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被人们所忽视的一段历史，包括很多河南人都已将其遗忘。而冯小刚导演和作家刘震云将1942年那段活生生的故事搬上了银幕。
　　1942年的河南闹灾荒，为了生存，河南人民迫于生计只能逃荒。徐帆在电影《一九四二》中饰演的是农村妇女花枝，和自己的丈夫婆婆带着儿女一路逃荒。在逃荒过程中没有粮食，寒风凛冽，露宿街头......透过画面，看到徐帆所饰演的花枝，干瘪枯燥，没有女性的线条美，又瘦又脏。这也许是徐帆迄今为止饰演过的最丑、最苦的角色。
　　“在逃荒的过程中，花枝每时每刻都在看到死人，她已经麻木了，不光是死，还吃呢。她是已经到了一个麻木的时候，最浅显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了活着，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家人，活着就是一个本能，所以我觉得她所有的做法没有不可思议，都太自然了，太正常了 。”
　　对于演员来说拍戏吃点苦头是家常便饭，而拍摄《一九四二》的苦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拍这部戏，徐帆一个月瘦了整整十斤，生活中徐帆是从不会委屈自己让自己饿着，“我从来就是到点吃饭，稍微少一口我就不行。但是在拍摄《一九四二》时，就要迅速地瘦下来”。
　　在拍摄的五个月中徐帆一直保持着暴瘦之后的92斤，她打趣道：“我的基数低，本来我就那么一点，再瘦我就死了。”为了保持暴瘦之后的体重，并且在拍摄中找到逃荒难民的饥饿状态，她每天都喝稀饭，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不能耽误工作，更不能让自己晕过去，就点补一个鸡蛋，但这也是很少的时候。
　　在拍摄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在饥饿的状态下拍戏，有场戏张国立要上城墙，拍到那个镜头的时候，他说：“等会吧导演，谁有巧克力给我吃一块，我实在（饿的）不行了。”而站在一旁并且平时不爱吃巧克力的徐帆听到“巧克力”三个字也嚷嚷着饿，要吃巧克力。那时旁边的工作人员仅剩一块坐扁了的沙琪玛，徐帆拿到沙琪玛就开始吃，在塑料纸还没完全撕开，只有个缝的时候，就开始舔了，因为着急撕扯半天，捧着一块弥足珍贵的沙琪玛，徐帆就止不住地掉眼泪，一边嚼，一边流眼泪。 “那会儿只要是有吃的就行。没有好吃不好吃，容不得你去挑嘴。现在的人爱挑嘴，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的，原来都说饿他三天就好了，都不信，现在真是这样，饿三天，你看他吃不吃，什么都吃。”
　　饰演多个母亲形象的徐帆，在饰演花枝这个角色时也是自信满满，抛弃所有的表演技巧，只有最简单的东西，像一个没有表演经历的人去演。冯小刚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我什么也不要看到，我要看到的是一群灾民。”而有着多年表演经历的徐帆，把所有的表演技巧全部抛开，进行再创造，“我演戏这么多年，第一次去掉了身上所有的技术，让自己完全出于笨拙的状态去表现灾民，但是这种东西又必须是有经验的演员来完成。这个戏是让那些有技术的人演出他最简单最纯朴的人物，就是要有技术的人物过滤到从简，所以这次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表演的洗礼”。
　　


　　 Q = 《北京青年》周刊A =徐帆
　　回归质朴，找回简单的乐趣
　　Q: 《唐山大地震》 和 《一九四二》同为灾难片，而且您饰演的都是母亲，对于这两部戏您有着怎样的理解？
　　A:这两个虽然同是灾难片，可是灾难与灾难不同，母亲与母亲不同。我们做演员的，可能会演100次母亲，但是必须得岔开了演，得不一样。如果你只演一种母亲，你这个人就没什么演头儿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反正我演的人物需要展现的就是我展现出来的那个人物。
　　Q:在拿到这个剧本之后，做了哪些功课？
　　A:有的时候你要是因为一件事情而特别做功课，我觉得挺失败的。平时我们没有经历过逃荒，但是我对子女、对丈夫的这种感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做得来的。所以我只是一个积累，到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慢慢地往外释放。在准备这个戏的时候，我看了大量的图片，看逃荒的状态。平时多走点心，可能要用的时候会容易而且会很自然。
　　Q:进组前减肥，在拍戏时以饥饿的状态拍，这都是导演的硬性规定吗？
　　A:他也没有特别硬性要求，他希望要随着逃荒的过程，人要消瘦一些，要不然不像灾民，大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还挺自觉。因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人物创造好，那这也是应该的，它是创造的一个部分，都是必须的经历。
　　Q:拍完这部戏，会让人更加懂得珍惜粮食。
　　A:确确实实是，在拍这个戏之前，我还看手机报上有世界粮食日，粮食局的干部带头饿一天，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这个对于那些浪费的人来说，真的就应该让他们饿一个礼拜，要不然他真的不知道这个的苦。拍完戏从剧组回来，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真好，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而且我特别爱惜粮食。
　　Q:在剧中“花枝”的丈夫卖孩子的那段非常感人，也触动了很多人的心。
　　A:这部片子大家看了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感受吧，虽然不知道每个人感触的点在哪里，但是一定会让你动一下心。有时候觉得现在小孩就是太幸福了，不知道有多大的幸福他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幸福。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橡皮筋或者花头绳就觉得很幸福了，而现在的小孩你送一个玩具给他，也不见得他有多兴奋。现在是越好就越不显好，多大的名牌都不觉得有名了。
　　Q:所以应该找回质朴，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A:珍惜不珍惜是别人的事情了，反正是我做出来了。但是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我觉得不容易。在拍的时候也是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一次洗礼。因为可能做的时候要比看的时候更强烈，就是一边在体验一边在感受一边在生产。
　　Q:听说您能听出来河南话的省会腔和本地腔？
　　A:这个不是，主要是找的老师挺好的。因为找的是地方老师，就只学地方话。 《鸡犬不宁》中讲的就是开封话， 《一九四二》 讲的是河南延津和另外一个地方的话，还不是纯正的延津话。延津人讲的河南话很浓，因为郑州话太淡了，特文，语言起伏不是很大，就让人觉得在像与不像之间，挺让人挑剔的。所以干脆说土一点的河南话。 　　Q:那您觉得河南话难学么？
　　A:所有的语言都是刚开始的时候难学，唐山话也是这样，后来摸着它的语感了，就不觉得那么难学，在生活中就可以慢慢聊天了，所以我们说台词的时候也可以慢慢带着点生活中的那个水词儿，正词儿说完了也可以带点水词儿，所以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点点训练呗。所有的语言都是刚开始难，后来说惯了也就好了。
　　Q:关于语言学习方面，您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技巧？
　　A:没有技巧。就是纯学。就是由老师教着声儿学，而且我还只能真人教我，你要是让我跟着机器走我一点都学不会，就跟没学一样。
　　Q:现在还能说两句吗？
　　A:要是跟着张国立他们一块带着还行。我要是跟他们一块说呢，河南话的语言的感觉我就能掌握。
　　爱情不要有太多附加值
　　Q:在拍摄的时候，有一段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止不住地流泪，您的理解和冯导的理解有出入？
　　A:对，有的时候是演员自己的这种情绪很难控制，我也是个母亲，止不住流泪也是母亲很本能的情感，但是冯导我也觉得他的要求是对的，就是说灾民的情感可能还跟普通母亲的情感不一样。所以说导演他看的东西要比我们全面，所以呢，我就觉得导演就是演员的镜子。我们没有那么多矛盾，说通了就好了。如果经常有矛盾我们还会在一块合作么？就是因为两个人比较相通，能够相互理解所以在一块才有一次一次的合作。
　　Q:此次导演对您的表演有没有什么要求？
　　A:这次他对表演的要求我觉得非常好，他一直在强调“我什么都不要看到，我要看到的是一群灾民”，逃荒的时候没吃没喝，任何表演的技巧都不需要，在逃难的过程中天天看到死人，那种表演要的是你苦到麻木的那个境界，不是你正可怜自己的那个境界。
　　Q:现在网络上盛传这样一句话：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A:我是觉得说这些再也不相信爱情的人可能把爱情的附加值加得太多了，其实你没有那么多附加值，只是爱情的本身的话，那分了合了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把爱情的附加值弄得太多了，就让爱情变得复杂了。所以我就是觉得，其实爱情本身是可以分分合合的，分了的人也可以合，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把它的附加值弄多了，分的时候，感情慢慢地转变成仇恨就不好了。我觉得每个人当然都是希望保护自己，但是过多地保护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你是你妈生的，那他不是他妈生的吗？都是自己的爹妈养的，谁都心疼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多为别人想一想，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
　　Q:您跟冯导之间相处得那么和谐，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呢？
　　A:我不建议别人去借鉴。我觉得所有的日子都得自己过。因为别人的日子是别人过过来的，我觉得每个人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去借鉴别人。一旦借鉴了就会有比较。可是你比得了么？就是每个人的性格、血型都不一样，你凭什么去比啊？对吧？所以用不着，不跟别人比。这方面就是自己自信一点比什么都强。
　　Q:那生活当中您跟冯导谁比较强势一点？听说您在家就是领导？
　　A:我们家都强势又都不强势。在外面他强势，在家里我强势，所以就是都强势都不强势。在家我是领导，但是我是领导也是服务人员。有的领导不干活，但我这是干活的领导。所以就是一个名称这么叫着，我是家庭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