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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动物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然而我们经常会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导：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其他生物逐级降低。这很自然会造成人类目空一切的结局，以至现在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肆意破坏的诱因之一。奚志农的爱鸟情结，正是在一种平等的层面上展开，深入的，“为了鸟，才拿起相机”。那些让人感动的影像，首先感动了摄影家，感动了那颗在镜头后面跳动的心，才会形成感动许多人的巨大力量。在他镜头中飞翔在天空中的鸟，因其有着自由，有着奚志农对这种“自由”的执著，才更加动人。无论是流泪的藏羚羊的头骨，或是身处危险中的滇金丝猴，为它们的处境焦虑的心情成了比画面美感更加让人震撼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影像力量的来源。
曾经有人在网上说，奚志农从小就爱鸟，看到有人打鸟就会哭，这是胡说八道。如果在西方那种从小就被教育要爱惜自然的背景下成长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可是在中国，我们那代人从小抓蜻蜓、打鸟都是非常正常的。我小时候就是个喜欢打鸟的孩子。
我的家乡就在大理旁边一个小小的古城里，7岁之前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母亲是个教师，她工作的那个学校里有古老的柏树、破旧的大殿，外面是农田和山丘，溪水直接流到学校的池塘里，里面可以抓到泥鳅。和自然的距离如此之近，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甚至我还看到过猎人扛着金钱豹在街上卖。县医院门口下过雨的清晨，泥地上能见到豹子、梅花瓣的脚印。在自然里长大，自然对你来说就是不可缺少的，你能听到鸟叫，看到树木，大概是这种东西让我一直以来对自然都有种根深蒂固的亲近感。
后来由于母亲工作调动，全家从那个小山城里搬到了昆明。对于童年的我来说，除了大殿和城楼，就没什么高大的建筑了。一下子到了昆明，住在五层楼上，就像一只本来自由的鸟，被关在了笼子里。虽然那个时候的昆明比现在自然得多，可是对我来说，连地气都接触不到，无论如何都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一切都很陌生。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喜欢过城市。整个念书的时期，我始终都想冲破这个牢笼，到自然里去。
后来还好，我的舅舅从下放的地方回来昆明，去了一个温泉疗养院工作，这对我是很大的福音，每个假期都要去。我舅舅是很喜欢玩的人，有弹弓，常给我讲一些故事，说他曾经捡过孔雀蛋，让老母鸡孵出来。我们砍柴、打鸟，在林子里玩。
因为喜欢打鸟，也试着要把鸟做成标本，没人教，就只好自己去找资料，当时的书也就是中国鸟类分册、动物志等，非常有限。我高中的时候想，如果能去研究鸟有多好。高考落榜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一连三年。因为我在高考之前，甚至整个高中时代，都是在读“鸟书”的。
机缘巧合，我同王子江教授认识了。那时他正要作为科学顾问，帮昆明电影制片厂去拍一个有关鸟类的电影，于是他带上了我。那是我的第一次野外生涯。之前我连相机都没摸过，跟去的工作也只是换换胶片，扛扛脚架。那是1983年，当时还专门从长春定了一个30倍的变焦镜头。
我们一个队伍去了那帕海，拍黑颈鹤。我第一次看到野生状态的黑颈鹤，非常美。因为技术限制，无法清楚拍到野生状态的黑颈鹤，只好拿一个中学老师做的姿态标本放在海子里，远远的，用30倍的镜头拍。更多的画面部需要把鸟抓过来拍。队伍里专门有“技师”这种工作职位，负责把抓到的鸟弄顺羽毛，把拴脚的绳子弄隐蔽一些。虽然我从来没拍过照，但一向想法都很自然的我，觉得这样的拍摄方法很别扭。摄影师是个50多岁的人，对我这种毛头小子的冒失想法，只会说拍摄规矩就是这样的。不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鸟类拍摄，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当时为了拍城市噪眉，政府动员老百姓找到了一个巢，里面四五只幼鸟几乎已经能飞了。巢在一棵低矮的云南松上。因为很多人聚过来，母鸟被惊飞了。当然，无论怎样，母鸟都要回来喂小鸟的。为了拍喂食镜头，技师把那些小鸟绑住了脚，固定在巢里。他们拍了很漂亮的镜头就回去了，也没有把绳子解下来。第二天，他们还想再拍一次，等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那些小鸟统统吊死在巢边。
这些事情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想自己拍，不是用这样的方法，而是要捕捉到自然中的鸟的姿态，要拍自然飞翔的鸟。从那之后很多年，我从来不拍被抓住的鸟，也不拍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是从这些事情上引发的。
就这样，我拿起了相机，就是因为喜欢，曾经有过这样的拍摄经历，所以选择了后来的道路。
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要拿照片去发表，或者影响别人，只是一门心思地拍下去。早期拍电影的时候，我还带着枪，有时候也会制作标本。后来，除了拍摄什么都不做，而且只拍自然的动物。因为图片能够把最富有灵性的瞬间记录下来，标本的躯壳却做不到，最重要的是，照片不会伤害那些动物，不会剥夺它们的生命，但是标本会。所以慢慢的，我放弃了枪，不再做标本。我想，这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野外的拍摄和调查中看到的东西，听说的保护的思想，都是这样一点点渗透进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思维和方向。
我曾经有过一个宏大计划，想拍全云南的700多种鸟，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拍摄的深入，我发现，很多鸟只是在几十年前有过记录，后来再也没有发现。也可以说，这些鸟都消失了。它们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会消失?
1990年，我跟昆明动物所一起去做独龙江做野外考察。3个月下来，几乎没有看到文献里记录的那些特有物种，看到的都是一些动物的骨头、羚牛的角。在山里走，到处都是下的套子，甚至还看到过一只被套住的小田鼠。在乡政府，一只白鶺鸰飞过屋顶，马上就有四五个枪口对着它。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把目光开始关注野生动物被猎杀、环境变迁的事情。
后来我的照片开始引起公众注意并且有了一定影响，就是从滇金丝猴的系列影像对外发布开始的。
1995年11月，北林大开了一个为滇金丝猴呼吁的会。那天晚上请了中科院动物所的一些专家，还有很多其他高校的学生。会上放了我拍的滇金丝猴的录像。公众一向对金丝猴的印象都是根深蒂固的川金丝猴的形象，蓝色面孔，浑身金黄，很少有人知道在云南还有这种红色嘴唇的美丽生灵存在，只是听说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因为森林砍伐，朝不保夕，所以才聚集在一起。会上，影像的力量第一次让我觉得如此强大，大家都被红唇的金丝猴感动了，最后点燃了200支蜡烛，为那林子里的200只滇金丝猴祈祷。
滇金丝猴的影像第一次对外发布确实是一种震撼，紧接着，很多媒体都有了报道，包括《南方周末》，影响非常大。这让我意识到，有照片和没照片的区别有多大。包括后来的新闻联播和东方时空都是配合那些影像出现的。我去北京电视台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厚的观众来信，真的让人觉得非常震动。金丝猴的保护，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成了民间环保运动兴起的一个契机。“自然之友”组织也是从那一次开始 真正进入公众视野的。
滇金丝猴的保护能够成功，有特殊的契机和背景，特别是有了影像。后来的藏羚羊保护，影像的作用就更加直接了。武装的盗猎，大规模屠杀，也是通过影像才被揭示出来的。
事实上，索南达杰牺牲是在1994年，报道出来就已经是1995年了。我第一次真正目睹盗猎这些事情是1997年，直到那时才确实知道盗猎是多么可怕。我们到达之前，野牦牛队刚刚抓了一个盗猎团伙，缴获了400多张藏羚羊皮，我们到格尔木的时候，那些东西刚刚运到。当时12月底，正是冬天，我到那里刚好看到那一幕。天气很冷，凝固的血液在阳光下滴下来。在那之前，我没什么感受，虽然听说了索南达杰牺牲的事情，但是亲眼所见堆得像小山的皮子和滴血的藏羚羊的头颅让我非常震惊，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记录下来。那一次最大的感觉就是，藏羚羊几乎已经看不到了，离得非常远，就看到一股烟尘，它们远远看到汽车扬起的尘土转身就跑。虽然那个季节是藏羚羊比较集中的交配季节，却很少能有机会记录下它们的身影。也就是那一次，让我第一次看到，还有这么一帮人，在那样的环境里，不要命地工作。车陷进雪里，冰河里，人跳下去就挖。怎么还会有这样一批人?
藏羚羊的保护就是从这些影像的公开开始的。随着电视节目的播出以及一些民间环保团体的呼吁，1998年又请了扎巴多杰出来做报告，后来几乎是全民在关注藏羚羊的保护，主要都是来自民间的力量。
在这样的过程里，影像时时刻刻在发生作用。虽然那时网络还没现在这么发达，但是通过电视、平面媒体、讲座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参与进来。这些事情的发生离公众生活那么远，动物园里的动物和野外的动物又不一样，如何能让公众感同身受，了解这些事实?这也是后来我们提出用影像保护自然的原因。影像在推动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的时候，是可以起作用的，有时候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对我来说，从我拿起相机的那一天，我一直认为，照相机是个工具，因为我喜欢鸟和自然，所以摄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手段，我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喜欢自然和鸟。也有一些摄影发烧友，在拍了很多的风光和纪实之后，觉得没意思开始拍鸟，开始关注环境，我的不同可能是在这里。我是为了鸟，才拿起相机的。这种成长或者说进步，也是在拍摄当中，因为要拍摄自然中的东西，要学习，要和科研人员配合。还有拍摄时，绝对不能给对象造成惊扰等等，这些也都是在不断成长中慢慢形成的，我自己要坚守的东西，保护的意识和观念也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不断得到提升的。
2004年的10月，佳能公司请我做它的mark2相机的代言人，我想这也是一个契机，我走过那么多保护区，那儿也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但是因为拍摄条件、设备条件、拍摄技术等等的局限，很难拍出好片子。所以，就组织了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能让保护区第一线和研究第一线的人来学习摄影。我的工作跟他们的工作密不可分，只有我一个人是不够的，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拍摄，这个行当不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吗?我们的“野性中国”工作室就这样诞生了。
今后我肯定还是一如既往，作为一个生态摄影师，或者野生动物摄影师，更加关注值得关注和急需关注的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同时我们的“野性中国”的团队要做更多的努力，我们的摄影师做更多的拍摄，把保护理念和思想更多地传递出去。如何在自然里带着一种责任感去拍摄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台湾生态摄影师徐仁修说得好，照片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照片背后的那颗心。所以如果你有那样一颗对自然充满感情和热爱的心，你所记录下来的自然的影像才是一种能够打动人和感染人的影像。
曾经有人在网上说，奚志农从小就爱鸟，看到有人打鸟就会哭，这是胡说八道。如果在西方那种从小就被教育要爱惜自然的背景下成长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可是在中国，我们那代人从小抓蜻蜓、打鸟都是非常正常的。我小时候就是个喜欢打鸟的孩子。
我的家乡就在大理旁边一个小小的古城里，7岁之前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母亲是个教师，她工作的那个学校里有古老的柏树、破旧的大殿，外面是农田和山丘，溪水直接流到学校的池塘里，里面可以抓到泥鳅。和自然的距离如此之近，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甚至我还看到过猎人扛着金钱豹在街上卖。县医院门口下过雨的清晨，泥地上能见到豹子、梅花瓣的脚印。在自然里长大，自然对你来说就是不可缺少的，你能听到鸟叫，看到树木，大概是这种东西让我一直以来对自然都有种根深蒂固的亲近感。
后来由于母亲工作调动，全家从那个小山城里搬到了昆明。对于童年的我来说，除了大殿和城楼，就没什么高大的建筑了。一下子到了昆明，住在五层楼上，就像一只本来自由的鸟，被关在了笼子里。虽然那个时候的昆明比现在自然得多，可是对我来说，连地气都接触不到，无论如何都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一切都很陌生。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喜欢过城市。整个念书的时期，我始终都想冲破这个牢笼，到自然里去。
后来还好，我的舅舅从下放的地方回来昆明，去了一个温泉疗养院工作，这对我是很大的福音，每个假期都要去。我舅舅是很喜欢玩的人，有弹弓，常给我讲一些故事，说他曾经捡过孔雀蛋，让老母鸡孵出来。我们砍柴、打鸟，在林子里玩。
因为喜欢打鸟，也试着要把鸟做成标本，没人教，就只好自己去找资料，当时的书也就是中国鸟类分册、动物志等，非常有限。我高中的时候想，如果能去研究鸟有多好。高考落榜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一连三年。因为我在高考之前，甚至整个高中时代，都是在读“鸟书”的。
机缘巧合，我同王子江教授认识了。那时他正要作为科学顾问，帮昆明电影制片厂去拍一个有关鸟类的电影，于是他带上了我。那是我的第一次野外生涯。之前我连相机都没摸过，跟去的工作也只是换换胶片，扛扛脚架。那是1983年，当时还专门从长春定了一个30倍的变焦镜头。
我们一个队伍去了那帕海，拍黑颈鹤。我第一次看到野生状态的黑颈鹤，非常美。因为技术限制，无法清楚拍到野生状态的黑颈鹤，只好拿一个中学老师做的姿态标本放在海子里，远远的，用30倍的镜头拍。更多的画面部需要把鸟抓过来拍。队伍里专门有“技师”这种工作职位，负责把抓到的鸟弄顺羽毛，把拴脚的绳子弄隐蔽一些。虽然我从来没拍过照，但一向想法都很自然的我，觉得这样的拍摄方法很别扭。摄影师是个50多岁的人，对我这种毛头小子的冒失想法，只会说拍摄规矩就是这样的。不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鸟类拍摄，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当时为了拍城市噪眉，政府动员老百姓找到了一个巢，里面四五只幼鸟几乎已经能飞了。巢在一棵低矮的云南松上。因为很多人聚过来，母鸟被惊飞了。当然，无论怎样，母鸟都要回来喂小鸟的。为了拍喂食镜头，技师把那些小鸟绑住了脚，固定在巢里。他们拍了很漂亮的镜头就回去了，也没有把绳子解下来。第二天，他们还想再拍一次，等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那些小鸟统统吊死在巢边。
这些事情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想自己拍，不是用这样的方法，而是要捕捉到自然中的鸟的姿态，要拍自然飞翔的鸟。从那之后很多年，我从来不拍被抓住的鸟，也不拍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是从这些事情上引发的。
就这样，我拿起了相机，就是因为喜欢，曾经有过这样的拍摄经历，所以选择了后来的道路。
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要拿照片去发表，或者影响别人，只是一门心思地拍下去。早期拍电影的时候，我还带着枪，有时候也会制作标本。后来，除了拍摄什么都不做，而且只拍自然的动物。因为图片能够把最富有灵性的瞬间记录下来，标本的躯壳却做不到，最重要的是，照片不会伤害那些动物，不会剥夺它们的生命，但是标本会。所以慢慢的，我放弃了枪，不再做标本。我想，这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野外的拍摄和调查中看到的东西，听说的保护的思想，都是这样一点点渗透进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思维和方向。
我曾经有过一个宏大计划，想拍全云南的700多种鸟，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拍摄的深入，我发现，很多鸟只是在几十年前有过记录，后来再也没有发现。也可以说，这些鸟都消失了。它们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会消失?
1990年，我跟昆明动物所一起去做独龙江做野外考察。3个月下来，几乎没有看到文献里记录的那些特有物种，看到的都是一些动物的骨头、羚牛的角。在山里走，到处都是下的套子，甚至还看到过一只被套住的小田鼠。在乡政府，一只白鶺鸰飞过屋顶，马上就有四五个枪口对着它。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把目光开始关注野生动物被猎杀、环境变迁的事情。
后来我的照片开始引起公众注意并且有了一定影响，就是从滇金丝猴的系列影像对外发布开始的。
1995年11月，北林大开了一个为滇金丝猴呼吁的会。那天晚上请了中科院动物所的一些专家，还有很多其他高校的学生。会上放了我拍的滇金丝猴的录像。公众一向对金丝猴的印象都是根深蒂固的川金丝猴的形象，蓝色面孔，浑身金黄，很少有人知道在云南还有这种红色嘴唇的美丽生灵存在，只是听说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因为森林砍伐，朝不保夕，所以才聚集在一起。会上，影像的力量第一次让我觉得如此强大，大家都被红唇的金丝猴感动了，最后点燃了200支蜡烛，为那林子里的200只滇金丝猴祈祷。
滇金丝猴的影像第一次对外发布确实是一种震撼，紧接着，很多媒体都有了报道，包括《南方周末》，影响非常大。这让我意识到，有照片和没照片的区别有多大。包括后来的新闻联播和东方时空都是配合那些影像出现的。我去北京电视台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厚的观众来信，真的让人觉得非常震动。金丝猴的保护，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成了民间环保运动兴起的一个契机。“自然之友”组织也是从那一次开始 真正进入公众视野的。
滇金丝猴的保护能够成功，有特殊的契机和背景，特别是有了影像。后来的藏羚羊保护，影像的作用就更加直接了。武装的盗猎，大规模屠杀，也是通过影像才被揭示出来的。
事实上，索南达杰牺牲是在1994年，报道出来就已经是1995年了。我第一次真正目睹盗猎这些事情是1997年，直到那时才确实知道盗猎是多么可怕。我们到达之前，野牦牛队刚刚抓了一个盗猎团伙，缴获了400多张藏羚羊皮，我们到格尔木的时候，那些东西刚刚运到。当时12月底，正是冬天，我到那里刚好看到那一幕。天气很冷，凝固的血液在阳光下滴下来。在那之前，我没什么感受，虽然听说了索南达杰牺牲的事情，但是亲眼所见堆得像小山的皮子和滴血的藏羚羊的头颅让我非常震惊，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记录下来。那一次最大的感觉就是，藏羚羊几乎已经看不到了，离得非常远，就看到一股烟尘，它们远远看到汽车扬起的尘土转身就跑。虽然那个季节是藏羚羊比较集中的交配季节，却很少能有机会记录下它们的身影。也就是那一次，让我第一次看到，还有这么一帮人，在那样的环境里，不要命地工作。车陷进雪里，冰河里，人跳下去就挖。怎么还会有这样一批人?
藏羚羊的保护就是从这些影像的公开开始的。随着电视节目的播出以及一些民间环保团体的呼吁，1998年又请了扎巴多杰出来做报告，后来几乎是全民在关注藏羚羊的保护，主要都是来自民间的力量。
在这样的过程里，影像时时刻刻在发生作用。虽然那时网络还没现在这么发达，但是通过电视、平面媒体、讲座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参与进来。这些事情的发生离公众生活那么远，动物园里的动物和野外的动物又不一样，如何能让公众感同身受，了解这些事实?这也是后来我们提出用影像保护自然的原因。影像在推动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的时候，是可以起作用的，有时候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对我来说，从我拿起相机的那一天，我一直认为，照相机是个工具，因为我喜欢鸟和自然，所以摄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手段，我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喜欢自然和鸟。也有一些摄影发烧友，在拍了很多的风光和纪实之后，觉得没意思开始拍鸟，开始关注环境，我的不同可能是在这里。我是为了鸟，才拿起相机的。这种成长或者说进步，也是在拍摄当中，因为要拍摄自然中的东西，要学习，要和科研人员配合。还有拍摄时，绝对不能给对象造成惊扰等等，这些也都是在不断成长中慢慢形成的，我自己要坚守的东西，保护的意识和观念也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不断得到提升的。
2004年的10月，佳能公司请我做它的mark2相机的代言人，我想这也是一个契机，我走过那么多保护区，那儿也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但是因为拍摄条件、设备条件、拍摄技术等等的局限，很难拍出好片子。所以，就组织了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能让保护区第一线和研究第一线的人来学习摄影。我的工作跟他们的工作密不可分，只有我一个人是不够的，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拍摄，这个行当不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吗?我们的“野性中国”工作室就这样诞生了。
今后我肯定还是一如既往，作为一个生态摄影师，或者野生动物摄影师，更加关注值得关注和急需关注的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同时我们的“野性中国”的团队要做更多的努力，我们的摄影师做更多的拍摄，把保护理念和思想更多地传递出去。如何在自然里带着一种责任感去拍摄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台湾生态摄影师徐仁修说得好，照片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照片背后的那颗心。所以如果你有那样一颗对自然充满感情和热爱的心，你所记录下来的自然的影像才是一种能够打动人和感染人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