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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价值观问题与文艺创新之间有关系吗？我认为，不但有，而且关系还相当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的不讲，单看我国目前文艺创作的状况，就可得出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新时期文艺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创作中存在较大面积的混浊、苍白和龌龊的乱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近日读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同志的文章，他说：“令人忧虑的是，虽然这些年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创作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现出拥抱时代的充分热情，甚至存在着某种‘逃避时代’的倾向，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时代气息与现实温度。”[1]这个判断是实事求是的。造成这种令人忧虑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发生了倾斜，陷入了误区，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文艺创作中呈现的脱离生活、境界低下、理想匮乏、信念缺失、情感粗鄙等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作家艺术家在价值观领域出了某些问题才造成的。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一则需要提高警惕和勇于自省，一则是需要进行反思性的探讨。
文艺要发展繁荣，必得走推陈出新之路。这有无数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证明。但文艺要走创新之路，不只是个技巧、手法、语言、形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则是观念、思想、品格、意境的提升。文艺创作脱离了价值观的进步和创新，必然会“小家子气”，必然会变得“缺钙”，得“软骨症”。有人以为保持“价值中立”、放弃“价值诉求”，专写“超然于世”的作品，就可得到“纯粹”和“永恒”，这是自欺欺人的糊涂观念。鲁迅先生说得好：“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2]可见， 作家逃离价值观选择和培养的做法，实乃自我束缚、自掘坟墓。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例子加以辩驳，认为他笃信宗教，鼓吹“勿以暴力抗恶”，不还是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解。是的，谁都称赞老托尔斯泰的作品写得好，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可不要忘记，当年列宁是这样评价的，说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成了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一步”[3]，除了天才的描述和“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4]外，同他是一位“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5]，能“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成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并且在作品里“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6]其遗产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7]，是绝对分不开的。列宁曾明确谈到：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但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批判特点和意义，正在于他是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把当时乡村、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观点的急剧转变表现了出来。他的批判“所以这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这样清新、真诚、具有力求‘追根究底’找出群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8]。我们在这些精准、透辟、辩证的论述中，不是已经看到了价值观的选择对于一位作家的作品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了吗？
诚然，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不少观念同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矛盾的。可他的学说的确“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俄国工人阶级研究托尔斯泰的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明白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9]。鉴于此，列宁尖锐、坦率地批评了那些“把托尔斯泰称为‘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的观点，认为那是“胡说”，是“空话”，是“自由派故意散布的谎言”[10]，认为“这样的话，比普通的庸人论调还要坏。这是用虚幻的花朵来装饰‘烂泥’，这只能用来骗人。”[11]从列宁这种批评方法论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文艺不可能没有价值系统，文艺也不可能表现抽象的价值观。价值问题同作品的优劣是息息相关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在价值观上必定是先进的。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铁律。
二
上述这个见解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揭示社会主义时期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作和创新的关系，就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最近，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12]，并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地区都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什么这个时候印发呢？就是因为形势所迫，这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认为，这对我们文艺创作来说，确实是“三月风”、“及时雨”，对推动文艺的发展繁荣会起的既醍醐灌顶又润物无声的效果。
从宏观的方面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性任务；从文艺的方面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文艺成为导引人们前行的灯火，成为为人们提供健康精神食粮的有力举措。我们面临着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这一新情况，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要树立一种能凝心聚力、与时代相契合、与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相承接的核心价值观，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正能量的精神保障，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具有软实力的标志和象征。对于文艺创作来说，营构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系统，正是使之具有魂魄和饱含魅力的秘密所在。毋庸讳言，文艺创作倘若怯懦地采取“价值缺席”或“价值负面”的态度与立场，那么，其作品就不可避免地走上空泛、虚假、消极、低俗一途；反之，作者如果勇敢地采取“求真求美”、“崇德向善”的态度和立场，再施以高超的艺术手段的，那么，这种作品会产生强大的感染人、鼓舞人、教育的人力量是可以预期的。 问题的关键是，创作主体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认知和认同，能做到知行合一。如果一方面想创新，一方面又死守旧观念，不愿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不肯增强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攀登道德高地的责任感，不愿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分，那么，在全球竞争中就有败下阵来的危险。试想，当高尚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逐步向人类精神天空回归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文艺仍然让假恶丑“唱主角”，让私欲泛滥的恶臭淹没干净的人性，那么，这种迎合低劣社会情绪与嗜好、对社会发展走向片面理解的“戾气”，必将会扼杀文艺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带来文艺不可遏止的腐朽和堕落。
譬如，有些作者喜欢在作品中展示抽象的人性和人性之恶，热衷于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津津乐道地表现人物的阴暗和丑陋一面，完全同精神文明建设不搭界，还自以为这是艺术“创新”。说穿了，这恰恰是创作主体丧失了艺术良知、丧失了“真善美”价值取向的表现。客观地讲，人的生物性一面、龌龊丑恶的一面，作品中不是不能写。问题是看怎么写，秉持何种态度。如果无视作品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环境，把这作为“人性的深度”加以开掘，炫耀欣赏、嗜痂如癖、以丑为美，那就不是在艺术创新，而是在制造腐蚀、瓦解、污染人的“毒药”了。对人性的描写，我们要有唯物史观，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给以鉴别与判断，否则，就有走到剥削阶级旧文艺观老路上去的可能。眼下，带抽象人性论色彩的产品，为何还有一定市场呢？就是因为它在当前价值观的较量中，充当着某种机制和需求“防空洞”和“润滑剂”的角色，形成了一股思潮，所以杜绝起来不容易。我们要抨击和揭露这种思潮，铲除孳生这种思潮的土壤，切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实行和弘扬。
再如，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是错误和消极的价值观作祟使然。表现革命的历史题材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一块。为了表现得好，注意防止公式化和概念化、采用新视角新手法是必要的。但这种创新绝不等于要搞历史虚无主义，绝不等于要搞“解构”、“无视”、“戏说”、“穿越”。文艺创作中，倘若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只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只热衷于个别现象而否认事物的本质，一心想把黑暗的历史漂白，把洁净的历史污化， 刻意编造历史，夸大“人祸”，大作“翻案”文章，这种“恶搞”式的“创新”，只能说是创作者的价值观系统出了偏差和毛病。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流毒，就是在一些热门、畅销或获奖的作品中，同样也是存在的。这类作品，虚无是其“表”，消极理念是其“里”。这种虚无主义的东西，同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
三
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还处在培育和形成阶段。但它的精神实质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文艺产品应该育人化人，传递积极的人生追求，表现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高作品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品位，已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守则。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界定，如果说前一段时间还在摸索，未达共识的话，那么自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三个“倡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成24个字[13]，可以说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都比较明确了。诚然，十八大报告和《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依然是开放的、有弹性的。因为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价值、基本价值的界定毕竟不同，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如何在界定中进一步增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成分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仍有探讨的余地。但是，毕竟认识越来越清晰了，即无论是讲“核心价值体系”，还是讲“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当是它的灵魂。这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创新活动，的确具有“发动机”和“指南针”的意义。
因为，有了核心价值观，文艺创作就有了主心骨，文艺创新也有了遵循的轨迹。同时，核心价值观也给人们鉴别作品真伪、质量优劣提供了科学的准绳和依据。文艺作品怎样才算好，怎么才算出新，不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再是光靠自我吹嘘、我行我素就行了。一部作品是想让人看了愉悦还是想让人看了恶心，是想让人奋发向上感奋提升还是让人受到精神的折磨和戕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给了我们理论上的尺寸和界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可说是社会主义文艺学说的一大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1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它在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他说：“德国人能欢迎和爱护音乐，在音乐中他成了一切民族之王”，那是“因为只有德国人才能从当前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深的秘密揭露出来，并且表现在音响中”[15]。不难发现，伟大的德国古典音乐之所以如此迷人，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精神征服力，这同它能在其中表现时代先进的价值情感是绝对密切相关的。在德国古典音乐的音响中，若是没能从“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展示出来，那它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是注定要打折扣的。
记得，与恩格斯同一年，马克思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16]这段动人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一个作家只要深入生活，触摸实际，“接地气”，关心群众的痛痒，倾听底层的声音，就会受到感染，受到刺激，得到熏陶，就可能养成自己的社会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无疑这是对的。但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个作家若是在生活中培养了艺术良心，占领了道德高地，注意高尚价值观的选择，他就可能摆脱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的束缚和拘囿，就可能自觉地表达人民的企盼和呼声，这对民族的固本强基是极有好处的。如此看来，这不正是文艺创作和创新的坦途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1]李冰：《“文学与时代”随笔》，《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第13版。
[2]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3][5][7]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第19-23页、第25页。
[4][6]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第181-187页。
[8]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9][10]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页、第72页。
[11]列宁：《“有保留”的英雄们》，《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见201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13]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
[1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1日第1版。
[15]恩格斯：《莱茵的庆祝会》（1843），《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17页。
[16]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18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0页。
价值观问题与文艺创新之间有关系吗？我认为，不但有，而且关系还相当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的不讲，单看我国目前文艺创作的状况，就可得出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新时期文艺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创作中存在较大面积的混浊、苍白和龌龊的乱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近日读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同志的文章，他说：“令人忧虑的是，虽然这些年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创作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现出拥抱时代的充分热情，甚至存在着某种‘逃避时代’的倾向，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时代气息与现实温度。”[1]这个判断是实事求是的。造成这种令人忧虑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发生了倾斜，陷入了误区，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文艺创作中呈现的脱离生活、境界低下、理想匮乏、信念缺失、情感粗鄙等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作家艺术家在价值观领域出了某些问题才造成的。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一则需要提高警惕和勇于自省，一则是需要进行反思性的探讨。
文艺要发展繁荣，必得走推陈出新之路。这有无数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证明。但文艺要走创新之路，不只是个技巧、手法、语言、形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则是观念、思想、品格、意境的提升。文艺创作脱离了价值观的进步和创新，必然会“小家子气”，必然会变得“缺钙”，得“软骨症”。有人以为保持“价值中立”、放弃“价值诉求”，专写“超然于世”的作品，就可得到“纯粹”和“永恒”，这是自欺欺人的糊涂观念。鲁迅先生说得好：“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2]可见， 作家逃离价值观选择和培养的做法，实乃自我束缚、自掘坟墓。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例子加以辩驳，认为他笃信宗教，鼓吹“勿以暴力抗恶”，不还是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解。是的，谁都称赞老托尔斯泰的作品写得好，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可不要忘记，当年列宁是这样评价的，说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成了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一步”[3]，除了天才的描述和“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4]外，同他是一位“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5]，能“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成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并且在作品里“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6]其遗产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7]，是绝对分不开的。列宁曾明确谈到：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但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批判特点和意义，正在于他是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把当时乡村、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观点的急剧转变表现了出来。他的批判“所以这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这样清新、真诚、具有力求‘追根究底’找出群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8]。我们在这些精准、透辟、辩证的论述中，不是已经看到了价值观的选择对于一位作家的作品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了吗？
诚然，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不少观念同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矛盾的。可他的学说的确“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俄国工人阶级研究托尔斯泰的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明白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9]。鉴于此，列宁尖锐、坦率地批评了那些“把托尔斯泰称为‘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的观点，认为那是“胡说”，是“空话”，是“自由派故意散布的谎言”[10]，认为“这样的话，比普通的庸人论调还要坏。这是用虚幻的花朵来装饰‘烂泥’，这只能用来骗人。”[11]从列宁这种批评方法论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文艺不可能没有价值系统，文艺也不可能表现抽象的价值观。价值问题同作品的优劣是息息相关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在价值观上必定是先进的。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铁律。
二
上述这个见解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揭示社会主义时期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作和创新的关系，就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最近，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12]，并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地区都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什么这个时候印发呢？就是因为形势所迫，这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认为，这对我们文艺创作来说，确实是“三月风”、“及时雨”，对推动文艺的发展繁荣会起的既醍醐灌顶又润物无声的效果。
从宏观的方面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性任务；从文艺的方面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文艺成为导引人们前行的灯火，成为为人们提供健康精神食粮的有力举措。我们面临着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这一新情况，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要树立一种能凝心聚力、与时代相契合、与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相承接的核心价值观，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正能量的精神保障，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具有软实力的标志和象征。对于文艺创作来说，营构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系统，正是使之具有魂魄和饱含魅力的秘密所在。毋庸讳言，文艺创作倘若怯懦地采取“价值缺席”或“价值负面”的态度与立场，那么，其作品就不可避免地走上空泛、虚假、消极、低俗一途；反之，作者如果勇敢地采取“求真求美”、“崇德向善”的态度和立场，再施以高超的艺术手段的，那么，这种作品会产生强大的感染人、鼓舞人、教育的人力量是可以预期的。 问题的关键是，创作主体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认知和认同，能做到知行合一。如果一方面想创新，一方面又死守旧观念，不愿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不肯增强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攀登道德高地的责任感，不愿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分，那么，在全球竞争中就有败下阵来的危险。试想，当高尚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逐步向人类精神天空回归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文艺仍然让假恶丑“唱主角”，让私欲泛滥的恶臭淹没干净的人性，那么，这种迎合低劣社会情绪与嗜好、对社会发展走向片面理解的“戾气”，必将会扼杀文艺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带来文艺不可遏止的腐朽和堕落。
譬如，有些作者喜欢在作品中展示抽象的人性和人性之恶，热衷于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津津乐道地表现人物的阴暗和丑陋一面，完全同精神文明建设不搭界，还自以为这是艺术“创新”。说穿了，这恰恰是创作主体丧失了艺术良知、丧失了“真善美”价值取向的表现。客观地讲，人的生物性一面、龌龊丑恶的一面，作品中不是不能写。问题是看怎么写，秉持何种态度。如果无视作品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环境，把这作为“人性的深度”加以开掘，炫耀欣赏、嗜痂如癖、以丑为美，那就不是在艺术创新，而是在制造腐蚀、瓦解、污染人的“毒药”了。对人性的描写，我们要有唯物史观，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给以鉴别与判断，否则，就有走到剥削阶级旧文艺观老路上去的可能。眼下，带抽象人性论色彩的产品，为何还有一定市场呢？就是因为它在当前价值观的较量中，充当着某种机制和需求“防空洞”和“润滑剂”的角色，形成了一股思潮，所以杜绝起来不容易。我们要抨击和揭露这种思潮，铲除孳生这种思潮的土壤，切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实行和弘扬。
再如，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是错误和消极的价值观作祟使然。表现革命的历史题材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一块。为了表现得好，注意防止公式化和概念化、采用新视角新手法是必要的。但这种创新绝不等于要搞历史虚无主义，绝不等于要搞“解构”、“无视”、“戏说”、“穿越”。文艺创作中，倘若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只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只热衷于个别现象而否认事物的本质，一心想把黑暗的历史漂白，把洁净的历史污化， 刻意编造历史，夸大“人祸”，大作“翻案”文章，这种“恶搞”式的“创新”，只能说是创作者的价值观系统出了偏差和毛病。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流毒，就是在一些热门、畅销或获奖的作品中，同样也是存在的。这类作品，虚无是其“表”，消极理念是其“里”。这种虚无主义的东西，同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
三
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还处在培育和形成阶段。但它的精神实质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文艺产品应该育人化人，传递积极的人生追求，表现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高作品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品位，已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守则。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界定，如果说前一段时间还在摸索，未达共识的话，那么自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三个“倡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成24个字[13]，可以说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都比较明确了。诚然，十八大报告和《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依然是开放的、有弹性的。因为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价值、基本价值的界定毕竟不同，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如何在界定中进一步增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成分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仍有探讨的余地。但是，毕竟认识越来越清晰了，即无论是讲“核心价值体系”，还是讲“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当是它的灵魂。这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创新活动，的确具有“发动机”和“指南针”的意义。
因为，有了核心价值观，文艺创作就有了主心骨，文艺创新也有了遵循的轨迹。同时，核心价值观也给人们鉴别作品真伪、质量优劣提供了科学的准绳和依据。文艺作品怎样才算好，怎么才算出新，不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再是光靠自我吹嘘、我行我素就行了。一部作品是想让人看了愉悦还是想让人看了恶心，是想让人奋发向上感奋提升还是让人受到精神的折磨和戕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给了我们理论上的尺寸和界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可说是社会主义文艺学说的一大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1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它在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他说：“德国人能欢迎和爱护音乐，在音乐中他成了一切民族之王”，那是“因为只有德国人才能从当前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深的秘密揭露出来，并且表现在音响中”[15]。不难发现，伟大的德国古典音乐之所以如此迷人，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精神征服力，这同它能在其中表现时代先进的价值情感是绝对密切相关的。在德国古典音乐的音响中，若是没能从“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展示出来，那它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是注定要打折扣的。
记得，与恩格斯同一年，马克思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16]这段动人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一个作家只要深入生活，触摸实际，“接地气”，关心群众的痛痒，倾听底层的声音，就会受到感染，受到刺激，得到熏陶，就可能养成自己的社会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无疑这是对的。但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个作家若是在生活中培养了艺术良心，占领了道德高地，注意高尚价值观的选择，他就可能摆脱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的束缚和拘囿，就可能自觉地表达人民的企盼和呼声，这对民族的固本强基是极有好处的。如此看来，这不正是文艺创作和创新的坦途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1]李冰：《“文学与时代”随笔》，《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第13版。
[2]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3][5][7]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第19-23页、第25页。
[4][6]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第181-187页。
[8]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9][10]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页、第72页。
[11]列宁：《“有保留”的英雄们》，《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见201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13]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
[1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1日第1版。
[15]恩格斯：《莱茵的庆祝会》（1843），《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17页。
[16]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18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