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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題，也没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如此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数量为标志的增长方式，因为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在曾经的一个时期，我们认为数量和速度是重要的，走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去产能等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改变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利益集团问题，另一个是路径依赖问题。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所以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再改，能拖就拖。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双创的主力是年轻人
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有中间人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和过去的不同。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但今天最新的发明在民用，创新给我们的是希望、是机会，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
保护产权培育企业家精神
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
首先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但它为什么不敢浮到水面上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怕人家追查旧帐，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银行信贷存在规模和所有制歧视
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种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优先，民营就往后排。这两种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过去的记录。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土地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了抵押贷款。有一些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了怎么办？如果国家要把他的房子、土地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的情况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所以农民贷款的坏帐率是很低的。如果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家族企业搞两个账本一定会出问题
在南方企业调查发现家族企业有个问题：家族企业有两本账，一本账是经济账，一本账是社会账。经济账就是一定要把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账，就是要救济家族的人，尽到帮助家族的责任。
但是两本账一定会出问题，在农村调查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地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两个道理：
第一，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亲人、家族。
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形成的时间是在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有矛盾，企业有互相竞争，如果按照“经纪人假设”，那就会两败俱伤；按照“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會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而应是精神的体现。
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革命
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人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不客观的。
其实，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创业道路。
以贵州毕节举例，那个地方有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回到家乡，有经验又懂得技术。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做生意去了，而农民也在自费学习农业技术。所以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的巨大变革，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有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它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报告没有提出怎么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的重分，到现在变成制度性的问题。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内战就发生了，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人毕业后不愿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中国经济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几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其实是没关系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
（本文系根据厉以宁院长在近期“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
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如此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数量为标志的增长方式，因为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在曾经的一个时期，我们认为数量和速度是重要的，走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去产能等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改变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利益集团问题，另一个是路径依赖问题。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所以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再改，能拖就拖。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双创的主力是年轻人
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有中间人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和过去的不同。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但今天最新的发明在民用，创新给我们的是希望、是机会，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
保护产权培育企业家精神
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
首先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但它为什么不敢浮到水面上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怕人家追查旧帐，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银行信贷存在规模和所有制歧视
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种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优先，民营就往后排。这两种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过去的记录。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土地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了抵押贷款。有一些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了怎么办？如果国家要把他的房子、土地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的情况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所以农民贷款的坏帐率是很低的。如果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家族企业搞两个账本一定会出问题
在南方企业调查发现家族企业有个问题：家族企业有两本账，一本账是经济账，一本账是社会账。经济账就是一定要把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账，就是要救济家族的人，尽到帮助家族的责任。
但是两本账一定会出问题，在农村调查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地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两个道理：
第一，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亲人、家族。
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形成的时间是在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有矛盾，企业有互相竞争，如果按照“经纪人假设”，那就会两败俱伤；按照“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會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而应是精神的体现。
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革命
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人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不客观的。
其实，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创业道路。
以贵州毕节举例，那个地方有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回到家乡，有经验又懂得技术。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做生意去了，而农民也在自费学习农业技术。所以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的巨大变革，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有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它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报告没有提出怎么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的重分，到现在变成制度性的问题。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内战就发生了，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人毕业后不愿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中国经济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几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其实是没关系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
（本文系根据厉以宁院长在近期“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