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分析了当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高能物理学史所作的社会学研究。指出皮克林以七十年代中期作为新旧物理学划分有较充分的依据；对新旧物理学作不可通约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创新和意义。他将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变化作为不可通约的主要原因，寻求对托马斯·库恩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论作新的更符合现代物理学发展史的解释，是后库恩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