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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节，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用题词结束了关于特区的争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随后中国社会释放出的能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后人看来，一切水到渠成，但在当时，情况却是相当复杂的，充满种种变数。
令人不安的只看不说
198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而位于最前沿的深圳特区更是被推到风口浪尖。
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需要迅速作出决断。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提议到广东亲自去看一看。随后，带着王震、杨尚昆南下广东。
1984年1月24日上午10时，广州火车站，邓小平乘坐的专列徐徐驰进站台，在前往深圳的途中做短暂的停留。早已在此等候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梁灵光、广州军区政委王猛登上了专列。
人们，包括广东的地方大员们，揣摩着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此次南行的目的，期待而又不安。特区需要对它3年来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公正的裁判。
省长梁灵光一踏上专列，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对他说：“办特区，我是倡议者，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1月24日中午12时06分，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半，在深圳新园6栋二楼会议室，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王震、杨尚昆汇报特区建设和发展情况。满以为邓小平会有一番指示，但是，邓小平听完汇报一句话没说。
1月24日下午4时40分，邓小平一行人登上罗湖商业区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俯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中，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一片繁忙的工地。此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80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几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
早在邓小平到来之前，深圳人就；隹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放在邓小平下榻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
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拜年词：题了，他题了!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离开深圳，来到珠海。这一次，邓小平一改在深圳的严肃，视察后，于29日兴致勃勃地挥笔题下令珠海人民永远难忘的7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一种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更是承受着一种压力：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尝试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对特区的种种非议以及争论的焦点也多集中于深圳。小平给珠海经济特区题词，而没有给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
深圳市领导决定派人向邓小平讨一幅题词，接待处处长张荣被委派去完成这一个重大任务。1月30日一大早，张荣就赶到了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小平的回复很简单：回北京再题吧。
2月1日，已是旧历年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经济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
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几无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
1984年春节，凌晨。当欢乐的第一声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
2月7日来到厦门的邓小平再次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2月14日，邓小平在此次南巡的最后一站上海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
邓小平的南巡挥毫和讲话，让关于特区的争论告一段落。他离开广东的第二个月，中央即作出重大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江泽民走上历史舞台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谈话后，中国步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国到处都在上演着“零的突破”。而被列为14个对外开放港口城市之一的上海，也将迎来它的新一任市长一一江泽民，进一步实施他的才华。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曾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创造的最大两个奇迹就是：将小渔村深圳打造成世界级大城市，另一个是造就了江泽民一一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者。
1979年4月，邓小平建议建立“经济特区”，随后，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已完全恢复权力、被委以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谷牧在19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认识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54岁的江成了副部长。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定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小平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从深圳东门步行街到南岭村、莲花北村，从中兴、康佳等企业再到华侨城，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撰写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生动地展示出特区创建之初的艰辛：1980年8月8日下午，江泽民去深圳蛇口工业区视察。蛇口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与工业区负责人座谈后，针对工业区遇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而我们长期闭关自守，对国外新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想的，做的，常常是老框框，这些认识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则要做必要的斗争。”
1985年，上海市长汪道涵任期将满，北京方面需要物色一个能够带领上海实施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领导，汪道涵推荐了江，并得到中央的认可。随后，江泽民赴上海上任，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上海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用题词结束了关于特区的争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随后中国社会释放出的能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后人看来，一切水到渠成，但在当时，情况却是相当复杂的，充满种种变数。
令人不安的只看不说
198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而位于最前沿的深圳特区更是被推到风口浪尖。
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需要迅速作出决断。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提议到广东亲自去看一看。随后，带着王震、杨尚昆南下广东。
1984年1月24日上午10时，广州火车站，邓小平乘坐的专列徐徐驰进站台，在前往深圳的途中做短暂的停留。早已在此等候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梁灵光、广州军区政委王猛登上了专列。
人们，包括广东的地方大员们，揣摩着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此次南行的目的，期待而又不安。特区需要对它3年来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公正的裁判。
省长梁灵光一踏上专列，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对他说：“办特区，我是倡议者，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1月24日中午12时06分，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半，在深圳新园6栋二楼会议室，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王震、杨尚昆汇报特区建设和发展情况。满以为邓小平会有一番指示，但是，邓小平听完汇报一句话没说。
1月24日下午4时40分，邓小平一行人登上罗湖商业区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俯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中，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一片繁忙的工地。此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80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几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
早在邓小平到来之前，深圳人就；隹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放在邓小平下榻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
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拜年词：题了，他题了!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离开深圳，来到珠海。这一次，邓小平一改在深圳的严肃，视察后，于29日兴致勃勃地挥笔题下令珠海人民永远难忘的7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一种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更是承受着一种压力：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尝试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对特区的种种非议以及争论的焦点也多集中于深圳。小平给珠海经济特区题词，而没有给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
深圳市领导决定派人向邓小平讨一幅题词，接待处处长张荣被委派去完成这一个重大任务。1月30日一大早，张荣就赶到了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小平的回复很简单：回北京再题吧。
2月1日，已是旧历年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经济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
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几无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
1984年春节，凌晨。当欢乐的第一声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
2月7日来到厦门的邓小平再次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2月14日，邓小平在此次南巡的最后一站上海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
邓小平的南巡挥毫和讲话，让关于特区的争论告一段落。他离开广东的第二个月，中央即作出重大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江泽民走上历史舞台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谈话后，中国步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国到处都在上演着“零的突破”。而被列为14个对外开放港口城市之一的上海，也将迎来它的新一任市长一一江泽民，进一步实施他的才华。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曾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创造的最大两个奇迹就是：将小渔村深圳打造成世界级大城市，另一个是造就了江泽民一一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者。
1979年4月，邓小平建议建立“经济特区”，随后，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已完全恢复权力、被委以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谷牧在19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认识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54岁的江成了副部长。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定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小平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从深圳东门步行街到南岭村、莲花北村，从中兴、康佳等企业再到华侨城，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撰写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生动地展示出特区创建之初的艰辛：1980年8月8日下午，江泽民去深圳蛇口工业区视察。蛇口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与工业区负责人座谈后，针对工业区遇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而我们长期闭关自守，对国外新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想的，做的，常常是老框框，这些认识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则要做必要的斗争。”
1985年，上海市长汪道涵任期将满，北京方面需要物色一个能够带领上海实施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领导，汪道涵推荐了江，并得到中央的认可。随后，江泽民赴上海上任，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上海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