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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版与社会软环境共生。出版作为文化成果的载体与呈现，必然涉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需要对两者之间的特征与边界作出解析。出版在传播文化和思想的过程中，促使人从“群体符号的人”到“个体自觉的人”的转变，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不同利益民众的多元思想，体现了出版的“人民性”，出版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的进步，使出版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关键词] 哲学向度 边界 特征 归宿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5-0050-04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Publishing： Boundary， Characteristics and Destination
Xu Hualiang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Abstract] Chinese publishing must be symbiotic with the social soft environment. As a carrier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achievements，publishing must be related to with ideology. It is necessary that both publishing cultural and ideology make an analysis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and boundaries. Publishing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and thought diffusion，promote people to change from“group symbol”to“individual conscious”person. This process also reflects the plural thought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d embodies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of the publication. The ultimate aim of publishing is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make publishing a powerful tool for transforming society.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Boundary Characteristics Destination
隨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出版理论创新研究要关注中国的出版难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出版行政手段与法律制度虽然能有效促进出版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但是相关的“硬规定”只能规范出版者不能逾越的行为“底线”，即便达到预期效果，带来的制度成本也必然很高。出版理论已由出版科学发展到出版文化，文化渗透成为长期出版理论变迁的连续性的重要来源，这是实践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许多制度环境下，人们依信念行事的成本通常很低，文化处理信息的方式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也是理解文化在社会演化中对选择集合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1]。中国出版理论创新必须与中国社会软环境共生，不能忽视基于中国背景的传统文化 、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等。基于此，笔者以中国出版的哲学向度为题，就出版的哲学边界、特征与归宿问题展开探讨。
1 出版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与出版文化的多元性
出版活动过程中必然涉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将两者混为一谈。中国出版实践之所以出现伦理困境，究其根源在于出版本质的定位出现了偏差。我们有必要区分出版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与出版文化的多元性。作为信仰、信念的意识形态具有排他性、区域性和阶级性，因此是一元的。而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根植于民族、时代和地域等因素，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和续延性，其产生和发展是多元的，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解析。
第一，出版文化的公共性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由于主体间共享性和文化功能上的秩序性使得文化具有公共性，而出版的手段和对象涉及文化，所以出版文化也具有公共性。意识形态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是为了保护利益群体对其专属成果的综合收益不被破坏。出版文化孕育着社会精神生产，统治阶级必然会把意识形态的烙印打在文化生产上[2]，那么它就同时兼备公共性和排他性，这样矛盾就产生了，这实际上是“公权”和“私权”的矛盾。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属性是目前市场上出版行为经常侵犯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平衡两者的矛盾。
第二，出版文化的开放性与意识形态的区域性。意识形态的区域性只有在确定的某一范围内有效，这是因为权利主体为获得区域公共权利中心和公共产品供给者身份的区域主导地位，通过“社会契约”政治理念维系的合作秩序来构建意识形态区域共同体，然后借助颁布的法律对本国的意识形态产生效力，超出这个范围，意识形态就会削弱。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不断选择其他因子与自身原有因子进行融合而逐步形成新的文化系统，新文化根植于原文化的土壤而又不断超越历史，使文化灵魂得到续延与迁移，文化的延伸迁移性构成文化的生命力和丰富性[3]，同时也折射文化的开放性。特别是在网络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出版文化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手段就是分散的数字设备通过光纤、微波等传输介质连接成一个系统。在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文化关系模式的变迁呈现内容海量性、交流便捷性、传播瞬时性、自媒普遍性等一些新特点，出版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当肯定在意识形态一元性的前提下将出版活动的范围全球化，使出版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地位巩固相得益彰。 第三，出版文化的延续性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文化延续性根植于文化属性本身，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要求。社会文化体现了“合作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降低社会成员之間的交往成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系并制约家庭、族群以及民族稳定的社会关系，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可能。二是为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充当“催化剂”，保障人们快速有效地获取生产资料，减少人们的“搭便车”行为。三是对预期风险进行有效管控，使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中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出版文化是依附于社会文化的子文化，出版文化是以积累并传播人类文化为目的的出版活动，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桥梁。社会意识本来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政治与经济价值诉求体系，阶级性内生于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有多少集团利益诉求，就有多少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4]。出版文化作为一种传媒文化无疑是意识形态得以建构、传播的场域[5]。所以说，出版文化在延续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阶级性，两者共生发展。在多元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出版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要基石进行引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核心要素进行规范，建立起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优势。
2 经济结构决定出版制度与思想的空间
出版活动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边界条件怎么设定呢？笔者认为，出版应该“审视”意识形态。假设作为意识形态极端表现的“权威”在国家中占有绝对优势，出版为“权威”服务，便扩展了“权威”的空间，而作为“权威”的对立面“制度”自然缩小空间。缩小的“制度”空间便是对自由的更多限制，这样将危害出版“法律制度”根基，同时危害“大众利益”。这样，作为出版活动前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以“制度”的形式出现。“制度”不能是权力个体，如果是权力个体，就不存在公平的竞争，也就不存在新思想的空间。所以，“制度”应该与“权威”保持绝对的界限，最大的范围，也只能是“制度”的主动和“权威”的不动。另一方面，对“思想”的保护。新思想只有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才有生存空间，而不是给予的空间，因为，给予的是不稳定的。这样，新思想在起点上就有了自己的平等的空间。
那么出版自由的范畴是什么呢？出版活动承担着“文化传播大使”的使命，由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力是无法阻止的，出版活动作为“精神的表现者”有能力传播到任何地方而不被阻止。但是，前面提到出版活动的两个条件“以制度形式出现与对私有思想的保护”，所以出版应该是在现有制度下对真实社会情况的反映。制度是通过社会意识建立起来的精神性的东西，需要通过社会中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来决定，即需要通过社会经济结构来决定。“权利永远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6]。出版权利及其活动范畴应该也是对“经济结构及其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反映，所以说出版自由的范畴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7]。对出版活动而言，经济结构决定性的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时效性原则。这种时效是出版内容传播的时间，假如当初欧洲殖民者的报纸到达美洲的时间需要两个月，但报纸一到达美洲后就得到广泛传播，那么，美洲的欧洲人看到报纸的内容，仍然具有在欧洲刚出版的传播效果，原因是出版的时效性是生活圈的时效性，它作为出版给人存在合理性的作用还在。如果报纸的内容在美洲得到完全的传播需要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就是出版的时效性，是出版到达个人的时间。
第二，社会性原则。出版离不开社会，传播是对社会大众的传播，而不是对固定的几个当事人的信息流通。出版的对象是以全人类作为受众的，达到对文化的彻底传播。出版是显现个体的人，把作为群体符号的人从群体中显现出来，使个体的生命觉醒，实现人的进步。
第三，媒介性原则。出版具有传播性，出版的传播性来自于它对个体的显现。在电子媒介出现的时候，人们会担忧纸质媒介；在网络出现的时候，人们会担忧电子媒介。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出版具有个体性：其一，每一种出版都有自己的位置，在它的位置上传播文化；其二，出版在传播文化过程中必须显现其个体性，反映民众不同利益的多元思想。
第四，公共性原则。出版不是权力个体，出版虽然以商业运作的手段架起图书与读者的桥梁，但如果出版完全追求经济利益，背离人民需求，阻碍了对文化的传播，其后果是部分商业“权力”必然被人民唾弃，最终结果是走向“非权威”。
3 表达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和出版的人民性，出版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出版使人实现了从“群体符号的人”到“个体自觉的人”的转变。人类的知识，排除社会符号，就是人对人以及人以外的存在的认识，是人通过对人与人之外的存在的认识来实现自身。个人对知识的贡献在于通过学习认识到了事物，然后把它传播出去，成为人类的共有知识，变成文化的一部分，这便是出版的作用。正如牛顿所说，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出版在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人的进步，使人从群体中作为符号的人到个体自觉的人，即出版能够在社会化的群体中表现个体人的存在，表达个体存在的合理性，或者在个体化的生存中能够表达自己的存在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新闻出版是一种“思想的普遍独立性”[8]。
出版需要体现“人民性”。出版使人认识个体自身的存在合理性，人类的精神内核首先必须是独立和自主的。这是因为由出版形成的新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冲击了传统出版时代的封闭、保守思想观念，激发起自由、平等、民主的新观念，从而成为推进当代自由出版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形成众多利益群体出版诉求，这种迎合众多利益群体的多元诉求就是一种精神要素，而精神要素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人民精神，体现了出版的伦理需求，即出版的“人民性”。马克思指出，“在人民报刊自由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人民报刊才能形成”[9] 。我国从1950年代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文艺界形成尊重分歧、自由讨论的氛围，这也是对出版“人民性”最好的回应。 出版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出版是具有多重社会属性实践活动的逻辑“应然”，又是多重文化属性意识理念的逻辑“使然”。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0]。出版可以监督权利，那么出版本身的权利谁来监督呢？出版要完成对信息、文化的传播，第一步就是要摆脱权力的控制，走向出版自由。出版虽然要求自由，但是，在出版权力过大的情况下，即使出版有绝对的自由，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出版的这种自由被权力认为是其他权力给予的，给予的就可以收回，权力是无法接受这种空缺的。这样，为了保证自由，出版自然地站到了对权力的监督一面，并且作为正义的形象來替社会说话，为自己找到了站在人民一边的“善”的地位，这样，如果权力再次控制出版，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因为出版在人民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位置。由于出版的生产和传播的影响力涉及普遍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维护出版活动的正常运行，必然需要人民“善”的资源的呵护。正如马克思在阐述关于报刊的社会使命时，提出了著名的“第三个因素”的概念，他说：“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它不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种因素应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11]可以说监督出版权利“第三因素”需要客观的政治和理智的人民参与。其实，我们党历来重视新闻的监督作用。毛泽东就曾指出，党报要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12]。习近平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13] 。因此，可以说出版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主要是人民参与政策过程。出版离不开人民，出版是为适应人民需求而进行的知识供给，根据人民阅读需求的标准，来选择、整理、归集知识，并将它们传播出去，并且传播着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维护着人民的福祉。
注 释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8
[2][5]杨军.出版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诠释[J].出版发行研究，2014（11）：24-27
[3]蔡宝玺.开放性：大众文化的一种品格[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79-82
[4]杨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41-5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
[7] J·麦克墨特顿，李达昌.马克思世界观中的经济结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3（3）：1-9
[8][9][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12，397，37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1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50-151
[13]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 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2-20
（收稿日期：2017-02-21）
[关键词] 哲学向度 边界 特征 归宿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5-0050-04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Publishing： Boundary， Characteristics and Destination
Xu Hualiang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Abstract] Chinese publishing must be symbiotic with the social soft environment. As a carrier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achievements，publishing must be related to with ideology. It is necessary that both publishing cultural and ideology make an analysis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and boundaries. Publishing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and thought diffusion，promote people to change from“group symbol”to“individual conscious”person. This process also reflects the plural thought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d embodies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of the publication. The ultimate aim of publishing is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make publishing a powerful tool for transforming society.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Boundary Characteristics Destination
隨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出版理论创新研究要关注中国的出版难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出版行政手段与法律制度虽然能有效促进出版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但是相关的“硬规定”只能规范出版者不能逾越的行为“底线”，即便达到预期效果，带来的制度成本也必然很高。出版理论已由出版科学发展到出版文化，文化渗透成为长期出版理论变迁的连续性的重要来源，这是实践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许多制度环境下，人们依信念行事的成本通常很低，文化处理信息的方式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也是理解文化在社会演化中对选择集合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1]。中国出版理论创新必须与中国社会软环境共生，不能忽视基于中国背景的传统文化 、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等。基于此，笔者以中国出版的哲学向度为题，就出版的哲学边界、特征与归宿问题展开探讨。
1 出版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与出版文化的多元性
出版活动过程中必然涉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将两者混为一谈。中国出版实践之所以出现伦理困境，究其根源在于出版本质的定位出现了偏差。我们有必要区分出版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与出版文化的多元性。作为信仰、信念的意识形态具有排他性、区域性和阶级性，因此是一元的。而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根植于民族、时代和地域等因素，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和续延性，其产生和发展是多元的，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解析。
第一，出版文化的公共性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由于主体间共享性和文化功能上的秩序性使得文化具有公共性，而出版的手段和对象涉及文化，所以出版文化也具有公共性。意识形态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是为了保护利益群体对其专属成果的综合收益不被破坏。出版文化孕育着社会精神生产，统治阶级必然会把意识形态的烙印打在文化生产上[2]，那么它就同时兼备公共性和排他性，这样矛盾就产生了，这实际上是“公权”和“私权”的矛盾。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属性是目前市场上出版行为经常侵犯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平衡两者的矛盾。
第二，出版文化的开放性与意识形态的区域性。意识形态的区域性只有在确定的某一范围内有效，这是因为权利主体为获得区域公共权利中心和公共产品供给者身份的区域主导地位，通过“社会契约”政治理念维系的合作秩序来构建意识形态区域共同体，然后借助颁布的法律对本国的意识形态产生效力，超出这个范围，意识形态就会削弱。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不断选择其他因子与自身原有因子进行融合而逐步形成新的文化系统，新文化根植于原文化的土壤而又不断超越历史，使文化灵魂得到续延与迁移，文化的延伸迁移性构成文化的生命力和丰富性[3]，同时也折射文化的开放性。特别是在网络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出版文化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手段就是分散的数字设备通过光纤、微波等传输介质连接成一个系统。在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文化关系模式的变迁呈现内容海量性、交流便捷性、传播瞬时性、自媒普遍性等一些新特点，出版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当肯定在意识形态一元性的前提下将出版活动的范围全球化，使出版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地位巩固相得益彰。 第三，出版文化的延续性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文化延续性根植于文化属性本身，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要求。社会文化体现了“合作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降低社会成员之間的交往成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系并制约家庭、族群以及民族稳定的社会关系，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可能。二是为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充当“催化剂”，保障人们快速有效地获取生产资料，减少人们的“搭便车”行为。三是对预期风险进行有效管控，使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中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出版文化是依附于社会文化的子文化，出版文化是以积累并传播人类文化为目的的出版活动，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桥梁。社会意识本来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政治与经济价值诉求体系，阶级性内生于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有多少集团利益诉求，就有多少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4]。出版文化作为一种传媒文化无疑是意识形态得以建构、传播的场域[5]。所以说，出版文化在延续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阶级性，两者共生发展。在多元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出版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要基石进行引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核心要素进行规范，建立起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优势。
2 经济结构决定出版制度与思想的空间
出版活动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边界条件怎么设定呢？笔者认为，出版应该“审视”意识形态。假设作为意识形态极端表现的“权威”在国家中占有绝对优势，出版为“权威”服务，便扩展了“权威”的空间，而作为“权威”的对立面“制度”自然缩小空间。缩小的“制度”空间便是对自由的更多限制，这样将危害出版“法律制度”根基，同时危害“大众利益”。这样，作为出版活动前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以“制度”的形式出现。“制度”不能是权力个体，如果是权力个体，就不存在公平的竞争，也就不存在新思想的空间。所以，“制度”应该与“权威”保持绝对的界限，最大的范围，也只能是“制度”的主动和“权威”的不动。另一方面，对“思想”的保护。新思想只有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才有生存空间，而不是给予的空间，因为，给予的是不稳定的。这样，新思想在起点上就有了自己的平等的空间。
那么出版自由的范畴是什么呢？出版活动承担着“文化传播大使”的使命，由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力是无法阻止的，出版活动作为“精神的表现者”有能力传播到任何地方而不被阻止。但是，前面提到出版活动的两个条件“以制度形式出现与对私有思想的保护”，所以出版应该是在现有制度下对真实社会情况的反映。制度是通过社会意识建立起来的精神性的东西，需要通过社会中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来决定，即需要通过社会经济结构来决定。“权利永远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6]。出版权利及其活动范畴应该也是对“经济结构及其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反映，所以说出版自由的范畴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7]。对出版活动而言，经济结构决定性的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时效性原则。这种时效是出版内容传播的时间，假如当初欧洲殖民者的报纸到达美洲的时间需要两个月，但报纸一到达美洲后就得到广泛传播，那么，美洲的欧洲人看到报纸的内容，仍然具有在欧洲刚出版的传播效果，原因是出版的时效性是生活圈的时效性，它作为出版给人存在合理性的作用还在。如果报纸的内容在美洲得到完全的传播需要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就是出版的时效性，是出版到达个人的时间。
第二，社会性原则。出版离不开社会，传播是对社会大众的传播，而不是对固定的几个当事人的信息流通。出版的对象是以全人类作为受众的，达到对文化的彻底传播。出版是显现个体的人，把作为群体符号的人从群体中显现出来，使个体的生命觉醒，实现人的进步。
第三，媒介性原则。出版具有传播性，出版的传播性来自于它对个体的显现。在电子媒介出现的时候，人们会担忧纸质媒介；在网络出现的时候，人们会担忧电子媒介。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出版具有个体性：其一，每一种出版都有自己的位置，在它的位置上传播文化；其二，出版在传播文化过程中必须显现其个体性，反映民众不同利益的多元思想。
第四，公共性原则。出版不是权力个体，出版虽然以商业运作的手段架起图书与读者的桥梁，但如果出版完全追求经济利益，背离人民需求，阻碍了对文化的传播，其后果是部分商业“权力”必然被人民唾弃，最终结果是走向“非权威”。
3 表达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和出版的人民性，出版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出版使人实现了从“群体符号的人”到“个体自觉的人”的转变。人类的知识，排除社会符号，就是人对人以及人以外的存在的认识，是人通过对人与人之外的存在的认识来实现自身。个人对知识的贡献在于通过学习认识到了事物，然后把它传播出去，成为人类的共有知识，变成文化的一部分，这便是出版的作用。正如牛顿所说，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出版在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人的进步，使人从群体中作为符号的人到个体自觉的人，即出版能够在社会化的群体中表现个体人的存在，表达个体存在的合理性，或者在个体化的生存中能够表达自己的存在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新闻出版是一种“思想的普遍独立性”[8]。
出版需要体现“人民性”。出版使人认识个体自身的存在合理性，人类的精神内核首先必须是独立和自主的。这是因为由出版形成的新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冲击了传统出版时代的封闭、保守思想观念，激发起自由、平等、民主的新观念，从而成为推进当代自由出版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形成众多利益群体出版诉求，这种迎合众多利益群体的多元诉求就是一种精神要素，而精神要素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人民精神，体现了出版的伦理需求，即出版的“人民性”。马克思指出，“在人民报刊自由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人民报刊才能形成”[9] 。我国从1950年代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文艺界形成尊重分歧、自由讨论的氛围，这也是对出版“人民性”最好的回应。 出版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出版是具有多重社会属性实践活动的逻辑“应然”，又是多重文化属性意识理念的逻辑“使然”。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0]。出版可以监督权利，那么出版本身的权利谁来监督呢？出版要完成对信息、文化的传播，第一步就是要摆脱权力的控制，走向出版自由。出版虽然要求自由，但是，在出版权力过大的情况下，即使出版有绝对的自由，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出版的这种自由被权力认为是其他权力给予的，给予的就可以收回，权力是无法接受这种空缺的。这样，为了保证自由，出版自然地站到了对权力的监督一面，并且作为正义的形象來替社会说话，为自己找到了站在人民一边的“善”的地位，这样，如果权力再次控制出版，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因为出版在人民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位置。由于出版的生产和传播的影响力涉及普遍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维护出版活动的正常运行，必然需要人民“善”的资源的呵护。正如马克思在阐述关于报刊的社会使命时，提出了著名的“第三个因素”的概念，他说：“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它不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种因素应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11]可以说监督出版权利“第三因素”需要客观的政治和理智的人民参与。其实，我们党历来重视新闻的监督作用。毛泽东就曾指出，党报要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12]。习近平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13] 。因此，可以说出版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主要是人民参与政策过程。出版离不开人民，出版是为适应人民需求而进行的知识供给，根据人民阅读需求的标准，来选择、整理、归集知识，并将它们传播出去，并且传播着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维护着人民的福祉。
注 释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8
[2][5]杨军.出版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诠释[J].出版发行研究，2014（11）：24-27
[3]蔡宝玺.开放性：大众文化的一种品格[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79-82
[4]杨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41-5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
[7] J·麦克墨特顿，李达昌.马克思世界观中的经济结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3（3）：1-9
[8][9][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12，397，37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1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50-151
[13]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 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2-20
（收稿日期：2017-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