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挟30多年改革开放之强劲东风，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经济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从农业为主向制造业、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向开放和全面开放转型，人民生活从短缺经济的票证时代向商品经济的丰裕时代转型。与此同时，伴随而至的是各级党政机关、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向自主决策、自谋发展和自负其责转进。其势不可挡。恰如西晋郭象所言：“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 （《庄子·天运》篇注）
　　在如此急剧、深刻而又复杂多变的转型时代，国家、企业、家庭和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选择、如何决策的重重考验。党和国家的种种决策，无一不与10多亿人民的根本福祉息息相关；与企业的投资和生存休戚与共；与家庭兴衰和个人发展密切相连。
　　决策之重，于此可见。然决策之难则远远出乎人们的想象和意料之外。从根本上说，决策之难，难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文明程度的提升过程是一条不断犯错、试错和纠错的螺旋式上升之路。其间是非交错、美丑并存、苦乐同在、利弊两分。诸如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契约、诚信和法治为标识的市场经济也不免将部分人群推向利益最大化的歧途……从现实言之，这30多年来每一项改革举措的推出与实施，都是既有明显收益也有相当成本，既有局部效果也有全局影响，既有一时之失也有长远之得，既赢得赞成拥护也曾遭批评指责。如果说改革初期从放权让利入手，使过去被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意识形态所压制的谋利冲动释放了出来，呈现出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状况，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生机勃勃、欣欣向荣；那么自新世纪以来，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加之即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利益格局的固化，或会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和改革动力的衰竭，改革目标也有偏离法治市场经济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各项举措更有慎重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现实需要。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道路，正如胡鞍钢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决策机制在半个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先在计划经济时代，诸如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赶超战略，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决定的，可以视为个人或少数人决策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终于迎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骄人成就，可以视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集体决策时代。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决策，越来越多地征求智库和专家建议，越来越重视社会各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建言献策，于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开始惠及广大普通百姓。事实雄辩的说明，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难免受到利益博弈和相互妥协等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但是，作为决策者，尤其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者，只要超越了利益之争和门户之见，真正做到了陈云所说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九字真经，那么，就必然会不负伟大时代的呼唤和广大民众的期许！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985特聘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