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实里睁开眼凝视"血和肉"时,该用怎样的文字和表现形式去描写?鲁迅和闻一多对"三一八"惨案的态度分别代表了二者关于"怎么写"的文学观。在思考西方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这一现代文学所面临的双重使命时,二者呈现有意义的对照:鲁迅主张冲破传统的一切束缚,在惨案时反复倾述语言的空疏和表达的艰难;而闻一多以现代的知性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在惨案时探讨诗以及格律问题。关于"怎么写",本文更进一步通过对"意境"这一文学传统在现代诗论里的展开,以及《野草》的"情景交融"问题和其中的文学观的分析,认为相对于苦于形式禁锢的闻一多,鲁迅是一位向着隐藏创造的可能性的双重否定存在探索的"越境"作家。如果说传统的"意境"世界基本由肯定的叙述来完结,缺乏意象和所暗含之意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那鲁迅通过矛盾和对立的交叉开拓其文学世界的地平,从而唤醒那些沉没于意义世界的地底的、看不见的、否定的事物和存在。这是支撑鲁迅文学的写法,是构建《野草》象征世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