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热比娅与达赖喇嘛是“疆独”与“藏独”组织的“领袖人物”，他们尽管出道时间不同，但在分裂祖国的手法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他们周围都有些“文人墨客”为他们的“事业”舞文弄墨，而且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方人有时会觉得这是虚构的”——热比娅
今年“大放异彩”的热比娅本来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肚子里也没有墨水的人物，此人文辞拙劣，在很多场合的讲演也并不成功，遭到国际人士的讥笑。但是，为了给所谓“疆独”事业带来号召力，树立自己“维吾尔族母亲”的形象，她也仿照达赖等人出版个人专著或者发表一些个人回忆文章，甚至参拍电影，但结果却往往贻笑大方。
热比娅出国后，在多种媒体上自拟文章，声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实施“恐怖政策”，但这些文章往往逻辑混乱，东拼西凑。2005年9月，热比娅在美国一家网站发表文章，反驳所谓我国对其指控。11月30日，她又在德国著名的《镜报》发表关于《维吾尔人权与民主运动》的文章。次年6月26日，热比娅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讲真话的代价》，更是捏造事实，污蔑祖国。
热比娅看到达赖喇嘛的自传与著作很多，颇为艳羡，便自掏腰包聘请长期反华的作家卡韦利斯(AlexandraCavelius)为她捉刀，写下了自传《搏龙斗士》。2005年8月，该书在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支持下得以出版德文版。2007年6月18日，热比娅参加了该书的新闻发布会和促销活动。今年4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美和全球同步出版。热比娅自诩，通过这本书，“世人可以更了解维吾尔族人在中国的悲惨处境”，也颇为自己的成果而自得，但据英国广播公司透露，《搏龙斗士》基本是在卡韦利斯的代笔下完成。笔者曾经看过第一章的内容，其风格与热比娅逻辑混乱的讲话风格迥异，言辞之间充满了西方文学风情的风格，设计了很多矫情和“动人”的场面。热比娅在《搏龙斗士》中说，1996年被捕后，她在等待“令人恐怖”的庭审前，多么希望去大声喊叫! “在几个小时里，法院即将判处我死刑，而且即将马上执行。整个监狱和许多群众已经意识到这个局面。在看守所呆了几个月后，我上法庭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想自豪地尖叫：我不会死!”为了引起世人对女性的同情，她还说：“中国警卫低声说话，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觉得对不起我”，“我想穿我的白色长裙和我的白色皮革与毛皮大衣……穿戴我的美丽的白色毛皮帽子。我也想洗我的头发。”这些语言都让人感到很做作。她还描绘了当年曾在中国监狱接受爱国再教育的经历，狱方要求囚犯不信仰任何宗教，并要求反复高声朗诵“我绝不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50遍”，这也与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不相符。“当我向人们讲述我们维族的痛苦时，西方人有时会觉得这是虚构的，因为他们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热比娅说。她说她希望通过这本英文自传，“让世人了解我们的处境”。今年热比娅名声大噪后，又准备在美出版自传三部曲——《我美好的日子》、《如何从60元起家》、《受压的日子》。
挪威有个“拉夫托人权基金会”，在热比娅的鼓动下，制定了一个出版计划，拟出版一套名为《这世界既美好又可恨》的图册，将编入由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绘制的53张图画，主要反映热比娅的经历及“维吾尔人权现状”。图册出版负责人托马斯·布瑞得称：“热比娅女士获得了2004年的拉夫托奖项，我们要使更多的人了解她，出版图册只是我们为此而做的工作之一。”他还表示：“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是表明热比娅女士与维吾尔人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引起人们对维吾尔人关注，想让其他国家的人也都能看到此书，所以用三种语言出版。”除了图书，热比娅还热衷于电影这种传播媒介。近期，《爱的十个条件》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沸沸扬扬。这是一部关于热比娅的纪录片，在这部片子里，热比娅被夸张成一个神，一个充满爱心与博爱的人。可笑的是，1978年热比娅和分裂分子斯迪克结婚时，曾要求“爱的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有学问，第二要能写文章，第三要长相和自己相像。谁知20年后，竟然被改编成了《爱的十个条件》。
有人发现，热比娅自传《搏龙斗士》的头几页竟然是达赖喇嘛所写的序言。实际上，热比娅与达赖喇嘛早已相互密谋。早在2006年11月13日，热比娅参加了由“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在美举办的“真理之光”颁奖晚会，在会上拜见了达赖。2007年3月22日，热比娅在华盛顿接受号访时表示，她将努力向达赖喇嘛以及“西藏运动”学习。当日，她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维吾尔妇女政治培训会议。一名维吾尔妇女在发言时“激动”地说，她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像重视西藏问题一样地重视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她迫切盼望也能有好莱坞导演到新疆拍摄维吾尔人的“故事”，也能有美国文化界主流媒体显著报道新疆的“人权现状”。热比娅鼓励并安慰这名维吾尔妇女说，新疆维吾尔运动的确在时间上落后西藏很多年，但是她有信心能追得上，应该向达赖学习。会场上有许多人拿她同达赖喇嘛相提并论，推举她成为“维吾尔精神领袖”，以“团结”维吾尔运动，热比娅表示：“我佩服达赖。我佩服我自己的民族，也佩服我自己。”她说：“你们同西藏一样有能力设定战略目标，一定要这样才能成功。”7月，热比娅与达赖在德国汉堡会面，商议了联合策划反对北京奥运会的游行示威。
“这些书可以获得适当的钱”——达赖
事实上，达赖也同热比娅一样，周围也围绕了一批“文人墨客”，为他的“中间道路”添砖加瓦。与热比娅不同的是，达赖喇嘛幼年受过严格的教育，又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格西，通晓三种语言，自身著述颇丰，擅长写作。但尽管如此，达赖仍然需要一些文人为其鼓吹。西方作家自不待言，光是华人作家就有好几名。
茉莉是一名华人女记者，多年来旅居欧洲瑞典，此人对达赖集团的活动极力支持，并且颇为崇拜达赖，多次为达赖的言行摇旗呐喊。2002年，茉莉的反华著作《人权之旅》出版，达赖给予极高赞赏，并为她写序言。2003年9月，达赖还与美国精神病专家卡特勒合作著书，列举了现代社会竞争情况下导致在工作场所不满意的各种根源以及如何与别人相处。该书销量不错，达赖得到了不少稿费。有一次，他在印度参加一家综合医院奠基仪式时发表演讲说：“我和一些认识的人一起写一些书，本来不是为了钱而写书的，但是，这些书可以获得适当的钱。”
香港有一名自由撰稿人杨克林，他多次到印度拜访达赖。在达赖集团的拉拢下，他逐渐“认为达赖喇嘛不仅是温和的，还是爱国的”，2006他出版了一本画册《达赖喇嘛和西藏》。这是一本中文历史画册，16开本，共336页，辑录1100多幅照片，记录了达赖从年少至今的重要历史场景与相关事件。作者鼓吹达赖不仅属于西藏，而且属于中国，是“世界级的伟人”，并在后记中引用达赖的话：“如果我们伸出双手来拥抱人类，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朋友，让人类彼此成为朋友吧!”年近60岁的杨克林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1992年定居香港。达赖看着为自己吹捧的著作，高兴地拉着杨克林的手说：“你给我带来了最好的生日礼物。”
《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是一本评述当代“西藏流亡”诗歌的专著。作者傅正明，1988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瑞典，近年来与达赖集团建立了密切关系。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和大批藏人被迫流亡以来，真正的西藏诗人无不经受着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为了推出这名作家，达赖特为该书写了序。
如果说，达赖身上还有所谓的“神性”光环，那么热比娅即是从一个商贩轮为分裂祖国的狂热分子。但无论如何，达赖与热比娅都先后走上分裂祖国的道路，可谓殊途同归。
“西方人有时会觉得这是虚构的”——热比娅
今年“大放异彩”的热比娅本来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肚子里也没有墨水的人物，此人文辞拙劣，在很多场合的讲演也并不成功，遭到国际人士的讥笑。但是，为了给所谓“疆独”事业带来号召力，树立自己“维吾尔族母亲”的形象，她也仿照达赖等人出版个人专著或者发表一些个人回忆文章，甚至参拍电影，但结果却往往贻笑大方。
热比娅出国后，在多种媒体上自拟文章，声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实施“恐怖政策”，但这些文章往往逻辑混乱，东拼西凑。2005年9月，热比娅在美国一家网站发表文章，反驳所谓我国对其指控。11月30日，她又在德国著名的《镜报》发表关于《维吾尔人权与民主运动》的文章。次年6月26日，热比娅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讲真话的代价》，更是捏造事实，污蔑祖国。
热比娅看到达赖喇嘛的自传与著作很多，颇为艳羡，便自掏腰包聘请长期反华的作家卡韦利斯(AlexandraCavelius)为她捉刀，写下了自传《搏龙斗士》。2005年8月，该书在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支持下得以出版德文版。2007年6月18日，热比娅参加了该书的新闻发布会和促销活动。今年4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美和全球同步出版。热比娅自诩，通过这本书，“世人可以更了解维吾尔族人在中国的悲惨处境”，也颇为自己的成果而自得，但据英国广播公司透露，《搏龙斗士》基本是在卡韦利斯的代笔下完成。笔者曾经看过第一章的内容，其风格与热比娅逻辑混乱的讲话风格迥异，言辞之间充满了西方文学风情的风格，设计了很多矫情和“动人”的场面。热比娅在《搏龙斗士》中说，1996年被捕后，她在等待“令人恐怖”的庭审前，多么希望去大声喊叫! “在几个小时里，法院即将判处我死刑，而且即将马上执行。整个监狱和许多群众已经意识到这个局面。在看守所呆了几个月后，我上法庭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想自豪地尖叫：我不会死!”为了引起世人对女性的同情，她还说：“中国警卫低声说话，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觉得对不起我”，“我想穿我的白色长裙和我的白色皮革与毛皮大衣……穿戴我的美丽的白色毛皮帽子。我也想洗我的头发。”这些语言都让人感到很做作。她还描绘了当年曾在中国监狱接受爱国再教育的经历，狱方要求囚犯不信仰任何宗教，并要求反复高声朗诵“我绝不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50遍”，这也与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不相符。“当我向人们讲述我们维族的痛苦时，西方人有时会觉得这是虚构的，因为他们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热比娅说。她说她希望通过这本英文自传，“让世人了解我们的处境”。今年热比娅名声大噪后，又准备在美出版自传三部曲——《我美好的日子》、《如何从60元起家》、《受压的日子》。
挪威有个“拉夫托人权基金会”，在热比娅的鼓动下，制定了一个出版计划，拟出版一套名为《这世界既美好又可恨》的图册，将编入由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绘制的53张图画，主要反映热比娅的经历及“维吾尔人权现状”。图册出版负责人托马斯·布瑞得称：“热比娅女士获得了2004年的拉夫托奖项，我们要使更多的人了解她，出版图册只是我们为此而做的工作之一。”他还表示：“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是表明热比娅女士与维吾尔人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引起人们对维吾尔人关注，想让其他国家的人也都能看到此书，所以用三种语言出版。”除了图书，热比娅还热衷于电影这种传播媒介。近期，《爱的十个条件》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沸沸扬扬。这是一部关于热比娅的纪录片，在这部片子里，热比娅被夸张成一个神，一个充满爱心与博爱的人。可笑的是，1978年热比娅和分裂分子斯迪克结婚时，曾要求“爱的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有学问，第二要能写文章，第三要长相和自己相像。谁知20年后，竟然被改编成了《爱的十个条件》。
有人发现，热比娅自传《搏龙斗士》的头几页竟然是达赖喇嘛所写的序言。实际上，热比娅与达赖喇嘛早已相互密谋。早在2006年11月13日，热比娅参加了由“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在美举办的“真理之光”颁奖晚会，在会上拜见了达赖。2007年3月22日，热比娅在华盛顿接受号访时表示，她将努力向达赖喇嘛以及“西藏运动”学习。当日，她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维吾尔妇女政治培训会议。一名维吾尔妇女在发言时“激动”地说，她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像重视西藏问题一样地重视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她迫切盼望也能有好莱坞导演到新疆拍摄维吾尔人的“故事”，也能有美国文化界主流媒体显著报道新疆的“人权现状”。热比娅鼓励并安慰这名维吾尔妇女说，新疆维吾尔运动的确在时间上落后西藏很多年，但是她有信心能追得上，应该向达赖学习。会场上有许多人拿她同达赖喇嘛相提并论，推举她成为“维吾尔精神领袖”，以“团结”维吾尔运动，热比娅表示：“我佩服达赖。我佩服我自己的民族，也佩服我自己。”她说：“你们同西藏一样有能力设定战略目标，一定要这样才能成功。”7月，热比娅与达赖在德国汉堡会面，商议了联合策划反对北京奥运会的游行示威。
“这些书可以获得适当的钱”——达赖
事实上，达赖也同热比娅一样，周围也围绕了一批“文人墨客”，为他的“中间道路”添砖加瓦。与热比娅不同的是，达赖喇嘛幼年受过严格的教育，又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格西，通晓三种语言，自身著述颇丰，擅长写作。但尽管如此，达赖仍然需要一些文人为其鼓吹。西方作家自不待言，光是华人作家就有好几名。
茉莉是一名华人女记者，多年来旅居欧洲瑞典，此人对达赖集团的活动极力支持，并且颇为崇拜达赖，多次为达赖的言行摇旗呐喊。2002年，茉莉的反华著作《人权之旅》出版，达赖给予极高赞赏，并为她写序言。2003年9月，达赖还与美国精神病专家卡特勒合作著书，列举了现代社会竞争情况下导致在工作场所不满意的各种根源以及如何与别人相处。该书销量不错，达赖得到了不少稿费。有一次，他在印度参加一家综合医院奠基仪式时发表演讲说：“我和一些认识的人一起写一些书，本来不是为了钱而写书的，但是，这些书可以获得适当的钱。”
香港有一名自由撰稿人杨克林，他多次到印度拜访达赖。在达赖集团的拉拢下，他逐渐“认为达赖喇嘛不仅是温和的，还是爱国的”，2006他出版了一本画册《达赖喇嘛和西藏》。这是一本中文历史画册，16开本，共336页，辑录1100多幅照片，记录了达赖从年少至今的重要历史场景与相关事件。作者鼓吹达赖不仅属于西藏，而且属于中国，是“世界级的伟人”，并在后记中引用达赖的话：“如果我们伸出双手来拥抱人类，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朋友，让人类彼此成为朋友吧!”年近60岁的杨克林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1992年定居香港。达赖看着为自己吹捧的著作，高兴地拉着杨克林的手说：“你给我带来了最好的生日礼物。”
《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是一本评述当代“西藏流亡”诗歌的专著。作者傅正明，1988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瑞典，近年来与达赖集团建立了密切关系。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和大批藏人被迫流亡以来，真正的西藏诗人无不经受着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为了推出这名作家，达赖特为该书写了序。
如果说，达赖身上还有所谓的“神性”光环，那么热比娅即是从一个商贩轮为分裂祖国的狂热分子。但无论如何，达赖与热比娅都先后走上分裂祖国的道路，可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