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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选集《悲凉的乡土》自序
从最初学习写作时起，我就坚守着一个对自己曾经起过指迷引路作用的信念——文学艺术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就应该是描写生活的真相；因此，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自然也应该是它在描写生活真相所达到的真实程度。这个粗浅的道理，对现在一般青年作者来说，也许是最起码的常识，未免过于简单明白。但在我还是入世未久的青年的那个时代里，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那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知识界的思想斗争正趋剧烈，文学上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正被介绍进来，使我这个身上还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年青人感到眼花缭乱，莫知适从。正当我惊慌失措，不知道应该怎样来选择道路时，先驱者的身影不仅成为我的榜样，而且给了我勇气。我鼓励自己说：“你看哪，那不是鲜明的足迹吗？你就跟着走过去罢。”记得有一个时期，我曾经趁课余的时间，躲在一间空无旁人的教室里，悄悄地把《呐喊》和《彷徨》里面那些描写浙东农村生活的名篇，虔诚地抄写了一遍。当然不是由于买不起那两本书，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咀嚼得更细致，体味得更深切。也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前辈，当时我已经通过初期的译文，读到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我曾经在读书笔记里记到自己最初从英语课本或英语活页文选里读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询问》的英译以后，怎样如饥似渴地找寻这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作品并竭力去理解它们的情形：
“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时，眼前一直浮现着契诃夫那副善良而略合讥刺的笑容，那自然是从一些翻印过来的契诃夫像片上得来的印象。我总觉得，这位乡村医生是在怎样用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待病态社会和各种各样的病态人物呵！不说别的，单看出现在他笔下的那些小官吏，那些庶务官、巡官、预审官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卑下可怜，他们的言谈举止是怎样的庸俗可笑。而这些人物，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正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产物。”
后来，我又在契诃夫的书简里读到他关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名言：“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象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契诃夫的名言，不就是和鲁迅不满中国“瞒”和“骗”的旧文艺，并说他自己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有时更在自己的作品里涂上“亮色”的主张相一致吗？我想，自己既然立志当这两位前辈的小学徒，也就应该按照他们的主张和实践去做。首先，我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符合契诃夫对现实主义的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其次，还要使人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只有做到了前一点，才能做到后一点。
这就是我长期遵奉的圭臬，毕生追求的标的。
在这个集子里，我把描写浙东家乡的几篇作品编排在前面，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它们的写作日期比较早，另一方面却也由于我对它们有着特殊的亲切感。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家乡农村里度过的，当我提笔学习写作时，关于家乡的见闻就成为所能采取的唯一的题材。尤其是，有谁能够忘记自己的乡土，不对乡土抱有深切的感情呢？在我的观念里，乡土是和母亲相联系的，对乡土的感情也就类似对母亲的感情，或竟是同一的东西。直到现在，已经是一个白发如麻的老人了，我还依恋着自己的童年，记忆里还保留着过去那个充满叹息和眼泪的乡土的悲凉景象。正在那时，我读到了西班牙作家比阿·巴罗哈(Pio Baroja)风格别具的《山民牧唱》，它用一种仿佛从特异的乐器里弹奏出来的凄凉调子，描写那些没有人保护却将被拉去当兵保护别人的烧炭人，失去了男人过着孤寂无助的日子的寡孀，被人叫做“地狱的巴提”的看坟人，抱着病孩子到处求医的母亲，陷入贫困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的产妇，因接触到人世间广大的悲惨而发了“善心”的“坏女人”，使我心胸充满凄苦，眼眶充满热泪。西班牙的国土不是离开我们很遥远吗？发生在那里的不幸的故事，为什么和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一样呢？人世间的悲哀为什么竟这样广大无垠呢？其实，我已经读过写了《猎人笔记》和《木木》的屠格涅夫，读过写了《苦恼》和《哀伤》的契诃夫，也读过写了《故乡》和《祝福》的鲁迅，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名著。可是，《山民牧唱》仍然给了我很大的激动，仍然使我产生上面所说那种近于小孩子的天真的想法。并不是对于造成不幸故事的社会原因茫无所知，而是把自己身经目睹的事实和那些文学大师们手笔下的描写两相印证后所引起的惊讶和痛苦。不待说，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自己的写作学习。
容纳在《悲凉的乡土》这个题目下的四个短篇，写作的时间略有先后，最初也发表在几个不同的刊物上，现在我把它们集拢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有人也曾经读过《山民牧唱》，就不难发现当时我是在怎样向自己所尊敬的前辈们学步。无论是讨血钱的奶娘，在明亮的月光下被送去出卖的村女，因严重旱灾的逼迫而变成藐视神灵和“王法”的庄稼汉，身心备受蹂躏却只能饮泣吞声的童养媳，他们都是我童、少年时代所身经目睹的，在写作时眼前一直浮现着他们悲戚的面容。另一篇《苦命人》，写的就是我自己那个童养媳出身的母亲，连故事情节也大体上是实在的，记得写作的动机也就是为了纪念早离人间的苦命母亲。只有《爱的教育》所依据的，虽然也有童、少年时代在农村私塾式国民小学里的经历，但主要的已是进了省城一所师范学校后在城市小学校里的见闻了。同一时期里的同类作品，还有收容在另外两个选集里的几篇，它们就是《车站旁边的人家》、《摸秋》、《报复》、《鱼鬼》和《寻常事》。重读这些明显地留有一个初学写作者的幼稚相的作品时，我同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当时不过是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可是你看吧，在他心目中的乡土竟是那么阴暗，那么悲凉！聊堪自慰的是，我是的确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而且，我还以为，这样做了，至少能使人感觉到生活不应当是那样的，从而也就容易得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结论的吧？
长期以来，我都在努力解决写作上的一个难题——怎样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原则下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同时，能使自己的作品稍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说“稍稍”，自然是因为缺乏自信。什么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呢？不用说，它就是艺术的美，就是包含在作品中可以导向永恒的诗的美。
很难用明确的语言来说明这种诗的美，它很有些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我曾经用历史的内容和人生的哲理来解释它，但只能说是个人的一偏之见。根据这个见解，我认为诗的美就是无掩饰的真实，就是对历史和人生的最纯真无伪的理解，而且出之于一种最平易朴素的形式。虚假是文学艺术的大敌。不能允许在自己的作品出现廉价的热情和空洞的叫喊，以及一切言不由衷的浮华辞藻。在任何时代里，作家最可贵的品质是无所保留的真诚。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难免有距离。空悬一个过高的标的，有时甚至会变成对自己的嘲弄。尽管在写作上也经常处于一种全力以赴的状态，却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好象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拖着浑身疲累却难以到达预定的归宿地。在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归因于自己的缺乏才能，陷入一个较长时间的郁郁不快。有一位外国作家曾经在他一则饱含诗情的日记体随笔里写道：“小溪在沙地上奔流，在大河面前毫不畏缩，一刻也不停顿，而是以平等的身分，象兄弟那样，愉快地汇合到一起，因为现在它还是一条小溪，可是眼看它自己也要成为海洋了。”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条小溪，卻的确尽力做到“一刻也不停顿”，愉快地和大河汇合到一起，奔流到海洋里去，使自己也成为海洋。我虽然才能平庸，成绩也不出色，但我的道路是大体正确的，即使不太平坦，它毕竟通向人民，通向自己所热爱、所愿意毕生为之献身的伟大祖国。我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写下来的作品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我还希望我的读者也能给我作公允的见证。现在我已经到了晚年，总算多少有些说这话的权利了。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忠于人民，也忠于自己；而且只有忠于人民，才能忠于自己。如果他不能把自己安置在和人民相一致的地位上，他怎么能写出对人民有益的作品呢？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上海
(王西彦短篇小说选集《悲凉的乡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原序较长，本刊摘登了其中部分内容。)
从最初学习写作时起，我就坚守着一个对自己曾经起过指迷引路作用的信念——文学艺术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就应该是描写生活的真相；因此，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自然也应该是它在描写生活真相所达到的真实程度。这个粗浅的道理，对现在一般青年作者来说，也许是最起码的常识，未免过于简单明白。但在我还是入世未久的青年的那个时代里，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那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知识界的思想斗争正趋剧烈，文学上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正被介绍进来，使我这个身上还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年青人感到眼花缭乱，莫知适从。正当我惊慌失措，不知道应该怎样来选择道路时，先驱者的身影不仅成为我的榜样，而且给了我勇气。我鼓励自己说：“你看哪，那不是鲜明的足迹吗？你就跟着走过去罢。”记得有一个时期，我曾经趁课余的时间，躲在一间空无旁人的教室里，悄悄地把《呐喊》和《彷徨》里面那些描写浙东农村生活的名篇，虔诚地抄写了一遍。当然不是由于买不起那两本书，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咀嚼得更细致，体味得更深切。也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前辈，当时我已经通过初期的译文，读到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我曾经在读书笔记里记到自己最初从英语课本或英语活页文选里读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询问》的英译以后，怎样如饥似渴地找寻这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作品并竭力去理解它们的情形：
“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时，眼前一直浮现着契诃夫那副善良而略合讥刺的笑容，那自然是从一些翻印过来的契诃夫像片上得来的印象。我总觉得，这位乡村医生是在怎样用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待病态社会和各种各样的病态人物呵！不说别的，单看出现在他笔下的那些小官吏，那些庶务官、巡官、预审官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卑下可怜，他们的言谈举止是怎样的庸俗可笑。而这些人物，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正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产物。”
后来，我又在契诃夫的书简里读到他关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名言：“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象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契诃夫的名言，不就是和鲁迅不满中国“瞒”和“骗”的旧文艺，并说他自己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有时更在自己的作品里涂上“亮色”的主张相一致吗？我想，自己既然立志当这两位前辈的小学徒，也就应该按照他们的主张和实践去做。首先，我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符合契诃夫对现实主义的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其次，还要使人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只有做到了前一点，才能做到后一点。
这就是我长期遵奉的圭臬，毕生追求的标的。
在这个集子里，我把描写浙东家乡的几篇作品编排在前面，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它们的写作日期比较早，另一方面却也由于我对它们有着特殊的亲切感。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家乡农村里度过的，当我提笔学习写作时，关于家乡的见闻就成为所能采取的唯一的题材。尤其是，有谁能够忘记自己的乡土，不对乡土抱有深切的感情呢？在我的观念里，乡土是和母亲相联系的，对乡土的感情也就类似对母亲的感情，或竟是同一的东西。直到现在，已经是一个白发如麻的老人了，我还依恋着自己的童年，记忆里还保留着过去那个充满叹息和眼泪的乡土的悲凉景象。正在那时，我读到了西班牙作家比阿·巴罗哈(Pio Baroja)风格别具的《山民牧唱》，它用一种仿佛从特异的乐器里弹奏出来的凄凉调子，描写那些没有人保护却将被拉去当兵保护别人的烧炭人，失去了男人过着孤寂无助的日子的寡孀，被人叫做“地狱的巴提”的看坟人，抱着病孩子到处求医的母亲，陷入贫困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的产妇，因接触到人世间广大的悲惨而发了“善心”的“坏女人”，使我心胸充满凄苦，眼眶充满热泪。西班牙的国土不是离开我们很遥远吗？发生在那里的不幸的故事，为什么和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一样呢？人世间的悲哀为什么竟这样广大无垠呢？其实，我已经读过写了《猎人笔记》和《木木》的屠格涅夫，读过写了《苦恼》和《哀伤》的契诃夫，也读过写了《故乡》和《祝福》的鲁迅，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名著。可是，《山民牧唱》仍然给了我很大的激动，仍然使我产生上面所说那种近于小孩子的天真的想法。并不是对于造成不幸故事的社会原因茫无所知，而是把自己身经目睹的事实和那些文学大师们手笔下的描写两相印证后所引起的惊讶和痛苦。不待说，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自己的写作学习。
容纳在《悲凉的乡土》这个题目下的四个短篇，写作的时间略有先后，最初也发表在几个不同的刊物上，现在我把它们集拢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有人也曾经读过《山民牧唱》，就不难发现当时我是在怎样向自己所尊敬的前辈们学步。无论是讨血钱的奶娘，在明亮的月光下被送去出卖的村女，因严重旱灾的逼迫而变成藐视神灵和“王法”的庄稼汉，身心备受蹂躏却只能饮泣吞声的童养媳，他们都是我童、少年时代所身经目睹的，在写作时眼前一直浮现着他们悲戚的面容。另一篇《苦命人》，写的就是我自己那个童养媳出身的母亲，连故事情节也大体上是实在的，记得写作的动机也就是为了纪念早离人间的苦命母亲。只有《爱的教育》所依据的，虽然也有童、少年时代在农村私塾式国民小学里的经历，但主要的已是进了省城一所师范学校后在城市小学校里的见闻了。同一时期里的同类作品，还有收容在另外两个选集里的几篇，它们就是《车站旁边的人家》、《摸秋》、《报复》、《鱼鬼》和《寻常事》。重读这些明显地留有一个初学写作者的幼稚相的作品时，我同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当时不过是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可是你看吧，在他心目中的乡土竟是那么阴暗，那么悲凉！聊堪自慰的是，我是的确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而且，我还以为，这样做了，至少能使人感觉到生活不应当是那样的，从而也就容易得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结论的吧？
长期以来，我都在努力解决写作上的一个难题——怎样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原则下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同时，能使自己的作品稍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说“稍稍”，自然是因为缺乏自信。什么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呢？不用说，它就是艺术的美，就是包含在作品中可以导向永恒的诗的美。
很难用明确的语言来说明这种诗的美，它很有些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我曾经用历史的内容和人生的哲理来解释它，但只能说是个人的一偏之见。根据这个见解，我认为诗的美就是无掩饰的真实，就是对历史和人生的最纯真无伪的理解，而且出之于一种最平易朴素的形式。虚假是文学艺术的大敌。不能允许在自己的作品出现廉价的热情和空洞的叫喊，以及一切言不由衷的浮华辞藻。在任何时代里，作家最可贵的品质是无所保留的真诚。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难免有距离。空悬一个过高的标的，有时甚至会变成对自己的嘲弄。尽管在写作上也经常处于一种全力以赴的状态，却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好象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拖着浑身疲累却难以到达预定的归宿地。在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归因于自己的缺乏才能，陷入一个较长时间的郁郁不快。有一位外国作家曾经在他一则饱含诗情的日记体随笔里写道：“小溪在沙地上奔流，在大河面前毫不畏缩，一刻也不停顿，而是以平等的身分，象兄弟那样，愉快地汇合到一起，因为现在它还是一条小溪，可是眼看它自己也要成为海洋了。”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条小溪，卻的确尽力做到“一刻也不停顿”，愉快地和大河汇合到一起，奔流到海洋里去，使自己也成为海洋。我虽然才能平庸，成绩也不出色，但我的道路是大体正确的，即使不太平坦，它毕竟通向人民，通向自己所热爱、所愿意毕生为之献身的伟大祖国。我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写下来的作品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我还希望我的读者也能给我作公允的见证。现在我已经到了晚年，总算多少有些说这话的权利了。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忠于人民，也忠于自己；而且只有忠于人民，才能忠于自己。如果他不能把自己安置在和人民相一致的地位上，他怎么能写出对人民有益的作品呢？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上海
(王西彦短篇小说选集《悲凉的乡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原序较长，本刊摘登了其中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