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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长江日报》与《楚天都市报》时评版文章的比较分析为个案，通过对两报2010年8月15日～2010年9月30日时评文章的数据统计，从评论主体、评论深浅程度、视角选择和舆论监督指向四个维度比较分析党报与都市报时评版的特点，以期对两类报纸的时评版建构有所启发。
关键词：时评；評论主体；视角；舆论监督指向
中图分类号：G21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6-0050-02
《长江日报》隶属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以“影响有影响的人”为办报宗旨。《楚天都市报》是湖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省级都市报，以“责任媒体，百姓情怀”为办报宗旨。两报不同的办报宗旨体现了不同的报纸定位，党报作为主流媒体中的权威声音既要发挥舆论宣传作用，同时又要引导舆论，影响社会的中坚力量以帮助政府更好发挥其职能。都市报则秉承百姓情怀，定位于普通市民，反映市民的心声担负起责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两类报纸不同的定位决定了报纸不同的建构方式，本文的落脚点在时评文章。时评彰显报纸个性，触底社会脉穴，是报纸得以“立言”的根本。本文以党报和都市报对于时评版不同的建构方式为探讨对象，通过数据分析结果比较两报时评的特点。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考虑到每月的法定假日或重大事件发生的特殊日期会影响报纸整体策划中的变动，本文特将样本选取的范围扩大至2010年8月份的后半月，其中《长江日报》共173篇，集中在《长江评论》一版；《楚天都市报》共164篇，集中在《楚天时评》一版。
一、评论主体的相对单一与多元
结合图1，《长江评论》的社评、看图说话均是由本报评论员撰写，加之专栏中的部分文章，可以约测《长江日报》的时评中有超过一半的时评是本报评论员的观点。这是党报时评的评论主体相对单一的体现。“单一”在这里并不含有贬义色彩。因为本报评论员文章是代表编辑部和同级党委发表意见的权威性评论，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和宣传性的特点。党报本身就肩负着宣传与引导的作用，因此在报纸的言论阵地，这类时评的比重相对较大是正常现象。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党报的评论员文章是否名副其实地发挥了它的功用。
与《长江日报》相比，《楚天都市报》的评论主体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从作者数量上来比较，《楚天都市报》时评作者人数大大超出了《长江日报》。8月15日～9月30日内，《长江日报》共173篇时评文章由54位作者撰写，平均每位作者撰写3.2篇。相比较而言，《楚天都市报》共164篇时评文章由93位作者撰写，平均每位作者撰写1.8篇。与党报重视自己的声音不同，都市报的时评更倾向于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声音，即所谓“百姓情怀”。这种多元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评论主体的多元必然会导致评论议题对象的多元，也就扩大了时评舆论监督的覆盖面，体现出责任媒体应尽的义务。
二、评论程度的相对深入与浅显
评论员文章是否发挥其作用是判断党报评论主体单一性是否值得质疑的标准。党报评论员时评应该发挥怎么样的功用？笔者认为主要为舆论监督功能和引导性功能，作为同级党委的喉舌，党报的舆论监督功能实际是一种自我监督，这种“自律”较之“他律”而言，除了“省身”之外，更要“醒身”，即在批判性思维之后，要多一份理性的思考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
为了验证《长江日报》评论员时评是否发挥了它的功效，笔者从时评文章性质和时评文章深入程度两个方面进行了数据统计。笔者将时评文章语言性质分为批评型、引导型和褒扬型三类。根据笔者统计，在《长江日报》时评文章中批评型、引导型和褒扬型三类文章所占比例分别为39%、59%和2%，即批评型和引导型占文章总数的98%。
对于时评文章深入程度的界定，笔者依据两个层次划分：1.时评文章是一种单纯的情绪宣泄还是伴有观点建议的提出，即时评文章是“就事论事”还是“就事论理”。2.在论理的过程中，时评文章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是否联系了时代背景。笔者认为，运用上述逻辑思辨方式进行论述的时评属于深度时评，即对议题不是“一事一议”而是“一事多议”。笔者将符合“就事论理”且“一事多议”的时评归入“深度分析”时评的范畴，其余时评归入“浅层分析”时评的范畴。
根据统计，《长江日报》深度分析的文章占总数的49%，深度分析的文章中有63%出自于本报评论员之手。换言之，《长江日报》由本报评论员撰写的文章以批评型和引导型为主，且多为深度评论，即“一事多议”且“就是论理”。这样的评论可被认定为既做到了“省身”，又做到了“醒身”。这样看来，《长江日报》的评论主体虽体现出相对单一的特点，但这种“单一”在党报的自我监督和引导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楚天都市报》时评文章中12%属于深度分析，其余88%的文章都是浅层分析，也就是超过八成的文章仅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时评版作为观点意见的阵地，思辨性与指导性是其特征，虽然都市报的时评因其评论主体的相对多元，很难达到逻辑与理性的较高层次，但也应对宣泄式时评文章的数量适度把握，时评版不能只有“言”而没有“论”。
三、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的不同选择
根据图2、图3可知，《长江日报》近八成的时评文章都是由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来撰写。《楚天都市报》虽无法明晰其评论主体的职业构成，但可以肯定其职业构成相对多元。从评论的深入程度来看，根据数据统计，《长江日报》深度评论占时评总数的49%，《楚天都市报》的这一比例为12%。由此可见，在构建时评版时，《长江日报》选择了精英视角，《楚天都市报》选择了平民视角。显然，党报和都市报不同的报纸定位决定了这种选择的必然性，但这种选择是否有利于两报的最终发展？笔者认为答案在于两类报纸能否掌握好一个“度”字。
知识精英的时评，站在精英立场上去评析社会现象，往往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且可以给出具有建设性、引导性的意见，但却容易阻隔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共鸣与交流。党报时评既要“省身”又要“醒身”，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倾向精英视角，但这种倾向应该适度把握，不能忽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共鸣与交流。《楚天都市报》选择平民视角，显然与都市报的身份相符合。但是仅有12%属于深度时评这一事实让《楚天时评》流俗于只有“言”而没有“论”的表层。都市报在建构其时评版时，除了让百姓就事论事外，更应该积极引导受众从自身立场就事论理，这不仅是“百姓情怀”应有的题中之义，更可以与党报时评形成互补，让两类来自不同视角的观点相互交锋，从而实现时评的社会价值。
总之，精英视角不意味着自上而下地“俯视”，平民视角也决不是自下而上的“仰视”，两种视角的选择是两类报纸定位的必然结果，却也是两类报纸必须注意的问题，切不可因过度“精英”或“平民”而失掉了报纸的价值。
四、舆论监督指向的相对集中与分散
根据表1可知，《长江日报》的舆论指向相对集中在政治领域，与之相比，《楚天都市报》的舆论监督指向则相对分散于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和医疗卫生等方面。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评论主体、评论深入程度、视角选择和舆论监督四个维度去审视报纸时评版的建构方式时，两类报纸时评特征对比明显。党报与都市报不同的报纸定位决定了这种特征的必然性，然而我们必须明确这些特征的建构必须要掌握好一个“度”字，尤其是在两类报纸积极寻求转型的当下。党报的非主流化和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型欲从时评版的建构上加以体现，那么《长江评论》近八成时评文章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的精英化倾向则明显有过“度”之嫌；而《楚天时评》中仅有12%的文章属于深度评论则不免让人担心其时评会流俗于有“言”而无“论”的非主流化层面。总之，两类报纸在建构时评版时应该平衡好报纸定位与转型需要之间的关系，以期让时评版有利于两类报纸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时评；評论主体；视角；舆论监督指向
中图分类号：G21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6-0050-02
《长江日报》隶属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以“影响有影响的人”为办报宗旨。《楚天都市报》是湖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省级都市报，以“责任媒体，百姓情怀”为办报宗旨。两报不同的办报宗旨体现了不同的报纸定位，党报作为主流媒体中的权威声音既要发挥舆论宣传作用，同时又要引导舆论，影响社会的中坚力量以帮助政府更好发挥其职能。都市报则秉承百姓情怀，定位于普通市民，反映市民的心声担负起责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两类报纸不同的定位决定了报纸不同的建构方式，本文的落脚点在时评文章。时评彰显报纸个性，触底社会脉穴，是报纸得以“立言”的根本。本文以党报和都市报对于时评版不同的建构方式为探讨对象，通过数据分析结果比较两报时评的特点。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考虑到每月的法定假日或重大事件发生的特殊日期会影响报纸整体策划中的变动，本文特将样本选取的范围扩大至2010年8月份的后半月，其中《长江日报》共173篇，集中在《长江评论》一版；《楚天都市报》共164篇，集中在《楚天时评》一版。
一、评论主体的相对单一与多元
结合图1，《长江评论》的社评、看图说话均是由本报评论员撰写，加之专栏中的部分文章，可以约测《长江日报》的时评中有超过一半的时评是本报评论员的观点。这是党报时评的评论主体相对单一的体现。“单一”在这里并不含有贬义色彩。因为本报评论员文章是代表编辑部和同级党委发表意见的权威性评论，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和宣传性的特点。党报本身就肩负着宣传与引导的作用，因此在报纸的言论阵地，这类时评的比重相对较大是正常现象。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党报的评论员文章是否名副其实地发挥了它的功用。
与《长江日报》相比，《楚天都市报》的评论主体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从作者数量上来比较，《楚天都市报》时评作者人数大大超出了《长江日报》。8月15日～9月30日内，《长江日报》共173篇时评文章由54位作者撰写，平均每位作者撰写3.2篇。相比较而言，《楚天都市报》共164篇时评文章由93位作者撰写，平均每位作者撰写1.8篇。与党报重视自己的声音不同，都市报的时评更倾向于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声音，即所谓“百姓情怀”。这种多元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评论主体的多元必然会导致评论议题对象的多元，也就扩大了时评舆论监督的覆盖面，体现出责任媒体应尽的义务。
二、评论程度的相对深入与浅显
评论员文章是否发挥其作用是判断党报评论主体单一性是否值得质疑的标准。党报评论员时评应该发挥怎么样的功用？笔者认为主要为舆论监督功能和引导性功能，作为同级党委的喉舌，党报的舆论监督功能实际是一种自我监督，这种“自律”较之“他律”而言，除了“省身”之外，更要“醒身”，即在批判性思维之后，要多一份理性的思考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
为了验证《长江日报》评论员时评是否发挥了它的功效，笔者从时评文章性质和时评文章深入程度两个方面进行了数据统计。笔者将时评文章语言性质分为批评型、引导型和褒扬型三类。根据笔者统计，在《长江日报》时评文章中批评型、引导型和褒扬型三类文章所占比例分别为39%、59%和2%，即批评型和引导型占文章总数的98%。
对于时评文章深入程度的界定，笔者依据两个层次划分：1.时评文章是一种单纯的情绪宣泄还是伴有观点建议的提出，即时评文章是“就事论事”还是“就事论理”。2.在论理的过程中，时评文章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是否联系了时代背景。笔者认为，运用上述逻辑思辨方式进行论述的时评属于深度时评，即对议题不是“一事一议”而是“一事多议”。笔者将符合“就事论理”且“一事多议”的时评归入“深度分析”时评的范畴，其余时评归入“浅层分析”时评的范畴。
根据统计，《长江日报》深度分析的文章占总数的49%，深度分析的文章中有63%出自于本报评论员之手。换言之，《长江日报》由本报评论员撰写的文章以批评型和引导型为主，且多为深度评论，即“一事多议”且“就是论理”。这样的评论可被认定为既做到了“省身”，又做到了“醒身”。这样看来，《长江日报》的评论主体虽体现出相对单一的特点，但这种“单一”在党报的自我监督和引导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楚天都市报》时评文章中12%属于深度分析，其余88%的文章都是浅层分析，也就是超过八成的文章仅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时评版作为观点意见的阵地，思辨性与指导性是其特征，虽然都市报的时评因其评论主体的相对多元，很难达到逻辑与理性的较高层次，但也应对宣泄式时评文章的数量适度把握，时评版不能只有“言”而没有“论”。
三、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的不同选择
根据图2、图3可知，《长江日报》近八成的时评文章都是由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来撰写。《楚天都市报》虽无法明晰其评论主体的职业构成，但可以肯定其职业构成相对多元。从评论的深入程度来看，根据数据统计，《长江日报》深度评论占时评总数的49%，《楚天都市报》的这一比例为12%。由此可见，在构建时评版时，《长江日报》选择了精英视角，《楚天都市报》选择了平民视角。显然，党报和都市报不同的报纸定位决定了这种选择的必然性，但这种选择是否有利于两报的最终发展？笔者认为答案在于两类报纸能否掌握好一个“度”字。
知识精英的时评，站在精英立场上去评析社会现象，往往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且可以给出具有建设性、引导性的意见，但却容易阻隔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共鸣与交流。党报时评既要“省身”又要“醒身”，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倾向精英视角，但这种倾向应该适度把握，不能忽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共鸣与交流。《楚天都市报》选择平民视角，显然与都市报的身份相符合。但是仅有12%属于深度时评这一事实让《楚天时评》流俗于只有“言”而没有“论”的表层。都市报在建构其时评版时，除了让百姓就事论事外，更应该积极引导受众从自身立场就事论理，这不仅是“百姓情怀”应有的题中之义，更可以与党报时评形成互补，让两类来自不同视角的观点相互交锋，从而实现时评的社会价值。
总之，精英视角不意味着自上而下地“俯视”，平民视角也决不是自下而上的“仰视”，两种视角的选择是两类报纸定位的必然结果，却也是两类报纸必须注意的问题，切不可因过度“精英”或“平民”而失掉了报纸的价值。
四、舆论监督指向的相对集中与分散
根据表1可知，《长江日报》的舆论指向相对集中在政治领域，与之相比，《楚天都市报》的舆论监督指向则相对分散于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和医疗卫生等方面。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评论主体、评论深入程度、视角选择和舆论监督四个维度去审视报纸时评版的建构方式时，两类报纸时评特征对比明显。党报与都市报不同的报纸定位决定了这种特征的必然性，然而我们必须明确这些特征的建构必须要掌握好一个“度”字，尤其是在两类报纸积极寻求转型的当下。党报的非主流化和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型欲从时评版的建构上加以体现，那么《长江评论》近八成时评文章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的精英化倾向则明显有过“度”之嫌；而《楚天时评》中仅有12%的文章属于深度评论则不免让人担心其时评会流俗于有“言”而无“论”的非主流化层面。总之，两类报纸在建构时评版时应该平衡好报纸定位与转型需要之间的关系，以期让时评版有利于两类报纸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