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的万灵节前夕，德国人马丁·路德提出震惊天主教世界的《九十五条论纲》，对教会所发行的赎罪券提出了严厉批判，开启了宗教改革的大潮。此前多年中，路德一直处于巨大的精神痛苦当中，他始终在忧惧，自己是否能够获得拯救，是否可能会堕入地狱。
　　直到1515年前后，经过多年的苦苦思索，路德突然悟到了，拯救来源于人对神的无条件的信仰，他在所谓的“塔上体验”中获得了巨大的解放。路德是在孤独地冥想《新约·罗马书》的语句时发现了他所一直在找寻的关于得救的确信：“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就是基督新教的核心信念“因信称义”，路德、加尔文等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他们对于宗教、社会、政治等等的一系列主张。所谓“因信称义”是说，一个人是否获得拯救，不在于他做了多少好事，还是买了多少赎罪券，而在于他是否对于神有着无条件的“信”。只要有这种“信”，则他必定就已经得救了。
　　由“因信称义”，得出一个推论，即“命运前定”，就是说，上帝已经依凭其意志对个人的命运做了无条件的安排，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对此作出任何改变。由此，又进一步得出，世间是区分为选民与非选民的，选民就是上帝已经注定其得救的“信”徒，其他人则是非选民。这样一种信念，是对犹太教创世论的一种相当纯粹的继承，在它看来，上帝的意志是一切正义与秩序的来源，人不能依凭任何一种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基于自然理性的道德原则来对上帝做某种评判，所以对于上帝的信仰是无条件的，这种无条件信仰是一切其他观念的前提。
　　基于这种信念，又衍生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后果，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所做的研究。韦伯发现，尽管新教——尤其典型的是加尔文宗——有了命运前定这样一种信念，但它并未让人陷入自暴自弃或是随波逐流的宿命论，相反，它会让人更充满勇气地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对于前定命运的坚信，会伴随着对自己的选民身份的坚定信念，而选民身份是神的恩赐，所以选民理应在世间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彰显神的荣耀，努力挣钱一事于是被去污名化，成为一种宗教责任，这在各大宗教里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选民应该以一种严苛的道德标准自律，过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这才证明了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并不是为了享乐，而只是为了担负起选民的责任。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带来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样一种对于神意的无条件信仰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了解到這个上帝是如《约伯记》当中那样的一个喜怒无常、任意而为的神之后。但实际上，此种对于超越于任何人力之上的至高信念的无条件信仰，在未受文明侵染的初民社会是相对常见的，朴拙之民常常会有一些在开化之民看来愚笨的固执，坚持某种僵硬的原则不懂任何变通。
　　所谓开化之民，通常是其所处的社会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该社会的反思能力将会发展起来，而这种反思必会导致理性化的结果。根本意义上来说，理性是无法推翻信仰的；但是，一旦理性站了出来，则无条件的信仰也无法持续下去，信仰要经受某种意义上的理性的检验了。
　　那样一种对僵硬原则的固执坚持便不再容易持续，因为依照理性，倘若不知变通，则人在具体事务中却要受到只着眼于普遍的抽象规矩的无条件约束，不免愚蠢，所以懂得变通很重要。但这里就有一个麻烦，在那种所谓理性的社会当中，并不是一个人会想到要变通，而是人人都要变通，其结果却会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行动的基础——普遍原则被牺牲，于是社会的普遍秩序被牺牲，因为社会秩序以人们对于一种共通原则的接受为前提——这就是个体的理性反倒带来普遍的非理性，社会变得不可爱了。
　　相比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拉丁种族，山北的德意志人，文化较为晚熟，民风尚属朴拙，于是在山南不易被接受的无条件信仰一事，反倒在山北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山南则走上了理性进一步精细化的文艺复兴之路。最终，我们却看到，是朴拙的清教徒，而不是精明的文化成熟人群，开创了具有巨大扩展性的现代世界秩序。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