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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并最终于1940年9月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战时地位的转换给重庆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其从政治经济到城市人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加快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使得重庆城市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58-02
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重庆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其他地区较慢
在国民政府还未迁都重庆以前，西南地区经济总体上是落后的。西南地区多山多丘陵，风气闭塞，交通不便。成渝铁路虽已开工，但仅修了川北段用于运煤。至抗战爆发，都没有一条完工的铁路[1]238-239。而位居西南的城市重庆则地处四川盆地的东部，地控长江上游，城区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重庆地区地形复杂多样，降水充沛，热量较西部地区更为丰富，为中亚热带湿润气候。纵贯全境的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丰富的煤、天然气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2]50。
重庆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城市，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重庆城市发展的基础。重庆城市商业的发展是以整个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嘉陵江流域的川中、川北、川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重庆城市发展的程度。重庆具有转变成为近代经济中心的自然条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内在动力。而19世纪末重庆开埠，则加快了这个转变过程。可以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重庆商业贸易中心的形成时期。而最能反映这一变化的是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和贸易额的增加。重庆进口货值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其中进口洋货值从1875年的15.6万两，增加到1906年的1482.3万两，增长了94倍，增长幅度之大，是十分惊人的。出口土货的发展持续稳定上升趋势，没有如进口洋货那样大起大落。这表明，重庆市场一旦与外部市场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后，其内部商品经济就在流通中稳步发展，重庆担负起了四川商品流通中心的作用[2]120-122。但重庆此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武汉、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城市进行比较，则相对落后。以重庆和武汉的比较，截止到抗战爆发，重庆万元以上资本的工厂仅有77家，资本总额才880万元，平均每厂不过11.4万元[2]208-209。商业也主要是棉货等初级日用品业。而1936年底，武汉共有民营工厂516家，其中汉口408家，资本总额3 982.7548万元，年产值15 756.66万元；武昌58家，资本总额588 588.66万元，年产值2 342.9273万元；汉阳50家，资本总额153.32万元，年产值754.074万元。另有公营工厂20家，这些工厂包括水电、冶炼、化工、轻工、纺织（仅6个大型纱厂即拥有纱锭27万多枚）、机器、电器、木材、食品军火、交通等门类，形成了较完整的近代经济体系布局[3]493-494。由于近代以来重庆商业，尤其是区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导着重庆这座传统的城市走上了近代城市化的道路，但是相对于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城市而言，重庆城市化发展是相对缓慢的。
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继续抗战
重庆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比，虽然区域内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其优势条件较西部其他地区还是比较明显的。重庆地区及其周边区域有众多河流，水网丰富，有黄金水道长江、嘉陵江、涪江等多条河流。这些河流也贯穿着四川盆地、陕甘、滇北、贵州等地区，是整个西部地区名副其实的最大水运中心。尤其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存在，使得重庆成为了沟通西部和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的水上枢纽。抗战之前，重庆为中心的公路网就已经形成。国民政府曾先后修建了川黔、川湘公路和川陕、川康、川鄂的部分路段，保障了没有铁路运输情况下的陆上运输。且自古以来四川盆地就物产丰富，“吾川矿业之丰，在全国实鲜伦比，如川省西部五金俱全……巴蜀盆地则无地无煤。”[4]20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军队虽在抗日战场胜少负多，但在河北、山西和上海等地都进行了顽强抵抗，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和顽强意志。1937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此次会议后就正式确定了以西南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将重庆这座城市作为国民政府的驻地，即确立重庆为今后抗战的战时首都。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于次日电告前线将士。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随从10余人动身前往重庆，他们由南京登永丰舰，17日晨溯江西航，19日到达汉口，又22日抵达宜昌，随后改乘吃水较浅的民风轮入西南，于26日下午4时到达重庆后，重庆军政当局和重庆各界民众10余万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迩者暴日更肆贪渎，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5]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定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法定市区为300平方公里。国民政府迁入重庆以后，重庆就成为了中国战时的首都。1940年9月6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又发布命令，将重庆正式定为国民政府战时陪都。其令云：“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令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籍慰舆情，而彰懋典。此令！”[5]68-69。 三、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城市化进程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国民政府将重庆定为陪都，国家政治中心也转移至重庆。为了支持和领导全国抗战，国内大量军政、文教、工矿企业从沿海迁往重庆，也是重庆迎来了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机遇。这阶段，重庆城市化进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重庆也成为这一时期举世闻名的国际城市。
1.从区域性中心城市到全国性城市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又将重庆列为直辖市、直隶行政院。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陪都，成为全国领导抗战的政治中心。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建同盟国中国战区，以便统一指挥和抗战。1941年12月9日，林森代表中国在重庆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对德国、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宣告成立。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领导和指挥中国、泰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盟军对日作战。抗战爆发至抗战走向胜利的阶段，也是重庆城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重庆逐渐成为了在国内有着重要地位和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城市。
2.重庆城市的经济发展迅速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对重庆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也对重庆经济的大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以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便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 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据1942年“重庆金属冶制工业同业公会”统计，重庆共有会员工厂22家。其中炼铁厂18家，炼钢厂4家（未入会者还有2家）。到1942年底，增加到26家，资金总额达4亿6千多万元。据《陪都工商年鉴》记载，重庆机器工业，1940年底已有185家，资本7 948万元，技工4 200人，到1942年底增加到436家（为1937年的10.6倍），资本17 388万元，技工11 762人，各种工作母机2 400台，业务兴旺，盛极一时[2]28-30。
3.重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区域的延伸
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据重庆市警察局的历年人口统计，抗战前夕，重庆市区有74 398户，339 203人。其中男性195 720人，女性143 484人。从1936年到1946年间，重庆人口以每年平均增长率14%的高速度递增，呈极度膨胀式增长。即使人口过快增长造成了城市负担，但也改变了重庆人口素质的结构，提高了重庆人口的素质，也使得城市区域不断扩大[6]874。市区已扩展至上清寺、两路口，郊区扩展至瓷器口、歌乐山一带。旧城区、新市区的旧有空地和化龙桥、土湾、沙坪坝、小龙坎、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及江北老城、溉澜溪、陈家馆、香国寺、猫儿石一带，各种简易房屋、厂房、工棚拔地而起。1938年底，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达到50万人，加上流动区人口共超过60万人[6]875。
四、结语
抗日烽火连天，民族灾难深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重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开始了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发展。灾难与机遇同行，危难与兴盛同在，因内迁而盛、救国而兴，重庆迎来了历史上最好机遇的发展时期。这阶段，重庆城市化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不仅使重庆城市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也成为了这一时期闻名遐迩的名城，登上了城市近代化高峰，对以后重庆城市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天豹.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3]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4]重庆档案馆.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Z].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5]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M].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7.
[6]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范秀利）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58-02
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重庆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其他地区较慢
在国民政府还未迁都重庆以前，西南地区经济总体上是落后的。西南地区多山多丘陵，风气闭塞，交通不便。成渝铁路虽已开工，但仅修了川北段用于运煤。至抗战爆发，都没有一条完工的铁路[1]238-239。而位居西南的城市重庆则地处四川盆地的东部，地控长江上游，城区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重庆地区地形复杂多样，降水充沛，热量较西部地区更为丰富，为中亚热带湿润气候。纵贯全境的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丰富的煤、天然气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2]50。
重庆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城市，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重庆城市发展的基础。重庆城市商业的发展是以整个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嘉陵江流域的川中、川北、川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重庆城市发展的程度。重庆具有转变成为近代经济中心的自然条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内在动力。而19世纪末重庆开埠，则加快了这个转变过程。可以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重庆商业贸易中心的形成时期。而最能反映这一变化的是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和贸易额的增加。重庆进口货值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其中进口洋货值从1875年的15.6万两，增加到1906年的1482.3万两，增长了94倍，增长幅度之大，是十分惊人的。出口土货的发展持续稳定上升趋势，没有如进口洋货那样大起大落。这表明，重庆市场一旦与外部市场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后，其内部商品经济就在流通中稳步发展，重庆担负起了四川商品流通中心的作用[2]120-122。但重庆此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武汉、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城市进行比较，则相对落后。以重庆和武汉的比较，截止到抗战爆发，重庆万元以上资本的工厂仅有77家，资本总额才880万元，平均每厂不过11.4万元[2]208-209。商业也主要是棉货等初级日用品业。而1936年底，武汉共有民营工厂516家，其中汉口408家，资本总额3 982.7548万元，年产值15 756.66万元；武昌58家，资本总额588 588.66万元，年产值2 342.9273万元；汉阳50家，资本总额153.32万元，年产值754.074万元。另有公营工厂20家，这些工厂包括水电、冶炼、化工、轻工、纺织（仅6个大型纱厂即拥有纱锭27万多枚）、机器、电器、木材、食品军火、交通等门类，形成了较完整的近代经济体系布局[3]493-494。由于近代以来重庆商业，尤其是区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导着重庆这座传统的城市走上了近代城市化的道路，但是相对于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城市而言，重庆城市化发展是相对缓慢的。
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继续抗战
重庆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比，虽然区域内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其优势条件较西部其他地区还是比较明显的。重庆地区及其周边区域有众多河流，水网丰富，有黄金水道长江、嘉陵江、涪江等多条河流。这些河流也贯穿着四川盆地、陕甘、滇北、贵州等地区，是整个西部地区名副其实的最大水运中心。尤其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存在，使得重庆成为了沟通西部和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的水上枢纽。抗战之前，重庆为中心的公路网就已经形成。国民政府曾先后修建了川黔、川湘公路和川陕、川康、川鄂的部分路段，保障了没有铁路运输情况下的陆上运输。且自古以来四川盆地就物产丰富，“吾川矿业之丰，在全国实鲜伦比，如川省西部五金俱全……巴蜀盆地则无地无煤。”[4]20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军队虽在抗日战场胜少负多，但在河北、山西和上海等地都进行了顽强抵抗，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和顽强意志。1937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此次会议后就正式确定了以西南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将重庆这座城市作为国民政府的驻地，即确立重庆为今后抗战的战时首都。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于次日电告前线将士。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随从10余人动身前往重庆，他们由南京登永丰舰，17日晨溯江西航，19日到达汉口，又22日抵达宜昌，随后改乘吃水较浅的民风轮入西南，于26日下午4时到达重庆后，重庆军政当局和重庆各界民众10余万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迩者暴日更肆贪渎，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5]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定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法定市区为300平方公里。国民政府迁入重庆以后，重庆就成为了中国战时的首都。1940年9月6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又发布命令，将重庆正式定为国民政府战时陪都。其令云：“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令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籍慰舆情，而彰懋典。此令！”[5]68-69。 三、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城市化进程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国民政府将重庆定为陪都，国家政治中心也转移至重庆。为了支持和领导全国抗战，国内大量军政、文教、工矿企业从沿海迁往重庆，也是重庆迎来了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机遇。这阶段，重庆城市化进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重庆也成为这一时期举世闻名的国际城市。
1.从区域性中心城市到全国性城市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又将重庆列为直辖市、直隶行政院。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陪都，成为全国领导抗战的政治中心。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建同盟国中国战区，以便统一指挥和抗战。1941年12月9日，林森代表中国在重庆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对德国、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宣告成立。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领导和指挥中国、泰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盟军对日作战。抗战爆发至抗战走向胜利的阶段，也是重庆城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重庆逐渐成为了在国内有着重要地位和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城市。
2.重庆城市的经济发展迅速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对重庆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也对重庆经济的大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以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便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 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据1942年“重庆金属冶制工业同业公会”统计，重庆共有会员工厂22家。其中炼铁厂18家，炼钢厂4家（未入会者还有2家）。到1942年底，增加到26家，资金总额达4亿6千多万元。据《陪都工商年鉴》记载，重庆机器工业，1940年底已有185家，资本7 948万元，技工4 200人，到1942年底增加到436家（为1937年的10.6倍），资本17 388万元，技工11 762人，各种工作母机2 400台，业务兴旺，盛极一时[2]28-30。
3.重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区域的延伸
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据重庆市警察局的历年人口统计，抗战前夕，重庆市区有74 398户，339 203人。其中男性195 720人，女性143 484人。从1936年到1946年间，重庆人口以每年平均增长率14%的高速度递增，呈极度膨胀式增长。即使人口过快增长造成了城市负担，但也改变了重庆人口素质的结构，提高了重庆人口的素质，也使得城市区域不断扩大[6]874。市区已扩展至上清寺、两路口，郊区扩展至瓷器口、歌乐山一带。旧城区、新市区的旧有空地和化龙桥、土湾、沙坪坝、小龙坎、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及江北老城、溉澜溪、陈家馆、香国寺、猫儿石一带，各种简易房屋、厂房、工棚拔地而起。1938年底，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达到50万人，加上流动区人口共超过60万人[6]875。
四、结语
抗日烽火连天，民族灾难深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重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开始了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发展。灾难与机遇同行，危难与兴盛同在，因内迁而盛、救国而兴，重庆迎来了历史上最好机遇的发展时期。这阶段，重庆城市化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不仅使重庆城市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也成为了这一时期闻名遐迩的名城，登上了城市近代化高峰，对以后重庆城市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天豹.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3]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4]重庆档案馆.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Z].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5]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M].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7.
[6]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范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