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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个蓝天白云相映的冬日，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李元洛先生的书房。书房中，最先跃入眼帘的是悬挂在墙上的四幅书法作品。第一幅是李元洛先生的父亲李伏波老先生的墨宝，第二、三幅是诗人臧克家的手迹，第四幅是诗人余光中的硬笔书法长诗《楚人赠砚记——寄长沙李元洛》。
我打量着这些名人的书法，立马想起了自己在阅读李元洛先生相关资料中所获取的诸多信息。李伏波老先生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兼诗词家，藏有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诗词集多种，元洛先生“青青子衿时”便从父亲的藏书中“感觉到了诗歌的味道”。臧克家先生是元洛先生的“忘年交”，当年他跨入诗歌评论人的行列时，曾受到过臧先生的热情鼓励，臧先生给他的信约有百封之多，珍藏至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造访北京臧宅，臧先生手书自己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万类人间重与轻，难凭高下作权衡。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余光中先生的名诗《乡愁》之所以能够传遍大陆，其首枚“军功章”则毋庸置疑地属于了元洛先生，他于1982年率先在《名作欣赏》上发表了评介《乡愁》与《乡愁四韵》的专文，继而又写了一系列有关评介文章，让海峡对岸的余光中及其诗歌走进了大陆读者的视野。后来二人成为挚友，或漫步于香江水岸，或畅游于日月潭畔，或行走于汨罗江沿途，说诗经楚辞汉赋，论唐诗宋词元曲，进而笔酣墨饱，将所述所议化为美文，令中华文化在海峡两岸一次又一次地闪光发亮。
书房的书架上堆满了大小不一、厚薄不等的书，有古今的典籍，有中外的名著，加上走道和阳台书架上的书，我估摸其数量当不下一万册。元洛先生告诉我，早些年，他曾赠送了约八千册书给岳阳的学生余三定，余三定教授多次载驰载奔才将这些书拖回去。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句。私心以为，元洛先生今日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是博览群书。我跂望所有的书架，发现群书中最抢眼的还是元洛先生本人的著作，其中有《诗学漫笔》、《诗卷长流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诗美学》、《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唐诗分类欣赏》等，这些著作分明彰显出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诗歌评论家。此外，便是《凤凰游》、《说箫吹剑》、《书院清池》等，这些著作散发出来的芬芳为他的身份又增添了一顶桂冠：散文家。而《万遍千回梦里惊——唐诗之旅》、《曾是惊鸿照影来——宋词之旅》、《风袖翩翩吹瘦马——元曲之旅》、《潇潇风雨满天地——清诗之旅》和《彩笔昔曾千气象——绝句之旅》的横空出世，更是将元洛先生推上了“诗文化散文”这一新文学体裁创始人的位置，且得到了黄维樑、喻大翔等学者名家的首肯，学界中很有影响的两部巨制《中华文学通史》、《中国散文通史》甚至还辟有专节，对元洛先生的诗歌理论与评论及散文创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
进入耄耋之年的元洛先生亦好写诗撰联。今年端午时节，他创作了四副楹联：“中国诗坛第一人，但推屈子;两间遗泽无双地，唯有汨罗。”“万乘兵車，秦皇霸业经十三年即已烟消火灭;一枝椽笔，屈子诗骚历千百载仍然霞蔚云蒸。”“万古不磨，洞庭波兮木叶纷飞云梦泽;千秋长颂，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谁轻言：两千年天风猎猎把先贤后哲都吹入历史;我重听：五百里江水泱泱将往烈遗贞仍唱今朝。”
四副楹联，一气呵成，流播民间，好评如潮。重视文化建设的汨罗市领导决定请书法家书写，并准备分别悬挂于汨罗屈子祠和屈原湿地公园。可以想象，元洛先生的手下别有炉锤之作，一定会使这两处文化圣地锦上添花，益发闪耀亮丽的风采。
元洛先生向我展示了他的一首题为《空山》的近作：“人喧车闹雾霾城，夏日深山万籁清。寂寂空山谁剪破？关关好鸟二三声。”
我读后不由得拍案称好，说放进唐诗，几可乱真。他却说，现在国人写作传统诗词的热情很高，数量也十分惊人，其中当然不乏醒目之作，但要达到唐人的高度，特别是在整体上对唐诗包括宋词在内能有所超越，恐怕不容易。他认为鲁迅先生关于“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说法虽然不免绝对化，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谈话中，元洛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他的前几十年是“痛苦”，青海高原上的艰难环境，湘江畔某邑罗织“罪名”的无情批判，给自己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几十年则是“辛苦”，几十本书，都是自己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辛辛苦苦“爬格子”锤炼出来的。1985年写《诗美学》，全书五十多万字，由于不会电脑，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待到抄完，实在是筋疲力尽，虽然自己还不到五十岁，正当壮年。三十年后，他又对这部力作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并补写了三万余字的《诗的形式美》一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修订本，由此可见他的兢兢业业，精益求精。
不知不觉，在元洛先生的书房里竟然待了两个多小时。这时，他从书架上抽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二书，然后签字、钤印，热情地送到了我的手中。我捧着这两本沉甸甸的大作，不由得蓦然回首，神驰往日。
我与元洛先生相识于“文革”后恢复高考的1977年。当时他执教于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中文系，是这年岳阳地区高考阅卷语文组的大组长，我则负责仅仅只有八百余份外语考卷批阅任务的外语小组（当年外语不是必考科目，由考生选考）。从那以后，再未与他谋面，想不到一别竟然整整四十三年。而今第二次握手，尽管他已经是蜚声文学界的著名“码字匠”，但对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匠，依然还是像1977年那样：谦虚、平易、朴实、热心。挥手告别之际，他一再表示，欢迎我下一次到访。
我打量着这些名人的书法，立马想起了自己在阅读李元洛先生相关资料中所获取的诸多信息。李伏波老先生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兼诗词家，藏有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诗词集多种，元洛先生“青青子衿时”便从父亲的藏书中“感觉到了诗歌的味道”。臧克家先生是元洛先生的“忘年交”，当年他跨入诗歌评论人的行列时，曾受到过臧先生的热情鼓励，臧先生给他的信约有百封之多，珍藏至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造访北京臧宅，臧先生手书自己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万类人间重与轻，难凭高下作权衡。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余光中先生的名诗《乡愁》之所以能够传遍大陆，其首枚“军功章”则毋庸置疑地属于了元洛先生，他于1982年率先在《名作欣赏》上发表了评介《乡愁》与《乡愁四韵》的专文，继而又写了一系列有关评介文章，让海峡对岸的余光中及其诗歌走进了大陆读者的视野。后来二人成为挚友，或漫步于香江水岸，或畅游于日月潭畔，或行走于汨罗江沿途，说诗经楚辞汉赋，论唐诗宋词元曲，进而笔酣墨饱，将所述所议化为美文，令中华文化在海峡两岸一次又一次地闪光发亮。
书房的书架上堆满了大小不一、厚薄不等的书，有古今的典籍，有中外的名著，加上走道和阳台书架上的书，我估摸其数量当不下一万册。元洛先生告诉我，早些年，他曾赠送了约八千册书给岳阳的学生余三定，余三定教授多次载驰载奔才将这些书拖回去。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句。私心以为，元洛先生今日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是博览群书。我跂望所有的书架，发现群书中最抢眼的还是元洛先生本人的著作，其中有《诗学漫笔》、《诗卷长流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诗美学》、《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唐诗分类欣赏》等，这些著作分明彰显出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诗歌评论家。此外，便是《凤凰游》、《说箫吹剑》、《书院清池》等，这些著作散发出来的芬芳为他的身份又增添了一顶桂冠：散文家。而《万遍千回梦里惊——唐诗之旅》、《曾是惊鸿照影来——宋词之旅》、《风袖翩翩吹瘦马——元曲之旅》、《潇潇风雨满天地——清诗之旅》和《彩笔昔曾千气象——绝句之旅》的横空出世，更是将元洛先生推上了“诗文化散文”这一新文学体裁创始人的位置，且得到了黄维樑、喻大翔等学者名家的首肯，学界中很有影响的两部巨制《中华文学通史》、《中国散文通史》甚至还辟有专节，对元洛先生的诗歌理论与评论及散文创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
进入耄耋之年的元洛先生亦好写诗撰联。今年端午时节，他创作了四副楹联：“中国诗坛第一人，但推屈子;两间遗泽无双地，唯有汨罗。”“万乘兵車，秦皇霸业经十三年即已烟消火灭;一枝椽笔，屈子诗骚历千百载仍然霞蔚云蒸。”“万古不磨，洞庭波兮木叶纷飞云梦泽;千秋长颂，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谁轻言：两千年天风猎猎把先贤后哲都吹入历史;我重听：五百里江水泱泱将往烈遗贞仍唱今朝。”
四副楹联，一气呵成，流播民间，好评如潮。重视文化建设的汨罗市领导决定请书法家书写，并准备分别悬挂于汨罗屈子祠和屈原湿地公园。可以想象，元洛先生的手下别有炉锤之作，一定会使这两处文化圣地锦上添花，益发闪耀亮丽的风采。
元洛先生向我展示了他的一首题为《空山》的近作：“人喧车闹雾霾城，夏日深山万籁清。寂寂空山谁剪破？关关好鸟二三声。”
我读后不由得拍案称好，说放进唐诗，几可乱真。他却说，现在国人写作传统诗词的热情很高，数量也十分惊人，其中当然不乏醒目之作，但要达到唐人的高度，特别是在整体上对唐诗包括宋词在内能有所超越，恐怕不容易。他认为鲁迅先生关于“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说法虽然不免绝对化，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谈话中，元洛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他的前几十年是“痛苦”，青海高原上的艰难环境，湘江畔某邑罗织“罪名”的无情批判，给自己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几十年则是“辛苦”，几十本书，都是自己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辛辛苦苦“爬格子”锤炼出来的。1985年写《诗美学》，全书五十多万字，由于不会电脑，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待到抄完，实在是筋疲力尽，虽然自己还不到五十岁，正当壮年。三十年后，他又对这部力作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并补写了三万余字的《诗的形式美》一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修订本，由此可见他的兢兢业业，精益求精。
不知不觉，在元洛先生的书房里竟然待了两个多小时。这时，他从书架上抽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二书，然后签字、钤印，热情地送到了我的手中。我捧着这两本沉甸甸的大作，不由得蓦然回首，神驰往日。
我与元洛先生相识于“文革”后恢复高考的1977年。当时他执教于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中文系，是这年岳阳地区高考阅卷语文组的大组长，我则负责仅仅只有八百余份外语考卷批阅任务的外语小组（当年外语不是必考科目，由考生选考）。从那以后，再未与他谋面，想不到一别竟然整整四十三年。而今第二次握手，尽管他已经是蜚声文学界的著名“码字匠”，但对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匠，依然还是像1977年那样：谦虚、平易、朴实、热心。挥手告别之际，他一再表示，欢迎我下一次到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