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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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后,日本先后推出《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和《对华实行策》《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构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基础.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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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 东京 175-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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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后,日本先后推出《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和《对华实行策》《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构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基础.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鼓舞了民众情绪,凝聚了民族情感,中国的合作御侮局面步入新阶段.日本为挽回强硬分裂华北图谋失败后的不利局面,分化中苏关系,在军部主导下,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并浮现出以“佐藤外交”为代表的对华“新政策”.但“新政策”并未改变日本军政界长期以来对华侵略的根本观念,在与中国进行有限接触后,日本即开始从“新政策”退步,停止调整对华邦交.尽管国民政府持续推进与日本的和平对话,日本却打着“惩罚”国民政府的旗号加快侵略步伐,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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