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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更需要创新，否则死路一条。”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这样说。
6年前加盟友成后，汤敏从一位以理论研究为主的经济学家转型为一位新公益践行者，“写一篇文章，提一个建议很简单。但是完成一个行动是非常难的，公益行动更难。”
以友成一直坚持的教育扶贫和电商扶贫为例，汤敏感触颇深，“教育资源不平衡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扶贫同样如此。”汤敏说，用传统的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得不用创新的方式才有可能有所突破。
“双师教学”改变教育不平衡
很多人认为，对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的国家而言，教育不平衡的关键原因是贫困地区的师资水平薄弱。
2011年前后，汤敏进行的“创新”是把城市里的退休老师组织起来到贫困地区支教。“我们组织了几千名城市退休教师去广西、内蒙古等省份的贫困地区支教。这些老教师给当地教师悉心指导，效果很好，参与培训的农村老师教学水平提高很快。”
但一段时间以后，汤敏觉得这种方式很难根治问题。“与广大农村学校的需求相比，我们的支教活动还是杯水车薪，而且城里的老师也很难长期待在那里。”？
2013年8月，友成基金会开始和人大附中发起试点“双师教学”项目，在全国率先将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MOOC（慕课）的方式输送到乡村贫困地区中小学，尝试用远程的方式解决乡村学校师资不足、优质教学资源匮乏等问题，以此探索城市优质教学资源补充乡村的可行性。
“双师教学”中的“双师”有两个教师一起开展教学活动，一个是人大附中的老师，负责网络远程教学;另一个是试点学校的老师，负责在远程主讲结束后组织本班学生讨论、重难点总结、答疑、批改作业等。
“双师教学”实践起来并不复杂：友成每天录制人大附中老师讲课内容并远程传送到乡村学校，当天晚上乡村教师对视频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剪裁，第二天在课堂上播放。
乡村教师并非只是“录像放映员”，当视频中老师提问人大附中的学生时，乡村老师会把视频暂停，让当地学生来回答问题，并根据学生回答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李海峥教授带领团队对“双师教学”项目做了第三方评估。据他介绍，“双师教学”项目提升了参与学校的教育质量和中考升学率，提高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有望帮助该地区的青少年通过受教育的方式实现脱贫，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在汤敏看来，“双师教学”在使乡村学生受益的同时，也使广大乡村老师受益。广西上林县三里中学的一位老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双师教学’模式是我参加过的效果理想、受益较大的培训之一。”
“双师教学”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重庆彭水、贵州威宁、湖北咸宁、广东东莞等地都开始采用该模式，把本省、本市、本县优秀教师的课“拍下来、送下去”。
在“双师教学”实践中，部分贫困县因为缺少稳定的网络，优质的课程和持續的教育信息化师资培训难以落实。在此背景下，友成基金会与爱学堂联手打造的“乡村教育创新计划”应运而生。未来三年，这一计划将为乡村学校的老师们带去更好的教育信息化培训，为学生们带去更好的互联网教育体验。
如何教会农民当电商
“电商扶贫”并不是一个新词汇，然而“电商扶贫”却急需新的内涵。
“目前在农村的电商多数都是做下行，即把工业品卖到农村去。真正能把农产品卖到城市里，能让农民通过电商赚到钱的不到10%，电商惠及到精准贫困户的就更少。”汤敏说。
友成-沃尔玛“全国零售训练营”培训项目在贵州习水县开班。
“双师教学”的成功实践给了友成对教育创新的有益启示：线上授课 线下孵化，教农民当电商。
友成基金会电商扶贫项目主任张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不但给想当电商的农民提供面对面的培训，还通过互联网让有成功经验的农村电商创办者当师傅，来带电商徒弟。”汤敏将其称之为“互联网下的新师徒制”，由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用长期言传身教的方式，带领较大规模的徒弟们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与实践。
记者在友成开发的扶贫MOOC平台上看到，全国各地讲师的电商精品课程都可以随时学习，让大山里的人跟城市中的大咖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进行“面对面”的学习和交流。
据张静介绍，从2016年开始，友成的电商扶贫走过了江西、贵州、甘肃、河北、四川5个省份54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156个乡镇，“培训了11175名学员，其中有62%的人就业创业成功，平均每月增收500～3000元不等。”
友成的“双师教学”模式
眼下汤敏还有个更大的想法，如何动员城市的消费者为扶贫做贡献。“贫困户的产品在互联网平台上竞争不过富裕地区、富裕家庭的产品，能不能通过城市的消费扶贫志愿者多购买、多宣传一些贫困户的产品，用我们的举手之劳来帮助贫困户呢？”汤敏说，“现在我国有1000多万贫困户、4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大家都伸出双手，买一点贫困户的产品，相信有不少贫困户可以很快脱贫。”
除了公益创新，“由点及面”的平台化一直是友成的鲜明特色。作为民政部评定的4A级基金会，友成成立10年来累计公益支出3亿元，自主研发试点了中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友成志愿者驿站、公益路人甲等创新性平台项目16个;资助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252个，辐射超过5000家社会组织，受益人群覆盖全国。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认为，友成打造的基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公益及脱贫攻坚的跨界合作平台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社会发展的经典教案。
这或许源自这家基金会10年公益实践的初心。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追求社会福祉应是所有公益组织存在的唯一目的。“真正的公益组织应该坚信人类的文明处于不断进步的进程中，坚信经过我们个人的努力，社会可以变得更好。”
6年前加盟友成后，汤敏从一位以理论研究为主的经济学家转型为一位新公益践行者，“写一篇文章，提一个建议很简单。但是完成一个行动是非常难的，公益行动更难。”
以友成一直坚持的教育扶贫和电商扶贫为例，汤敏感触颇深，“教育资源不平衡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扶贫同样如此。”汤敏说，用传统的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得不用创新的方式才有可能有所突破。
“双师教学”改变教育不平衡
很多人认为，对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的国家而言，教育不平衡的关键原因是贫困地区的师资水平薄弱。
2011年前后，汤敏进行的“创新”是把城市里的退休老师组织起来到贫困地区支教。“我们组织了几千名城市退休教师去广西、内蒙古等省份的贫困地区支教。这些老教师给当地教师悉心指导，效果很好，参与培训的农村老师教学水平提高很快。”
但一段时间以后，汤敏觉得这种方式很难根治问题。“与广大农村学校的需求相比，我们的支教活动还是杯水车薪，而且城里的老师也很难长期待在那里。”？
2013年8月，友成基金会开始和人大附中发起试点“双师教学”项目，在全国率先将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MOOC（慕课）的方式输送到乡村贫困地区中小学，尝试用远程的方式解决乡村学校师资不足、优质教学资源匮乏等问题，以此探索城市优质教学资源补充乡村的可行性。
“双师教学”中的“双师”有两个教师一起开展教学活动，一个是人大附中的老师，负责网络远程教学;另一个是试点学校的老师，负责在远程主讲结束后组织本班学生讨论、重难点总结、答疑、批改作业等。
“双师教学”实践起来并不复杂：友成每天录制人大附中老师讲课内容并远程传送到乡村学校，当天晚上乡村教师对视频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剪裁，第二天在课堂上播放。
乡村教师并非只是“录像放映员”，当视频中老师提问人大附中的学生时，乡村老师会把视频暂停，让当地学生来回答问题，并根据学生回答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李海峥教授带领团队对“双师教学”项目做了第三方评估。据他介绍，“双师教学”项目提升了参与学校的教育质量和中考升学率，提高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有望帮助该地区的青少年通过受教育的方式实现脱贫，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在汤敏看来，“双师教学”在使乡村学生受益的同时，也使广大乡村老师受益。广西上林县三里中学的一位老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双师教学’模式是我参加过的效果理想、受益较大的培训之一。”
“双师教学”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重庆彭水、贵州威宁、湖北咸宁、广东东莞等地都开始采用该模式，把本省、本市、本县优秀教师的课“拍下来、送下去”。
在“双师教学”实践中，部分贫困县因为缺少稳定的网络，优质的课程和持續的教育信息化师资培训难以落实。在此背景下，友成基金会与爱学堂联手打造的“乡村教育创新计划”应运而生。未来三年，这一计划将为乡村学校的老师们带去更好的教育信息化培训，为学生们带去更好的互联网教育体验。
如何教会农民当电商
“电商扶贫”并不是一个新词汇，然而“电商扶贫”却急需新的内涵。
“目前在农村的电商多数都是做下行，即把工业品卖到农村去。真正能把农产品卖到城市里，能让农民通过电商赚到钱的不到10%，电商惠及到精准贫困户的就更少。”汤敏说。
“双师教学”的成功实践给了友成对教育创新的有益启示：线上授课 线下孵化，教农民当电商。
友成基金会电商扶贫项目主任张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不但给想当电商的农民提供面对面的培训，还通过互联网让有成功经验的农村电商创办者当师傅，来带电商徒弟。”汤敏将其称之为“互联网下的新师徒制”，由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用长期言传身教的方式，带领较大规模的徒弟们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与实践。
记者在友成开发的扶贫MOOC平台上看到，全国各地讲师的电商精品课程都可以随时学习，让大山里的人跟城市中的大咖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进行“面对面”的学习和交流。
据张静介绍，从2016年开始，友成的电商扶贫走过了江西、贵州、甘肃、河北、四川5个省份54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156个乡镇，“培训了11175名学员，其中有62%的人就业创业成功，平均每月增收500～3000元不等。”
眼下汤敏还有个更大的想法，如何动员城市的消费者为扶贫做贡献。“贫困户的产品在互联网平台上竞争不过富裕地区、富裕家庭的产品，能不能通过城市的消费扶贫志愿者多购买、多宣传一些贫困户的产品，用我们的举手之劳来帮助贫困户呢？”汤敏说，“现在我国有1000多万贫困户、4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大家都伸出双手，买一点贫困户的产品，相信有不少贫困户可以很快脱贫。”
除了公益创新，“由点及面”的平台化一直是友成的鲜明特色。作为民政部评定的4A级基金会，友成成立10年来累计公益支出3亿元，自主研发试点了中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友成志愿者驿站、公益路人甲等创新性平台项目16个;资助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252个，辐射超过5000家社会组织，受益人群覆盖全国。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认为，友成打造的基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公益及脱贫攻坚的跨界合作平台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社会发展的经典教案。
这或许源自这家基金会10年公益实践的初心。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追求社会福祉应是所有公益组织存在的唯一目的。“真正的公益组织应该坚信人类的文明处于不断进步的进程中，坚信经过我们个人的努力，社会可以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