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近2个月中国举国上下关注的头等大事。1 月 20 日前后，疫情攻坚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打响，封城、交通管制、延时复工、加强安检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使得疫情扩散在2月4日至5日便出现了二阶拐点。
　　未知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恐慌，虽然新冠病毒病死率相对较低，但传染性依然存在，所以即使疫情结束，其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还会存在一定延续，尤其是旅游产业链、影视娱乐等服务型行业的修复需要更久。
　　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相比于2003年的SARS，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更为深刻。2002年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仅为 46.5%，但 2019 年已经接近60%。更重要的是，与2003年相比，今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截然不同，曾经的红利已变成今日的掣肘因素，2003 年中国拥有全球化和人口双重红利，而今天国际上是逆全球化、国内是老龄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遇到公共服务不足的重大短板。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增速换挡、动能转换和化解债务等多重挑战。所以，以 SARS 对 2003 年中国经济的影响为参照系，来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一种静态思维，犹如刻舟求剑，得到的结果偏乐观。当然，实际数据还要看后续政策的调整。
　　从长计议，我们能学到什么，这才是关键。我们相信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反思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国家治理体系的效率离不开有为政府，而政府作为的方向是由官员集体行为的逻辑决定的。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强调，要治理“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人的行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概括到：“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剩下的都是补充。”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理解政府官员的行为，关键在于理解背后的激励机制，而想要纠正行为，就得改变激励机制。
　　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企业而言，本次疫情都是对其危机应对能力的挑战。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当务之急自然是复工、订单和现金流问题，但对有些行业来说，从大的战略布局出发，生产的服务化以及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紧迫性也有所提高，企业组织管理转型，建立弹性工作制，提高远程办公效率，都需提上日程。在这方面，新一代的互联网企业走在前列，传统企业也应该跟上时代的节奏。
　　从经济长波的角度来说，2010 年前后，世界进入人类史上的第六个长波。按照“研究—开发—扩散”的基本演化规律，本轮长波的基础性创新或已经进入开发阶段，代表性产品已经进入扩散的早期阶段。华為董事长任正非曾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认为，未来 20～30年，人类将进入“智能时代”，关键性的技术包括：电子技术、基因技术（生物技术、纳米医疗）、分子技术（新材料，如纳米）、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
　　智能时代是建立在信息时代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企业战略转型的关键词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所有企业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企业在智能时代的位置，如何利用新一代技术升级产品，提升组织运营效率，转变盈利模式，甚至是改变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