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随着国际间交流的频繁，跨文化交际成为显学。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大局势下英语有着绝对的“语言优势”。在萨丕尔的语言决定论的理论前提下，语言的优势变为文化的优势，因此作为交际的一方，中国文化成为“他者”。如何在这种框架和背景下顺利的达成相互了解的目的是当前跨文化交流的主要议题。
【关键词】他者；萨丕尔；语言相对论；跨文化交流
当今，全球化、国际化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大趋势，由此，外语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已经逐渐摆脱“考试论”、“学习论”和“考级论”；高考英语的逐渐社会化实则是外语学习更加理智和科学的信号。外语学习逐渐摆脱各种“考试功利”的意图，越加社会化，最终要达到的要求和目的就是了解、交流和相互学习。因此跨文化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显学，以文化间的交流为目的的语言学习成为主流。也因此近年来，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越发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回归和觉醒，同时也是通过文化间的了解加强沟通合作的途径。
一、“他者”概念和“沃尔夫假说”前提
西方哲学史中“他者（other）”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跨入现代哲学的大门，哲学史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变。而黑格尔的同一与差异理论正是在主体与外在世界达到“最高的统一”基础上提出的。而黑格尔的“差异”、“他者”概念正是他深刻的辩证思想的体现。在黑格尔的逻辑体系中，对“他者”一词做了如下的解释。“假如我们称一实有为甲，另一实有为乙，那么乙就被规定为他物了。”[1]在黑格尔对于“他者”概念的界定中，“他者”一词是相对于“同一”而存在的，同一和他者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的二元的关系，即事物自身的存在是一种与它的对立面相关连下的存在，同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绝对对等和平等的关系。如果一方为“甲”，另一方即为“乙”；如果一方为“这个”，另一方就是“他者”。二者之间往往是一方为主而另一方为次，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到了20世纪，西方批评家萨义德（Said）将“他者”这一概念运用到后殖民批评的理论中。在他的论著《东方学》中，指出，东方的“他者性”就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某种差异和神秘性。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大发展，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和“先进”科技、文化的代称。而在西方社会自我认同意义上的东方的“差异性”、“他者”实则是一种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而东方始终是处于一种弱势和不对等的位置中[2]。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在20世纪50年代的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相对性理论（linguisticrelativity），即我们所说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认为，语言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语言怎样描述周围，我们就怎样看待周围；因为世界上各族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3]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沃尔夫的假说理论，即不是思维决定语言而是语言决定思维，因为语言的不同就决定了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差异的存在说明它所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的差异；同时，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是相对的，因为处在不同语言思维中，人们的文化环境和行为模式也不尽相同。总之，在沃尔夫的语言思维框架下，人们处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也就是在不同的语言思维、文化环境之下，那么英语思维之下的文化交流或者母语文化的导入自然而然地成为英语框架下的“他者”。
在沃尔夫的语言假设前提下，处于不同的语言思维下的人们就是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因为人们用语言来划定范围，用语言来影响自身和周围的世界。同时语言也是进行文化身份认定的重要标志，人们自然会用语言来区分自己与他人的分化身份。而正是在文化身份的差异之下，跨文化的交流才成为可能。跨文化传播或跨文化交际是指跨越文化疆域之上的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团体的相互认识、交流、沟通。因此，正是有了文化身份、文化环境的差异和区别才有了跨文化交际的可能和研究前提。同时在“语言假设”的前提下，不同文化间的交际是在不同的语言框架，也即是不同的语言思维、文化体系下的交流。
二、母语国文化输出的再认识
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西方文化和语言。在这一场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语言文化无疑占据了主导的位置。正如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把东方的“他者性”定义为异质性和神秘性一样，长期以来东方文明在西方人眼中一直以“他者”为名。然而今年来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增加，东方等一直以来神秘和落后的形象逐渐发生着改变。以美国学界对于美国文化的象征表述来说，过去的“大熔炉”正在被“沙拉碗”取代，即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既使包容性强的美国文化也开始接受多元文化的共存现状。也因此随着文化间交流的增加，不仅要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语言；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也同样要了解悠久的东方文明。
提出母语文化的传播在文化交流意义上有着绝对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尊重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必要手段，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发挥各自民族优势，努力发展自身经济、文化的必要保证。然而作为“他者”一方的文化传播者如何在国际语言的思维框架下传播自身的文化内容是我们亟待了解的。
三、中西文化的交流途径探究
以沃尔夫的语言假设为前提，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是一种先验的关系，即语言记录和界定了我们的思维，因此当我们在使用和学习外语时必然是在其特定的语言框架下；而我们在这样的跨文化交际中首先所跨越的也是以语言为代表的自身的文化界定和规则。
文化间的交流和传播必然是双向的平等的，但是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之下，“霸权”和主流必然也扩展到语言文化领域。在双向的文化交际中，作为主导一方的西方文化不仅占据主导一方有蔓延之势，更为隐蔽的原因是我们使用的语言。一旦英语为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那么在西方语言的框架之下，人们的思维和习惯也必然受其制约和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母语文化的传播就显得更为必要，并且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在“他者”的文化身份制约下如何成功的传播本国的文化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在翻译领域有一个名字叫做“文化调停者”，顾名思义“文化调停者”是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为促进文化和语言间的理解和沟通的人。所有的翻译人员都应该具备文化调停的意识，即在不同的文化间穿梭，为达到相互沟通的目的，好的翻译者应该具备强烈的跨文化意识。为使目的语文化的人更好的了解本国文化，跨文化交流人员必须在目的语的文化框架下重组和构建语言信息，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
在语言思维下的跨文化交流虽然受制于使用语言的界定，然而作为交流一方的“他者”身份并非是绝对的弱势，而是在文化身份的界定下思考如何用“外国的针线，织中国的帽子”。跨文化的顺利进行也不是文化的一方迁就另一方，而应该是在交际双方相互适应的基础上创造出的“第三文化”，而这种第三文化正是在平等交流基础上，以相互理解为目的，交际双方为避免偏见所达成的彼此的“文化共识” [4]。
创造第三文化正是当前我们努力的目标，而近些年我们在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中也因此取得了很多可供借鉴的成果案例。例如2013年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上海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李世默在TED环球大会上做的“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的演讲。[5]在这个演讲中作者摒弃不同意识形态下人们的固有差异，从大数据这样的科学论据说起，以西方社会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思路，娓娓道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人民日益改善的生活水平。当然在整个演讲中我们发现“西方式的讽刺和幽默”无处不在，但是这种叙事和交流并非单纯“献媚”式的取悦或者猎奇，更非生硬的反驳和论证，而是在相互了尊重的基础上为达到了解而积极建立的“第三文化”，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的对外文化传播的要义，在国际语言规则的框架下如何运用正确的方式使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归入正途。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lll页.
[2]肖祥.“他者”与西方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D]，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18-20.
[3]史修媛.外语习得与跨文化传播的再认识——从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出发[J].山东工会论坛，2015（6）.
[4]刘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外语学刊[J]，2000（1）.
[5]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这个会议的宗旨是“值得传播的创意”。每年3月，TED大会在北美召集众多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他者；萨丕尔；语言相对论；跨文化交流
当今，全球化、国际化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大趋势，由此，外语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已经逐渐摆脱“考试论”、“学习论”和“考级论”；高考英语的逐渐社会化实则是外语学习更加理智和科学的信号。外语学习逐渐摆脱各种“考试功利”的意图，越加社会化，最终要达到的要求和目的就是了解、交流和相互学习。因此跨文化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显学，以文化间的交流为目的的语言学习成为主流。也因此近年来，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越发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回归和觉醒，同时也是通过文化间的了解加强沟通合作的途径。
一、“他者”概念和“沃尔夫假说”前提
西方哲学史中“他者（other）”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跨入现代哲学的大门，哲学史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变。而黑格尔的同一与差异理论正是在主体与外在世界达到“最高的统一”基础上提出的。而黑格尔的“差异”、“他者”概念正是他深刻的辩证思想的体现。在黑格尔的逻辑体系中，对“他者”一词做了如下的解释。“假如我们称一实有为甲，另一实有为乙，那么乙就被规定为他物了。”[1]在黑格尔对于“他者”概念的界定中，“他者”一词是相对于“同一”而存在的，同一和他者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的二元的关系，即事物自身的存在是一种与它的对立面相关连下的存在，同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绝对对等和平等的关系。如果一方为“甲”，另一方即为“乙”；如果一方为“这个”，另一方就是“他者”。二者之间往往是一方为主而另一方为次，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到了20世纪，西方批评家萨义德（Said）将“他者”这一概念运用到后殖民批评的理论中。在他的论著《东方学》中，指出，东方的“他者性”就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某种差异和神秘性。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大发展，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和“先进”科技、文化的代称。而在西方社会自我认同意义上的东方的“差异性”、“他者”实则是一种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而东方始终是处于一种弱势和不对等的位置中[2]。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在20世纪50年代的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相对性理论（linguisticrelativity），即我们所说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认为，语言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语言怎样描述周围，我们就怎样看待周围；因为世界上各族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3]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沃尔夫的假说理论，即不是思维决定语言而是语言决定思维，因为语言的不同就决定了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差异的存在说明它所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的差异；同时，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是相对的，因为处在不同语言思维中，人们的文化环境和行为模式也不尽相同。总之，在沃尔夫的语言思维框架下，人们处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也就是在不同的语言思维、文化环境之下，那么英语思维之下的文化交流或者母语文化的导入自然而然地成为英语框架下的“他者”。
在沃尔夫的语言假设前提下，处于不同的语言思维下的人们就是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因为人们用语言来划定范围，用语言来影响自身和周围的世界。同时语言也是进行文化身份认定的重要标志，人们自然会用语言来区分自己与他人的分化身份。而正是在文化身份的差异之下，跨文化的交流才成为可能。跨文化传播或跨文化交际是指跨越文化疆域之上的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团体的相互认识、交流、沟通。因此，正是有了文化身份、文化环境的差异和区别才有了跨文化交际的可能和研究前提。同时在“语言假设”的前提下，不同文化间的交际是在不同的语言框架，也即是不同的语言思维、文化体系下的交流。
二、母语国文化输出的再认识
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西方文化和语言。在这一场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语言文化无疑占据了主导的位置。正如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把东方的“他者性”定义为异质性和神秘性一样，长期以来东方文明在西方人眼中一直以“他者”为名。然而今年来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增加，东方等一直以来神秘和落后的形象逐渐发生着改变。以美国学界对于美国文化的象征表述来说，过去的“大熔炉”正在被“沙拉碗”取代，即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既使包容性强的美国文化也开始接受多元文化的共存现状。也因此随着文化间交流的增加，不仅要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语言；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也同样要了解悠久的东方文明。
提出母语文化的传播在文化交流意义上有着绝对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尊重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必要手段，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发挥各自民族优势，努力发展自身经济、文化的必要保证。然而作为“他者”一方的文化传播者如何在国际语言的思维框架下传播自身的文化内容是我们亟待了解的。
三、中西文化的交流途径探究
以沃尔夫的语言假设为前提，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是一种先验的关系，即语言记录和界定了我们的思维，因此当我们在使用和学习外语时必然是在其特定的语言框架下；而我们在这样的跨文化交际中首先所跨越的也是以语言为代表的自身的文化界定和规则。
文化间的交流和传播必然是双向的平等的，但是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之下，“霸权”和主流必然也扩展到语言文化领域。在双向的文化交际中，作为主导一方的西方文化不仅占据主导一方有蔓延之势，更为隐蔽的原因是我们使用的语言。一旦英语为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那么在西方语言的框架之下，人们的思维和习惯也必然受其制约和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母语文化的传播就显得更为必要，并且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在“他者”的文化身份制约下如何成功的传播本国的文化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在翻译领域有一个名字叫做“文化调停者”，顾名思义“文化调停者”是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为促进文化和语言间的理解和沟通的人。所有的翻译人员都应该具备文化调停的意识，即在不同的文化间穿梭，为达到相互沟通的目的，好的翻译者应该具备强烈的跨文化意识。为使目的语文化的人更好的了解本国文化，跨文化交流人员必须在目的语的文化框架下重组和构建语言信息，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
在语言思维下的跨文化交流虽然受制于使用语言的界定，然而作为交流一方的“他者”身份并非是绝对的弱势，而是在文化身份的界定下思考如何用“外国的针线，织中国的帽子”。跨文化的顺利进行也不是文化的一方迁就另一方，而应该是在交际双方相互适应的基础上创造出的“第三文化”，而这种第三文化正是在平等交流基础上，以相互理解为目的，交际双方为避免偏见所达成的彼此的“文化共识” [4]。
创造第三文化正是当前我们努力的目标，而近些年我们在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中也因此取得了很多可供借鉴的成果案例。例如2013年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上海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李世默在TED环球大会上做的“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的演讲。[5]在这个演讲中作者摒弃不同意识形态下人们的固有差异，从大数据这样的科学论据说起，以西方社会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思路，娓娓道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人民日益改善的生活水平。当然在整个演讲中我们发现“西方式的讽刺和幽默”无处不在，但是这种叙事和交流并非单纯“献媚”式的取悦或者猎奇，更非生硬的反驳和论证，而是在相互了尊重的基础上为达到了解而积极建立的“第三文化”，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的对外文化传播的要义，在国际语言规则的框架下如何运用正确的方式使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归入正途。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lll页.
[2]肖祥.“他者”与西方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D]，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18-20.
[3]史修媛.外语习得与跨文化传播的再认识——从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出发[J].山东工会论坛，2015（6）.
[4]刘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外语学刊[J]，2000（1）.
[5]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这个会议的宗旨是“值得传播的创意”。每年3月，TED大会在北美召集众多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