章线索很清晰。我特别提出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能评论金元历史或地理，我是想提请同学们注意，看看文章的结构和主题怎么相互配合，怎么把你想说的话、你搜集到的材料组织起来，说明你的主题。大家看完以后可以找温老师探讨一下，问问是怎么把材料组织在一起的，怎么把看似分散的材料安排到各自的位置上，让它们一同对主题的阐述做贡献。他很多地方写得很细致，有很多考证，我们还可以问他，他是怎么来考证的，零星的考证怎么组织。读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他研究的成果，但很难看出他研究思考的过程，看出考证在论述中的作用。所以要找他，问问其中的秘密。要留意，历史传递的不仅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智慧。
温海清的座师姚大力教授说“海清勤快”，他读书多而且细，但是竟然没有“罔”，没有迷失在散乱纷杂的史料中，这是因为一直有“问题”盘桓心中。
四、资料的清理
我们上文说了很多组织材料的事，可是材料从何而来呢？
孙青老师研究的，是以“西政”这一概念为中心的关于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于西学的回应，是一个观念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姜义华教授说，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形成前史研究，是国内外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很少前人专门研究成果。所以孙老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理清史料。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概念自身人手，从“政”以及相关词的翻译开始，从一八一五年起到一九○○年出版的十五、六本字典中摭取对这一本来意义非常宽泛模糊的词的释义，进而到相关的“意群”，作了细致的追寻；再是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国内主要的编译机构，包括同文馆、广学会、江南制造局，以及益智书会引进的书籍要目人手，分门别类，排比考究，几二十页，杂而不乱。从这两个方面清理史料，我们看见孙老师独到的眼光，所谓提纲挈领，提纲则众目张。
有了概念和当时引进的书目，有了一个“纲”，“目”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以一八八五年江南制造局译印的《佐治刍言》为例，孙老师追索到了英文原书，后来被江南制造局用为中介的日本编译本，找到了当时担任翻译口述的傅兰雅和笔译的应祖锡，考察了一八八五年到一九。二年前后的十二个版本，以及一八九四年以后出现的白话转译本。她还研究了《佐治刍言》后来被各种新学丛书收录的情况，再细，还研究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当时对西学颇有涉猎的读书人、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孙宝碹，对《佐治刍言》的阅读，史料的使用丰富而不杂乱。
孙青老师从事的题目，一切草创。孙青是章清教授的第一个博士，她告诉我说这种对史料的分析整理来自老师的要求。但是她在史料收集和整理上下的工夫，为她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以后的研究，据我所知，有很多都充分利用了孙老师的成果，这是对学术的贡献，常称功德；当然也有人没有用，那是他们自己的错。
五、广博的资料基础
你要是想见一个女巫，找陆启宏老师不会得到很多帮助；你要是对巫术、女巫感兴趣的，想要理解这一历史现象，找他就对了。从历史上看，巫术和技术没有本质的差别，不要简单地认为这是迷信。巫术是不成功的技术，技术是成功的巫术。这两者本身，都是希望通过人的行为，改变自然的进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成功了我们就说技术伟大，失败了我们就说巫术不好，这是非历史的。
但是要写巫术，比写技术要难很多，困难是材料。这个主题的特点是材料很杂，陆老师做好的关键，令人赞叹的，是资料整理。大家现在年纪轻，脑子好，可以多记一些材料。实在空得没事，每周背一首唐诗，对将来的写作也大有好处。有人会说都用电脑啦，何必记忆。人脑当然不能和资料库相比，但是，电脑的一个特点是：你必须知道你要查什么，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模模糊糊想起一首诗，我可以查一下，“文章千古事”，下一句想不起来了，可以查一下。但是如果我根本不知道杜甫，不知道有这首诗，那就无从下手。历史学家的学问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学问。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工作，你都需要自己的资料库，这是你的百年大计。你不能等到要写文章了，再去收集资料。收集资料的方法有很多，有人用笔记本，有人用电脑，有人用荧光笔划，有人在书中夹小纸条。资料读一遍、两遍、三遍，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多资料你一眼看过去，不是什么重要的材料，再仔细一想或者过了若干年，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问题时，它又成为重大的材料。你看一本书，随时写下当时的想法、感情，对你下次读的时候，会是一种启发。为了反复阅读，同时也是为了以后采用，你的资料库要包括完全的信息——何时何地，哪一家出版社，第几版，著者译者，章名页次，都是必须的；如果这本书是图书馆借的，最好还有图书馆的信息。你想起一条史料，却忘记了出处，不知道去哪里查。要是发生这样的事，你就不必读历史系了。历史学家最厌恶的就是模模糊糊记得一件事，但是找不到。
陆老师的文章的资料基础，据文章所列，是四十种原始文献，大约一百五十种西文文献，九十种中文文献，以及近十种网站。现在你看到陆老师，一定觉得他和女巫的形象相差很远。但是当时他撰写论文的时候，确实是走火入魔的样子。他自己说：“在撰写这篇论文时，如同柏辽兹创作《幻想交响乐》时一样，‘陷入了某种绝望的爱恋……陷入挫折和绝望之中，几近放弃。晚上闭上双眼时，在脑海中时常萦绕着许多幻觉’。”
说到原始资料，少不得就面对翻译。陆老师的这本书附有九个他自己翻译的原始文献。翻译是一件好事，你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某个地方没有理解清楚，这就逼迫你倒回去再看。让我插一两句离题的话。英国皇族外语训练有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双向翻译，比如英语译成法语，过两天再译回来，把你自己做的法语译文再译成英语，看看和原文有什么不一样。几次下来，里面的营养都吸收了。所以我自己感觉学英语看电视是没有用的，看录像带对于提高英语水平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这儿的差别就是录像可以反复观看。当年用的是VHS胶带，口号是“看坏这盘录像带”。一盘录像带大概可以播放六十次，也就是说相同的内容要看六十遍。每一次看一个片段，看个十遍八遍，看到你和剧中人可以对话，他说了上句你能接下旬，那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