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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总结经验、启发思想，是最好的纪念，也是最好的祝愿。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近代史最繁荣昌盛的发展期，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这些宝贵精神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幻化出无穷的发展动力。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力度、幅度创造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奇迹。
本文以大量信息材料为基础，汇聚政府、专家、媒体等方面的相关精彩观点，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征程、盘点改革开放三十年辉煌成就、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宝贵经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索如何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等几方面内容，旨在为读者呈现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概貌，并引发思考一个民族与国家，如何从思想到实践，再从实践到思想不断攀生、进步，如何从人本出发，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激活每个人的梦想与激情，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共同构建理想的社会图景。
改革开放，新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征程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不懈进取的创造活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中国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中国饱经磨难、历经沧桑。为改变受人欺凌、积贫积弱的境遇，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前仆后继、发愤图强。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实现中国发展繁荣创造了根本条件；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经过艰辛努力取得了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开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革命。
这场伟大的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经了三次思想大解放，五大重要发展阶段，以及许多经典历史时刻。
■三十年，三次思想大解放
三十年，我国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三次大解放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都贯穿一条反“左”主线，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都使广大人民群众打破了精神枷锁，实现思想的跃进，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
◆1978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序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
1977年底，中共中央党校1000多名高、中级学员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指出党史研究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论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在相当范围内展开，批评与抵制“两个凡是”，不同程度地涉及真理标准问题。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真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和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文章的观点加以斥责和压制。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和许多老干部，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定热情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指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怎样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標准问题的讨论；6月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胡耀邦下决心组织写的，得到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和帮助。文章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有力的推动。之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检验》，刊登在9月10日的《理论动态》上，9月25日又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讨论，意义重大，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领导和热情支持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使这个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大批理论工作者，纷纷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热情支持这场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共650余篇。这些文章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对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纠正和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充足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提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社会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品迭出，各家思想碰撞不已。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1989年下半年以后，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这时候，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有了抬头空间，于是抓住机会又冒了出来。
1990年2月，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该文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这个年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第一期发表的《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还有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居然洋洋洒洒在某大报连续转载。
就这样，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不过，舆论界也有顶着逆流而上的情况。1991年春节第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就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当年是农历羊年)。这篇评论以犀利的语言冲破压抑，以极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动改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就是本文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随后，该报一鼓作气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自然，黄埔江畔的声音很快遭到来自党内外各种持否定态度者的反对和批判，一些大报大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谴责的焦点，从《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等文章标题上就可看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1年12月，一篇集各种“左”倾思想之大成的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在北京一家刊物出现，该文从改革的目的、标准、任务、方向等方面进行全面反击，把这场“左”、“右”之争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东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
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
◆1997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稳步推进。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不过据权威部门调查，这其实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统计，当时，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量比注册数还要多出一倍。这样，我国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敏感词汇——私营，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
显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社会面前。据未曾公开的消息报道，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理论界1995～1997年初曾先后有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围攻。媒体舆论上，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连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党内大报也先后加入其中。部门报纸如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地方报纸如上海的解放日报、深圳的深圳特区报等等，也都纷纷加入了讨论。
在这种纷争不断的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准备良久的讲话。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讲话全文有两个要义，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争论，但针对“左”的批评显而易见。“5，29'’讲话后，国内政治情势上在一段时间并没把该讲话直接与“第三次思想解放”相联系，直到8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以及十五大召开当天，还是中国经济时报在9月12日头版，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为题，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碰撞进行总结概括，这样，江泽民的“5·29”讲话正式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一起见诸于媒体表述之中。
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实施战略性改组，股份制、合作制、租赁承包等所有制形式先后出现，民营、私营企业比重逐年上升，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也随后跟进，市场经济步伐在全国明显加快。
■三十年，五个重要发展阶段
从1978到2008的三十年，是解放思想的三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三十 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三十年”的盛世，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近代以来最长的繁荣期，并且只要这一基本政策不变，这个繁荣期还会持续下去。
回首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经历了五个重要发展阶段。
●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被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解决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形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1978～1987：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这一时期，我们国家成功进行了农村改革，设立经济特区，初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新的进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1987～1992：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中央确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谈话的主要精神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92～2002：把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到新世纪。这一时期，党中央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以及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等。
●2002～至今：十六大以来的全面开拓。这一时期，我们国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十七大确立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三十年，三十件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三十年，三十个年轮，每一年，我们都在探索、创新；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收获、成就：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政策、科技手段；从农村到城市；从区域到企业；从金融、外贸到医疗、住房；从经济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包容广大、内涵丰富，它带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进步，也切实改变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回忆这三十年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三十件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84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
◆1986年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规定》的出台是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对于进一步简政放权，改善企业外部条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促进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987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提出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三大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同时规定了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等方针和政策，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揭开了文革后国家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最先实施的内容，这一改革政策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科技的结合以及由此而生的中国多领域跨越式进步。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十多年来党进行理论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也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1993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11日一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进行分税制改革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从1995年开始又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加之2002年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这是我国建国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制度创新。
◆1993年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目标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从1994年起实行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1994年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1996年4月1日，我国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关税总水平降至23％。
◆1992，1994年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施行
1985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医疗卫生系统也开启了改革的历程。医改的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上世纪90年代，医改再掀波澜。1992年9月，卫生部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医院要“以工助医”、“以副补主”。2000年，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触及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问题。200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八部委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俗称医改“十四条”；200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四部委的《关于农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这一过程中，医改的矛盾与困惑日益增多，随着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15.2％，而这些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于是，产权改革、“国退民进”的呼声日益高涨；2004年底全国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介入中国的近百家医院的改制工作；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达到6400亿元。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决定》的出台，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标志着我国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其最大意义在于稳步推进公有住房的出售，通过向城镇职工出售原公有住房，逐步完成了我国住房私有化的进程。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是由于此文件废除了住房实物分配的制度，为商品房的发展扫清了“竞争对手”，从而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2007年8月7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将调控方向由调市场转向调保障，首次明确廉租房取代经济适用房，作为住房保障体系的中心。
◆1995年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
1995年9月25日一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 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将朝着深化体制改革、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1996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996年12月1日，中国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提前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997年“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1997年9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对于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大意义。
◆1999年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5日～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宪法，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提出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肯定。
◆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1999年3月22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推动力量；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世贸组织成员在乌拉圭回合作出的所有承诺都是中方的权利，中国将享受多边贸易体系多年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享受多边的、稳定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享受的权利有助于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但人世也给中国政府和企业带来挑战，对政府加快转换职能，依法行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2002年“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立足于我国已经解决温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即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一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提出这一奋斗目标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也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准备物质和精神条件。
◆2003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提出
2003年9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指导思想、原则、任务和政策措施。200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是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走出一条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新路子。
◆2004年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国九条”颁布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明确指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
H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N建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04年8月26日和9月21日成立。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4年保护私有财产入宪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它适应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客观需要，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加强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5年农业税条例废止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一个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自2004年开始，国务院就实行了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
2005年岁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废止农业税条例，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九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废止农业税条例，使解决“三农”问题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担负和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
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2005年4月29日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一年后，中国资本市场在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以及健全和完善市场法制等五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或阶段性成果。股权分置改革后，发行管理制度可以更加突出对股票发行的市场价格约束和投资者约束。
◆2006年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决定
2006年10月8日～11日举行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
◆2007年《物权法》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物权法分5编19章247条，内容非常丰富。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基本法律，关系着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7年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这是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的科学定位，也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再回首三十年，改革开放道路要坚持到底
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在关键历史时刻作出的关键抉择，如果我们再倒退六十年，看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不得不赞叹党的决策英明。
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中，我们党有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党没有从一个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榜样上学习了苏联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发展上倾斜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其结果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科技人员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缓慢，投资建设浪费较大，三次产业结构和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失调，二元结构转型进程停滞，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评价：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题为七。
再回首，如果没有1978年到今年这三十年以来的发展道路的调整，没有三十年来对“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仍然会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1978年时，要不要改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什么在三十年前毅然决然地选择改革开放，将其坚持了三十年之久，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收获累累硕果，取得宝贵经验
总结三十年伟大征程，中国人民得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抉择。
2008年5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他指出：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必须锐意改革、着力发展、坚持开放、以人为本、促进和谐。锐意改革，就是要跟上时代潮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规定和做法，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强大动力。着力发展，就是要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开放，就是要打开国门来搞建设，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始终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和谐，就是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伟大的改革开放焕发出伟大的精神与思想力量，伟大的精神与思想力量照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收获了根植于本土实践的宝贵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艰苦创业、发奋图强，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影响力都上了大台阶。
30年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30年改革开放，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2007年，中国人均GDP则由381元升为18665元，是1978年的49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经济总量由世界第10跃居世界第4；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5.13万亿元，增长了1.71倍。
30年改革开放，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以“吃穿”为重点转向以“住行”为重点的多层次消费；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479万人；中国完全取消了农业税贼，粮食年产量超过1万亿斤。
30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得到长足发展。载人航天飞行和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体系全面建立；城乡社会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正在朝着均等化方向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活力不断增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
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增速达到16.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2001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额近5600亿美元，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广阔市场，据统计，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已超过7800亿美元。
30年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问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认真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迄今，中国共参与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上万人次，现正在执行维和任务的有1900多人，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收获宝贵历史经验
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的特殊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实践的首要经验。29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一部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3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时代的和民族的内涵，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始终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个“本”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强保障，是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条“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坚持改革开放，都必须基于两者的统一，一旦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割裂或分立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据就在这里。
第三，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农民最先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乡镇企业，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独特创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有机结合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奋斗目标和检验标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积极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近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初步显示出这一创举的巨大威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运行方式，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当前，中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定型化。
第五，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近30年来，中国一直自觉地努力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革，构建适合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社会主义具体形态。改革开放各项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之所以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制度创新无疑是关键和主导。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与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掀开了制度创新的序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经济基础变革的同时，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诸体制的逐步完善，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当前，中国又处于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中心内容的全面制度创新阶段，这必将极大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第六，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根本制度所决定的。只有紧紧抓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迅速摆脱生产力不发达状态，早日实现国富民强。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决定了发展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单兵突进，还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而且决定了发展不仅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的，更以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和落脚点。只有坚持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全民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各项方针政策才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和支持。
第七，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由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作为中国改革一段时期内的收入方针。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又把社会公平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加以解决。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寓效率与公平于其中的总体性概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反对人为地将效率与公平二元化、对立起来的观点和作法。目前在坚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已把社会公平问题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中国正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把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辩证统一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第八，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始终在总体上保持发展的自主性，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等各项事业。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有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等外部条件发展自己，在全球竞争中趋利避害，努力实现互利、普惠、共赢。
第九，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没有改革，中国就不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各项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没有发展，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平稳运行，否则，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甚至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渐进式”的改革策略，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硬着陆”等激进的方案，始终注意协调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既避免了由于举措不当而出现的经济严重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剧烈动荡，又使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第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给中国共产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在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出发，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改革开放实践业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上述十个方面，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基本经验。
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
毋庸置疑，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发展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中国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持之以恒地艰苦奋斗。
就当前阶段而言，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从国内条件还是从国际环境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有难得的机遇，也有严峻的挑战。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充分激发了经济增长活力和社会发展动力，我国经济连续多年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企业利润快速增长，财政收入日益扩大；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明显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事业进一步繁荣。但与此同时，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差距扩大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长期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并且经济结构不甚合 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社会事业不够发达、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国际环境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下，尽管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导潮流，世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权衡也有利于国际环境稳定状态的保持。但不可否认，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还很多，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这些有利的机遇和各项现实的挑战，要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十七大报告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随后，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的概括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论述上，都无不体现着继续解放思想。“法宝”是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克敌制胜的武器。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称作“一大法宝”，充分说明我们党对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视，充分说明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解放，是改革和发展的火车头。历史经验表明，坚持思想解放，中国就改革就发展就进步；反之，就停滞就倒退就落后。
“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推进深一步改革开放；也只有坚决推进深一步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解放思想要进入一个更高境界：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力避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政治建设和改革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改革行政管理模式，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能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而要成为切实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主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在文化建设和改革上，提倡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愚昧主义。
在社会建设和改革上，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改革要注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切实改变政府统包社会事务的全能主义政治局面。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人们称之为“深水区”的攻坚阶段。这既是我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就经济领域而言，低水平重复建设反复出现，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制约的矛盾日益明显；就收入分配领域来说，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拉大，广大人民群众未能充分分享到改革的成果，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等问题一时难于缓解；在政治领域，权力的市场化导致形形色色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同时，特权和垄断的存在以及各种无规则的博弈带来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由此而产生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断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引起社会矛盾的凸显和激化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说到底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当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我国改革的重点任务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着眼于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一是以理顺产权关系为着力点，完善所有制结构。继续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着力点，继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着眼于加快创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二是以提高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为重点，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进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产的证券化程度，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完善企业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加快发展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规范发展土地市场。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土地出让增值的共享机制，建立健全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完善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非经营性用地公开供地制度。加快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善户籍登记、就业管理、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结合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三管齐下，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并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三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眼于建立体现责任、服务和法治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全面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不断完善政府组织架构，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完善投资调控和监管体系，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第二方面，着眼于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推进政府收支分类等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在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加快建立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二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调控机制，提高金融企业竞争力。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加强综合性制度建设、强化金融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三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重点是理顺水、电、煤、油、气和运输等基础产品的价格，合理调整教育、卫生、文化及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和产品价格，完善土地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四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构建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体制。
第三方面，着眼于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一是围绕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深化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就业体制方面，实行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总量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有效发挥政府对就业的指导和调节作用，建立健全劳动保护法规和争议调节机制，制定并实施创业激励、就业调控、劳动培训以及扶持弱势群体的就业帮扶等政策；在分配体制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切实做好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工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调控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建立健全工资增长和人工成本约束机制，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加强居民收入分配监测体系建设，提高收入分配宏观调节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以加快建立非公有制组织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稳步提高统筹层次，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各种商业保险，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全覆盖、多途径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围绕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把教育公平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通过强化教育的普遍服务功能，缩小公民受教育的差距，阻断贫困和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促进发展机会的平等。三是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职能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抓紧制定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完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体制，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努力扩大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四是围绕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以农村综合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农村金融、土地征用制度、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农业技术推广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改善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是围绕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强化政府社会服务管理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其他组织的作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总结经验、启发思想，是最好的纪念，也是最好的祝愿。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近代史最繁荣昌盛的发展期，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这些宝贵精神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幻化出无穷的发展动力。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力度、幅度创造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奇迹。
本文以大量信息材料为基础，汇聚政府、专家、媒体等方面的相关精彩观点，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征程、盘点改革开放三十年辉煌成就、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宝贵经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索如何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等几方面内容，旨在为读者呈现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概貌，并引发思考一个民族与国家，如何从思想到实践，再从实践到思想不断攀生、进步，如何从人本出发，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激活每个人的梦想与激情，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共同构建理想的社会图景。
改革开放，新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征程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不懈进取的创造活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中国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中国饱经磨难、历经沧桑。为改变受人欺凌、积贫积弱的境遇，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前仆后继、发愤图强。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实现中国发展繁荣创造了根本条件；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经过艰辛努力取得了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开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革命。
这场伟大的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经了三次思想大解放，五大重要发展阶段，以及许多经典历史时刻。
■三十年，三次思想大解放
三十年，我国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三次大解放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都贯穿一条反“左”主线，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都使广大人民群众打破了精神枷锁，实现思想的跃进，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
◆1978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序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
1977年底，中共中央党校1000多名高、中级学员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指出党史研究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论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在相当范围内展开，批评与抵制“两个凡是”，不同程度地涉及真理标准问题。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真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和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文章的观点加以斥责和压制。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和许多老干部，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定热情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指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怎样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標准问题的讨论；6月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胡耀邦下决心组织写的，得到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和帮助。文章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有力的推动。之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检验》，刊登在9月10日的《理论动态》上，9月25日又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讨论，意义重大，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领导和热情支持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使这个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大批理论工作者，纷纷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热情支持这场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共650余篇。这些文章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对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纠正和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充足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提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社会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品迭出，各家思想碰撞不已。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1989年下半年以后，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这时候，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有了抬头空间，于是抓住机会又冒了出来。
1990年2月，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该文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这个年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第一期发表的《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还有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居然洋洋洒洒在某大报连续转载。
就这样，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不过，舆论界也有顶着逆流而上的情况。1991年春节第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就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当年是农历羊年)。这篇评论以犀利的语言冲破压抑，以极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动改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就是本文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随后，该报一鼓作气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自然，黄埔江畔的声音很快遭到来自党内外各种持否定态度者的反对和批判，一些大报大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谴责的焦点，从《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等文章标题上就可看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1年12月，一篇集各种“左”倾思想之大成的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在北京一家刊物出现，该文从改革的目的、标准、任务、方向等方面进行全面反击，把这场“左”、“右”之争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东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
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
◆1997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稳步推进。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不过据权威部门调查，这其实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统计，当时，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量比注册数还要多出一倍。这样，我国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敏感词汇——私营，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
显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社会面前。据未曾公开的消息报道，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理论界1995～1997年初曾先后有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围攻。媒体舆论上，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连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党内大报也先后加入其中。部门报纸如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地方报纸如上海的解放日报、深圳的深圳特区报等等，也都纷纷加入了讨论。
在这种纷争不断的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准备良久的讲话。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讲话全文有两个要义，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争论，但针对“左”的批评显而易见。“5，29'’讲话后，国内政治情势上在一段时间并没把该讲话直接与“第三次思想解放”相联系，直到8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以及十五大召开当天，还是中国经济时报在9月12日头版，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为题，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碰撞进行总结概括，这样，江泽民的“5·29”讲话正式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一起见诸于媒体表述之中。
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实施战略性改组，股份制、合作制、租赁承包等所有制形式先后出现，民营、私营企业比重逐年上升，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也随后跟进，市场经济步伐在全国明显加快。
■三十年，五个重要发展阶段
从1978到2008的三十年，是解放思想的三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三十 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三十年”的盛世，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近代以来最长的繁荣期，并且只要这一基本政策不变，这个繁荣期还会持续下去。
回首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经历了五个重要发展阶段。
●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被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解决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形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1978～1987：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这一时期，我们国家成功进行了农村改革，设立经济特区，初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新的进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1987～1992：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中央确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谈话的主要精神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92～2002：把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到新世纪。这一时期，党中央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以及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等。
●2002～至今：十六大以来的全面开拓。这一时期，我们国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十七大确立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三十年，三十件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三十年，三十个年轮，每一年，我们都在探索、创新；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收获、成就：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政策、科技手段；从农村到城市；从区域到企业；从金融、外贸到医疗、住房；从经济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包容广大、内涵丰富，它带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进步，也切实改变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回忆这三十年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三十件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84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
◆1986年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规定》的出台是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对于进一步简政放权，改善企业外部条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促进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987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提出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三大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同时规定了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等方针和政策，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揭开了文革后国家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最先实施的内容，这一改革政策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科技的结合以及由此而生的中国多领域跨越式进步。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十多年来党进行理论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也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1993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11日一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进行分税制改革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从1995年开始又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加之2002年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这是我国建国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制度创新。
◆1993年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目标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从1994年起实行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1994年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1996年4月1日，我国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关税总水平降至23％。
◆1992，1994年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施行
1985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医疗卫生系统也开启了改革的历程。医改的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上世纪90年代，医改再掀波澜。1992年9月，卫生部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医院要“以工助医”、“以副补主”。2000年，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触及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问题。200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八部委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俗称医改“十四条”；200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四部委的《关于农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这一过程中，医改的矛盾与困惑日益增多，随着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15.2％，而这些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于是，产权改革、“国退民进”的呼声日益高涨；2004年底全国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介入中国的近百家医院的改制工作；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达到6400亿元。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决定》的出台，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标志着我国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其最大意义在于稳步推进公有住房的出售，通过向城镇职工出售原公有住房，逐步完成了我国住房私有化的进程。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是由于此文件废除了住房实物分配的制度，为商品房的发展扫清了“竞争对手”，从而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2007年8月7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将调控方向由调市场转向调保障，首次明确廉租房取代经济适用房，作为住房保障体系的中心。
◆1995年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
1995年9月25日一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 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将朝着深化体制改革、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1996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996年12月1日，中国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提前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997年“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1997年9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对于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大意义。
◆1999年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5日～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宪法，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提出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肯定。
◆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1999年3月22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推动力量；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世贸组织成员在乌拉圭回合作出的所有承诺都是中方的权利，中国将享受多边贸易体系多年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享受多边的、稳定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享受的权利有助于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但人世也给中国政府和企业带来挑战，对政府加快转换职能，依法行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2002年“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立足于我国已经解决温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即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一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提出这一奋斗目标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也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准备物质和精神条件。
◆2003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提出
2003年9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指导思想、原则、任务和政策措施。200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是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走出一条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新路子。
◆2004年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国九条”颁布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明确指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
H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N建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04年8月26日和9月21日成立。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4年保护私有财产入宪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它适应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客观需要，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加强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5年农业税条例废止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一个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自2004年开始，国务院就实行了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
2005年岁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废止农业税条例，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九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废止农业税条例，使解决“三农”问题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担负和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
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2005年4月29日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一年后，中国资本市场在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以及健全和完善市场法制等五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或阶段性成果。股权分置改革后，发行管理制度可以更加突出对股票发行的市场价格约束和投资者约束。
◆2006年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决定
2006年10月8日～11日举行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
◆2007年《物权法》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物权法分5编19章247条，内容非常丰富。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基本法律，关系着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7年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这是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的科学定位，也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再回首三十年，改革开放道路要坚持到底
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在关键历史时刻作出的关键抉择，如果我们再倒退六十年，看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不得不赞叹党的决策英明。
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中，我们党有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党没有从一个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榜样上学习了苏联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发展上倾斜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其结果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科技人员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缓慢，投资建设浪费较大，三次产业结构和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失调，二元结构转型进程停滞，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评价：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题为七。
再回首，如果没有1978年到今年这三十年以来的发展道路的调整，没有三十年来对“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仍然会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1978年时，要不要改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什么在三十年前毅然决然地选择改革开放，将其坚持了三十年之久，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收获累累硕果，取得宝贵经验
总结三十年伟大征程，中国人民得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抉择。
2008年5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他指出：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必须锐意改革、着力发展、坚持开放、以人为本、促进和谐。锐意改革，就是要跟上时代潮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规定和做法，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强大动力。着力发展，就是要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开放，就是要打开国门来搞建设，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始终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和谐，就是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伟大的改革开放焕发出伟大的精神与思想力量，伟大的精神与思想力量照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收获了根植于本土实践的宝贵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艰苦创业、发奋图强，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影响力都上了大台阶。
30年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30年改革开放，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2007年，中国人均GDP则由381元升为18665元，是1978年的49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经济总量由世界第10跃居世界第4；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5.13万亿元，增长了1.71倍。
30年改革开放，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以“吃穿”为重点转向以“住行”为重点的多层次消费；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479万人；中国完全取消了农业税贼，粮食年产量超过1万亿斤。
30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得到长足发展。载人航天飞行和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体系全面建立；城乡社会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正在朝着均等化方向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活力不断增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
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增速达到16.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2001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额近5600亿美元，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广阔市场，据统计，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已超过7800亿美元。
30年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问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认真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迄今，中国共参与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上万人次，现正在执行维和任务的有1900多人，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收获宝贵历史经验
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的特殊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实践的首要经验。29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一部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3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时代的和民族的内涵，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始终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个“本”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强保障，是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条“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坚持改革开放，都必须基于两者的统一，一旦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割裂或分立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据就在这里。
第三，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农民最先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乡镇企业，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独特创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有机结合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奋斗目标和检验标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积极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近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初步显示出这一创举的巨大威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运行方式，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当前，中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定型化。
第五，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近30年来，中国一直自觉地努力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革，构建适合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社会主义具体形态。改革开放各项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之所以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制度创新无疑是关键和主导。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与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掀开了制度创新的序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经济基础变革的同时，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诸体制的逐步完善，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当前，中国又处于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中心内容的全面制度创新阶段，这必将极大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第六，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根本制度所决定的。只有紧紧抓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迅速摆脱生产力不发达状态，早日实现国富民强。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决定了发展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单兵突进，还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而且决定了发展不仅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的，更以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和落脚点。只有坚持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全民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各项方针政策才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和支持。
第七，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由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作为中国改革一段时期内的收入方针。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又把社会公平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加以解决。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寓效率与公平于其中的总体性概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反对人为地将效率与公平二元化、对立起来的观点和作法。目前在坚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已把社会公平问题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中国正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把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辩证统一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第八，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始终在总体上保持发展的自主性，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等各项事业。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有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等外部条件发展自己，在全球竞争中趋利避害，努力实现互利、普惠、共赢。
第九，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没有改革，中国就不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各项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没有发展，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平稳运行，否则，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甚至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渐进式”的改革策略，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硬着陆”等激进的方案，始终注意协调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既避免了由于举措不当而出现的经济严重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剧烈动荡，又使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第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给中国共产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在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出发，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改革开放实践业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上述十个方面，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基本经验。
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
毋庸置疑，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发展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中国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持之以恒地艰苦奋斗。
就当前阶段而言，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从国内条件还是从国际环境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有难得的机遇，也有严峻的挑战。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充分激发了经济增长活力和社会发展动力，我国经济连续多年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企业利润快速增长，财政收入日益扩大；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明显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事业进一步繁荣。但与此同时，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差距扩大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长期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并且经济结构不甚合 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社会事业不够发达、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国际环境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下，尽管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导潮流，世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权衡也有利于国际环境稳定状态的保持。但不可否认，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还很多，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这些有利的机遇和各项现实的挑战，要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十七大报告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随后，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的概括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论述上，都无不体现着继续解放思想。“法宝”是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克敌制胜的武器。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称作“一大法宝”，充分说明我们党对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视，充分说明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解放，是改革和发展的火车头。历史经验表明，坚持思想解放，中国就改革就发展就进步；反之，就停滞就倒退就落后。
“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推进深一步改革开放；也只有坚决推进深一步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解放思想要进入一个更高境界：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力避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政治建设和改革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改革行政管理模式，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能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而要成为切实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主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在文化建设和改革上，提倡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愚昧主义。
在社会建设和改革上，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改革要注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切实改变政府统包社会事务的全能主义政治局面。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人们称之为“深水区”的攻坚阶段。这既是我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就经济领域而言，低水平重复建设反复出现，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制约的矛盾日益明显；就收入分配领域来说，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拉大，广大人民群众未能充分分享到改革的成果，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等问题一时难于缓解；在政治领域，权力的市场化导致形形色色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同时，特权和垄断的存在以及各种无规则的博弈带来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由此而产生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断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引起社会矛盾的凸显和激化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说到底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当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我国改革的重点任务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着眼于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一是以理顺产权关系为着力点，完善所有制结构。继续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着力点，继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着眼于加快创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二是以提高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为重点，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进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产的证券化程度，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完善企业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加快发展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规范发展土地市场。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土地出让增值的共享机制，建立健全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完善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非经营性用地公开供地制度。加快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善户籍登记、就业管理、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结合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三管齐下，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并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三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眼于建立体现责任、服务和法治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全面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不断完善政府组织架构，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完善投资调控和监管体系，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第二方面，着眼于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推进政府收支分类等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在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加快建立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二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调控机制，提高金融企业竞争力。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加强综合性制度建设、强化金融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三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重点是理顺水、电、煤、油、气和运输等基础产品的价格，合理调整教育、卫生、文化及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和产品价格，完善土地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四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构建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体制。
第三方面，着眼于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一是围绕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深化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就业体制方面，实行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总量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有效发挥政府对就业的指导和调节作用，建立健全劳动保护法规和争议调节机制，制定并实施创业激励、就业调控、劳动培训以及扶持弱势群体的就业帮扶等政策；在分配体制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切实做好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工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调控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建立健全工资增长和人工成本约束机制，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加强居民收入分配监测体系建设，提高收入分配宏观调节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以加快建立非公有制组织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稳步提高统筹层次，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各种商业保险，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全覆盖、多途径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围绕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把教育公平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通过强化教育的普遍服务功能，缩小公民受教育的差距，阻断贫困和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促进发展机会的平等。三是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职能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抓紧制定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完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体制，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努力扩大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四是围绕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以农村综合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农村金融、土地征用制度、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农业技术推广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改善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是围绕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强化政府社会服务管理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其他组织的作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