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人心所向。最起码，社会和谐，不论富人穷人，对未来都有乐观预期，是双赢。和谐社会的涉及面广，民主政治、道德法治、公平正义、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不一而足。不过单从经济看，最要紧的是公平。一个公平长久失衡的社会，是难有和谐可言的。
　　我们该如何求公平呢？近来参加几个座谈会，感觉有个误会要澄清。有人认为，当前分配不公，是由于以往太重效率所致，故而主张矫枉过正，用效率换公平。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的看法是，效率与公平，原本不在一个层面。所谓效率优先，注重公平，指的是初次分配求效率，再分配求公平﹔企业求效率，政府求公平。这样看，效率与公平并不矛盾。既然不矛盾，两者并行不悖，我们是不必顾此失彼的。
　　其实，当下收入分配不公，责任并不在“效率”而在政府。比如行业间的收入悬殊，那是行政垄断造成的，设想一下，如果电信、银行、保险业允许竞争，他们的收入会居高不下吗？再看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政府过去用价格剪刀差，让农业为工业积累资金﹔另一方面，财政将大把的钱投向城市，而少顾及农村。城里人看病养老多由政府出钱，而农民却要自己掏腰包。还有，就是非法收入，这一块老百姓意见最大，所谓权钱交易、制假贩假、偷税漏税，哪一项不与政府监督不力有关呢？
　　由此看，保障公平的责任在政府，维护公平的主体也是政府。说具体点，政府求公平，至少有三件事要做。
　　首先，要调节垄断业的过高收入。不是说垄断企业就不能有高收入，而是收入一定要与贡献挂钩。目前垄断企业利润高，并不全是经营者的功劳，某人在政府做司长，年收入3万多，一旦派到企业做老总，摇身一变，年收入就是100万，你说合理吗？再说谁当老总，并非竞争所定，而是政府指派，如此坐享其成，旁人怎会心服口服？化解的办法是，把非经营性盈利撇开，管理者的收入，只与经营性盈利挂钩。
　　政府要做的第二件事，重新定位财政职能。经济学说，市场经济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既然是公共财政，那么就得专司公共服务，不仅要惠及城市，而且要覆盖农村；不仅要支持东部，而且要照顾西部。过去几十年，财政对公共服务投入少，欠账多，追问原因，都说是政府没钱。若深一层想想，这哪里是钱的问题，真实的原因是政府越位，花了不该花的钱。比如一般竞争性行业，政府原本不必介入，可大量资金却投进了这些行业。而那些需要政府办的项目，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扶弱助贫等，反因缺钱而力不从心。因此，為确保有财力照顾公平，国家应立法规定财政资金的用途，硬性划定用于农村以及扶贫的比例。
　　政府要做的第三件事，取缔非法收入。对制假贩假、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政府应严加监管，重拳打击。而对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一方面要严肃查处，而更重要的是要规范与减少行政审批。权钱交易由来已久，中央三令五申为何屡禁不止？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的确，权钱交易五花八门，但追到底，大多都与行政审批有关。审批制不改，腐败难除，所幸的是，政府已承诺将审批改为备案，而现在要紧的是如何落到实处。
　　最后再强调一点，政府注重公平，绝不是搞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离我们并不遥远，30年前，我们搞的就是大锅饭，虽然收入较平均，但那是贫穷的公平。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有句俗语，财大气粗。不错，社会主义要有说服力，就必须发展生产力。政府当初决意改革，打破大锅饭，也就是为了适当拉开差距，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如今回头看，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分配改革不记头功，也算是立下过汗马功劳吧！（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