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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四日，我和父亲正式开始了在旅馆和医院这两点一线之间奔走的生活。我们每天都会挤同一路公交车，两次途经那道烟波浩渺的江水，两次路过立着一座大理石牌坊的中山公园……没过两天，我就把那条需在途中经停十来个公交站台的路线熟记于心了。
那是一种准确而又模糊的记忆——我记得公共汽车该在哪个地方拐弯，该经过多少个十字路口，却说不出那些分立于街道两侧的建筑物的名字。每当我挤进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的车厢时，总是会产生一种如置时空隧道的幻觉。
身处于这个空间，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在我眼中与那些不断在我眼前消失的陌生人一样虚幻。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站在我身旁或坐在我对面的父亲，也是虚幻的。他的在我望向他时尽量显得自然与平静的脸，也是虚幻的。好像他和他的脸也会随时随地从我的眼前消失。
但也有例外，譬如同济医院门口的那座天桥——每天，我们都会穿越天桥到马路对面乘坐回旅馆的公共汽车。我记得桥上的拐角处蹲守着许多四肢不全的乞讨者。但凡遇到我认为值得同情的对象，我都会不假思索地往他们的不锈钢碗里丢一个面值一元的硬币。我记得父亲的反应。记得他欲言又止的脸部表情。
我知道他想说最终又出于某种顾忌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却从未对他做出过任何解释。很多事情，我都认为是无需解释的。但是我很清楚，他不会懂得我的心思——我丢出那个硬币时，其实是怀有私心的。
这周，他已不止一次要求住进医院。他还是嫌住旅馆太贵。实际上，我到达武汉的第二晚，就与旅馆的那位年轻的女老板重新商议了价格，两个房间一天一百三十块。已经足够便宜了。可父亲从患者那里打听到，医院的床位费是二十多块钱一天。即便加上陪护费和护理费，也才四十多。
然而事与愿违——医生每次都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应了我们恳切的请求，“现在还没有床位，一旦有了，我会优先给你父亲安排。”
或许正是因为此事的刺激，父亲开始记账。每天晚上，当我们回到住处后，他都会戴上那副廉价的老花镜，在灯下把这一天的开支明细，详细地记录到随身攜带的一个封面早已磨损不堪的笔记簿上。偶尔忘记了，第二天准会补上。
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最后一次住院，即便那时，他通体冰凉的右手因为剧烈的疼痛已经不能做任何事情，既拿不起筷子，也拿不起笔，他依然用左手来继续做这项在他看来必不可少的工作。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再一次忍不住自我怀疑起来。
当我回过头来反观整个事件乃至他的整个如同大陆般丰富的人生以及河流般曲折的命运时，真相立即浮出了水面。
正如你所知，父亲这个看起来多少显得有些锱铢必较的习惯，并非在医院才养成，而是早已有之，不然他不会随身携带着那样一个封面受损，页面边缘卷曲的笔记簿。我甚至记起，在好几年前，他就将这个居家过日子的方法传授予了我。
我们都预计到最终的检查结果在本周应该会出来。我和妹妹一直在默默祈祷，祈祷最终的结果并非县人民医院给出的结论，祈祷它在此前带给我们的种种担心只是虚惊一场，却又无法阻止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声音，幽灵一般出没于我们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脑海。
事情似乎确实是在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上周所做的几项检查的报告单先后出来了，心电图正常，血液检查正常，腹部彩超也没有任何问题。就连魏瑶医生也说，“都还好。”我已经开始怀疑县人民医院的结论了，认为是他们出了差错。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判断分享给了父亲。
那时，我们正行走在同济医院胸部肿瘤科光线并不是十分明亮的半个过道上。父亲显得颇为高兴，甚至露出了一种久违的只有在这年四月份之前才出现过的笑容。他走路的步伐，明显轻快了许多。
瞬间，我获得一个十分模糊的感觉：父亲在听取了我那番话后立即变了一个人，变回了生病以前的他。他仿佛被一团春光笼罩。
我差一点就被这短暂的感受所欺骗，也差一点忘记我们身在何处以及父亲真实的精神状态。我当然期待我们的祈祷都会变成现实，也相信奇迹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但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终究让我们无法忽视和回避：父亲的身体似乎越来越糟糕了。我们都觉察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显著变化。
在那一段漫长且让人烦躁不安的日子里，为了消磨时间，我们在用过晚餐后都会坐在妹妹和她闺蜜居住的房间看一会儿电影。由于父亲对电脑知识一无所知，我便承担起寻找影片的职责。好在这并不困难。我把最近几年拍得比较精彩的功夫片都找出来，重新温习了一遍。父亲最爱看这类影片。
我刚去的那两天，父亲还有些兴致——在一部电影播放完之后，他还把饱经风霜的脸凑到电脑前，伸出指关节异常粗大、皮肤粗糙、显得笨拙无比的右手，握着鼠标在桌面上前后左右地滑动，试图自行更换影片。可是两天之后，他对电影所有的兴趣似乎就戛然而止了。
那几个夜晚，只见他蹙着身体靠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在胸前，神情忧戚地望着光线不断变幻的电脑屏幕。可拳拳到肉的打戏，并不能抵制他身体里如同潮水一样奔涌的倦意。还没坐一会儿，他就把脑袋靠在窗栏上打起了瞌睡。
当他被某个刺耳的声音抑或是幻觉猛然惊醒，从极度困倦的状态中睁开混沌的双眼时，他总是会下意识地从别在皮带上的手机套里掏出土豪金手机，瞄一眼时间，然后对我们说道，“坚持不下去了，回旅馆睡觉吧。”
而那时，不过十点钟的光景。我总有些不愿意。时间尚早，回到旅馆又无事可干，只能躺在肮脏的床上胡思乱想，然而父命难违。他实在是需要休息了。他那张因为布满油污而显得暗淡不堪的脸，交织着憔悴与痛苦。
我们都注意到，他需要用手撑着椅背才能顺利地站立起来，有时候妹妹会扶他一把。他的上身显得特别沉重。他的两只大腿尽管绷紧了肌肉，可使不上多少力气。偶尔，他还像醉汉一样迷迷瞪瞪的，在站起来的那一刻，神色恍惚。那副迷茫样子，好像整个房间都在他眼前晃动。 相对于上楼，下楼是件轻松事儿，可对父亲而言，也是一件需要小心翼翼对待才能完成的事情。他总是会紧紧地抓着左手边那架锈迹斑斑的扶梯，迈出去的步子缓慢无力——每下一步台阶，他的嘴巴里都会吃力地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如同一个休止符——仿佛前方没有被灯光照亮的台阶是一道悬崖。
整个黑咕隆咚的楼梯间都回荡着自父亲嘴巴里发出的奇怪的声音。这个声音，有点像早年他与我的叔叔们在逼仄的山路上用肩膀抬木材或石头时为了步调一致而喊出的“哦——嗬——哦——嗬——”的号子声。虽然少了抑扬顿挫的旋律和激昂澎湃的力量，但听起来，他也像是在抬着重物赶路。
在灯光的一亮一灭间，望着父亲像秋天的山峰一样凹陷下去的衰老背影，我也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向黑暗深处迈过去的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想伸出手去拉住他的手臂，好让他停留在灯光能够照及的光明之处，却又总是犹豫不决。
注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无数次回想起这个画面。画面里的父亲，正如歌手许飞在一首歌里所唱：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与不能如愿住进医院一样，父亲那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愿望也不曾实现。
自从这年四月份开始，直至次年六月，他就没有摆脱过疼痛对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尽管他在此期间没有间断止疼药的服用，而且药量越加越大，药品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但收效甚微。网状般密集的疼痛，如同尖锐喧嚣的往事，总是会在安静的夜晚变得愈发清晰、明亮。
于是，我们在每个早晨碰面后的第一句话，不是我询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就是他若无其事似的向我低声诉苦：“又是一宿未睡”，或者是“仅仅在天亮之前睡着了两个小时”。说话时，他像个未老先衰的孩子一样无助。
可是像父亲这种情况，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再漂亮的安慰话，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因此，每次面对他若无其事似的诉苦，我要么装作没有听见而沉默不语，要么背过脸去长长地叹息一声。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我们都担心如此永无止境地等待下去，父亲的病情会恶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这可不是我们让他前来武汉的初衷，却又毫无办法。表哥说，如果认识医院里的领导或者医生，托他们打个招呼，或许就不需要像这样遥遥无期地等待了。可在武汉，除了没有什么人情往来的姨妈外，我们可以说是举目无亲。
那些日子，留守在家的母亲几乎是一天一个电话，然而不论是打给父亲，还是打给我，唯一的话题，就是询问检查的最新进展，结果何时才能出来云云。被蒙在鼓里的她原以为最多不过三五天，父亲就会回去的。
一个天气阴沉的清晨，在父亲给我见识了一个怀揣多日的秘密之后，我变得更加不安。那个清晨，我和父亲在小区的过道上等待下楼来与我们会合的妹妹时，我询问他除了疼痛之外，身体还有无其他不适。他思索片刻，犹豫着解开了下巴下方的两颗纽扣，指了指胸口，然后对我说道，“这里有些肿。”
我抬起头朝他的胸口瞄了一眼，便习惯性地把目光移开了，却又在巨大的惊恐之中，受着某种力量的驱使，在转瞬之间把目光飞快地移了回去。我被眼前所见吓住了，心中沉重如有大厦坍塌。一种不祥的预感将我牢牢缚住。
父親肋骨暴露无遗的胸口高高隆起一座圆圆鼓鼓的小丘，犹如倒扣着一个圆形的碗底。他的身体莫名其妙地膨胀了。
我意识到事态远非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县人民医院给出的检查结果，可我们依然对父亲的病情心存幻想，以为还有扭转乾坤的可能——而事实却是病情严重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说不清来由的，在这本该安慰父亲的时刻，我却变得异常生气，声音也跟着变得极不友好，有些冲。我至今记得我站在空荡荡的过道上责备父亲的样子。
“为什么不早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使用着多年前父亲质问我们时的语气质问他。
“它又不疼。”就像是为了推卸某种责任似的，父亲蹙着眉头告诉我。
“几个月了？”“七月份出现的。”
“您七月份不是去过州中心医院吗？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
“当时……”
直到此时，我才在父亲吞吞吐吐的叙述中知道了一件事情的真相。这个真相，让我在忽然间变得异常复杂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两个月前，父亲确实应我的要求去过一趟州府恩施，也去了州中心医院，可他并没有完全像我要求的那样在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对病情进行全面检查。
那个炎热的上午，据说他仅仅做了一项CT检查，那位送他到医院的司机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催促他返程。而他也糊涂得很，居然就抱着一颗忐忑之心跟着司机回去了，就好像再也没有车可坐一样，就好像再也回不到那个每当在他和我们的母亲吵架时空气都会窒息得叫人想一辈子逃离的地方。
当然，他还没有完全糊涂。在上车前，他匆匆忙忙地把片子递给胸部内科的医生看了一眼。或许是看见父亲并没有认真检查的意思，医生也看得相当仓促，而且很快就给出了判断：多半是肺结核。
这就是七月我刚刚到达北京的那个下午，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答案：与建始的检查结果一样。而我一直以为，那是他在州中心医院做过全面检查，医生在对各种数据和图像经过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确切结论。然而不是。
妹妹当时身在何处呢？我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她那次回家，最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陪同父亲去看病吗？可她为什么不在现场？
无数个疑问，在刹那间蜂拥而至。
事情的原委，很容易就能问个明白。那个时刻，我在内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妹妹不懂事，只顾带着同事游玩，却不管父亲的死活。可不可思议的是，当我见着妹妹的时候，我并没有怒火冲天，也没有对她进行任何责难，只是沮丧地把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这个骇人的变化转告给了她。
可我一直不能宽恕自己。即使是在一年多后的今天，当我回想起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时，我依然还会这样设想：假若在这个七月，我没有去北京学习，而是回家陪同父亲到医院进行检查，事情会不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假若在四个多月前，我没有擅作主张，而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结局是不是与现在迥然有别？ 我当然明白，所有的假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也了解到，由于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公众对肺癌早期发现意识不足，近八成肺癌患者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中晚期，可我总是觉得，正是因为错过了这两次至关重要的彻查病因的机会，父亲的病情才会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恶化得不可逆转。
这是一道永远也逾越不了的坎儿。尽管很多时候，人们——也包括父亲在内，都习惯或擅长于用“命运”或“命运的安排”这类理由来为自己在某件事上因没有付出全力而导致的过错开脱;尽管父亲之所以会一步步走到九月这般田地，譬如说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偶尔看来确实也像是“命运的安排”。
如上所述，“命运的安排”在此时还没有显露出特别明显的迹象，但其他的安排已经开始运转了——自周二开始，余下的三个检查项目已在相关科室陆续进行。最先做的是核磁共振检查。
我已记不清究竟是在事前还是事后——但可以肯定，这件事千真万确地发生过——父亲曾给我分享过他做这项检查时的切肤之痛：耳朵里虽然塞了一团棉花，但检查仪器发出的呜呜鸣叫声依然能够穿越重重障碍，令人心悸不已。
这天下午，我们在候诊区域枯坐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在电子显示屏上看见父亲的名字。检查室外站着不少神情焦灼的病人家属，过道上还横着一张病床，白色被单下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张贴在墙壁上的警示牌，让人心存警惕。在这样的地方，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在无意间受到伤害。
终于轮到父亲检查了。按照医生要求，他很自觉地解除了全身上下所有的金属设备：一部拥有土豪金外型的老式手机，一副廉价的老花镜，一条带有金属盘扣的皮带……出乎意料的是，还有一把不锈钢水果刀——当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件物品时，心中不禁大为疑惑，他随身携带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做什么呢？
我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把父亲打量了一眼，正要张口向他讨释心中的疑窦，医生叫起了他的名字，而且接连叫了两遍。我目送惴惴不安的他向灯火通明的检查室走去。刚刚跨入室内，那道自动开合的厚重大门就在他身后徐徐合上了。
几乎是在同一瞬间，也就是在大门合上之时，就像有人飞快地按了一下快门，父亲那个迟疑而蹒跚的背影，被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转过身，抱着父亲的外套和金属物品，准备开始漫长而无聊的等待。可半分钟不到，随着一道蓝光闪过地面，那道厚重的大门又徐徐开启了。一位戴着医用口罩的女医生望着过道里的人群生气地大声询问，“谁是病人家属？”
我心里一惊，以为出现了什么紧急状况。只见父亲站在核磁共振的检查仪器边，手舞足蹈的，急得有些不知所措。我赶紧举手示意。
“病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医生依然用生气的口吻问道。
“没有，没有！”我十分肯定地回答了她，同时对她的问话感到不解。父亲挺正常的呀，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表现出了精神病的症状？
“你的身上有没有金属物品？”医生转而问父亲。
“牙齿？我的牙齿没有问题。”父亲竖起耳朵，连猜带蒙地回答道。但看得出来，他的态度特别诚恳。
“你的身上有没有上过螺丝或钢板？”？医生不仅提高了说话的分贝，而且眼神里满是厌恶。很显然，她已经很不耐烦了。
父亲犹豫了半晌，脸上满是疑惑，讨好与焦灼兼而有之的目光里打满了问号，表示没有听清楚。医生又加大音量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我的腳，动过手术。”父亲指了指右脚，继而望着医生小心翼翼地说。他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生怕回答错问题而遭受批评的小学生。
“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法检查。”医生嘀咕完这句话，转身对我说，“你去告诉主治医生吧，说病人的情况不适合做这项检查。”
我总算明白了医生打开大门寻找病人家属的原因：两个人因为语言问题而无法完成正常的沟通交流。在我的翻译下，父亲终于向医生交代，他的右脚以前动过手术，也上过螺丝和钢板，但都取出来了，检查无碍。这才过了关。
那道似乎连接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大门，再一次徐徐地关上了。可是退出门外的我不仅没有长舒一口气，反而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难受。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因答非所问面对医生的指责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焦灼与无助，一直在我眼前闪烁。还不知道他在过去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这个国家走南闯北时，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同时也在思考，父亲一向还算正常的听觉系统怎么忽然就停止运转了呢？是真的听不懂女医生的普通话，还是半月前在县人民医院做这项检查时因为难以忍受刺耳的鸣叫声而留下了后遗症？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一年多后的今天，我仍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大约只有一点：父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封闭的环境里敏感地捕捉到了来自他人乃至检查仪器的压迫——文明的压迫。
过了半晌，父亲从那道大门里走了出来，背佝偻得厉害，步子迈得异常缓慢，甚至有些瘸。整个人显得异常疲惫，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难以应付的战事。看见我了，也只是默默地从我手中拿过属于他的东西。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随后两天，父亲又做了支气管镜手术和核检查。
记得做完支气管镜手术后，医生通知我前去扶他时，如同前面叙述的那样，我注意到他毫不掩饰地用手揩了好几下血红的眼睛。穿过手术室时他步履踉跄，胸脯剧烈起伏，既像是摸黑赶路，也像是有人在身后十分粗鲁地推搡着他。
我们在那个光线跟阴雨天一样昏暗的过道里坐了好一阵子，他都没有缓过神来。他瘦削的脸因无法形容的痛苦而扭曲变形，眉间和鼻梁两翼的几道沟壑更加显著，有如刀刻斧凿;他不停地往垃圾桶里吐着鲜红的唾沫——仿佛肺部被捅了一个大窟窿——眼角闪烁着破碎的泪光。
在此后住院的日子，他多次伸出两根指头，咬牙切齿地与人讲述这段非人经历：半个月内，我把这个要命的手术做了两次;半个月内……
做核检查时，一向以胆大著称于世的父亲更是表现出了某种恐惧——或许仅仅是这个检查项目的名称，就已让他感到无端的不安。我不会忘记在前往核检查科室的途中，他曾问过我一个近乎天真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项检查？”
虽然他的问话听起来有些漫不经心，但我还是觉得，他是鼓足了勇气的。就像四个月前，我打算给他按摩头部时也需鼓足勇气才敢征求他的意见一样。
果不其然，在他闪烁其词而又显得异常迷茫的眼神里，我不仅证实了自己的感觉，还意外地发现了他竭力掩饰的秘密。
那是属于男人的秘密，父亲的秘密。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
那是一种准确而又模糊的记忆——我记得公共汽车该在哪个地方拐弯，该经过多少个十字路口，却说不出那些分立于街道两侧的建筑物的名字。每当我挤进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的车厢时，总是会产生一种如置时空隧道的幻觉。
身处于这个空间，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在我眼中与那些不断在我眼前消失的陌生人一样虚幻。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站在我身旁或坐在我对面的父亲，也是虚幻的。他的在我望向他时尽量显得自然与平静的脸，也是虚幻的。好像他和他的脸也会随时随地从我的眼前消失。
但也有例外，譬如同济医院门口的那座天桥——每天，我们都会穿越天桥到马路对面乘坐回旅馆的公共汽车。我记得桥上的拐角处蹲守着许多四肢不全的乞讨者。但凡遇到我认为值得同情的对象，我都会不假思索地往他们的不锈钢碗里丢一个面值一元的硬币。我记得父亲的反应。记得他欲言又止的脸部表情。
我知道他想说最终又出于某种顾忌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却从未对他做出过任何解释。很多事情，我都认为是无需解释的。但是我很清楚，他不会懂得我的心思——我丢出那个硬币时，其实是怀有私心的。
这周，他已不止一次要求住进医院。他还是嫌住旅馆太贵。实际上，我到达武汉的第二晚，就与旅馆的那位年轻的女老板重新商议了价格，两个房间一天一百三十块。已经足够便宜了。可父亲从患者那里打听到，医院的床位费是二十多块钱一天。即便加上陪护费和护理费，也才四十多。
然而事与愿违——医生每次都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应了我们恳切的请求，“现在还没有床位，一旦有了，我会优先给你父亲安排。”
或许正是因为此事的刺激，父亲开始记账。每天晚上，当我们回到住处后，他都会戴上那副廉价的老花镜，在灯下把这一天的开支明细，详细地记录到随身攜带的一个封面早已磨损不堪的笔记簿上。偶尔忘记了，第二天准会补上。
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最后一次住院，即便那时，他通体冰凉的右手因为剧烈的疼痛已经不能做任何事情，既拿不起筷子，也拿不起笔，他依然用左手来继续做这项在他看来必不可少的工作。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再一次忍不住自我怀疑起来。
当我回过头来反观整个事件乃至他的整个如同大陆般丰富的人生以及河流般曲折的命运时，真相立即浮出了水面。
正如你所知，父亲这个看起来多少显得有些锱铢必较的习惯，并非在医院才养成，而是早已有之，不然他不会随身携带着那样一个封面受损，页面边缘卷曲的笔记簿。我甚至记起，在好几年前，他就将这个居家过日子的方法传授予了我。
我们都预计到最终的检查结果在本周应该会出来。我和妹妹一直在默默祈祷，祈祷最终的结果并非县人民医院给出的结论，祈祷它在此前带给我们的种种担心只是虚惊一场，却又无法阻止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声音，幽灵一般出没于我们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脑海。
事情似乎确实是在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上周所做的几项检查的报告单先后出来了，心电图正常，血液检查正常，腹部彩超也没有任何问题。就连魏瑶医生也说，“都还好。”我已经开始怀疑县人民医院的结论了，认为是他们出了差错。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判断分享给了父亲。
那时，我们正行走在同济医院胸部肿瘤科光线并不是十分明亮的半个过道上。父亲显得颇为高兴，甚至露出了一种久违的只有在这年四月份之前才出现过的笑容。他走路的步伐，明显轻快了许多。
瞬间，我获得一个十分模糊的感觉：父亲在听取了我那番话后立即变了一个人，变回了生病以前的他。他仿佛被一团春光笼罩。
我差一点就被这短暂的感受所欺骗，也差一点忘记我们身在何处以及父亲真实的精神状态。我当然期待我们的祈祷都会变成现实，也相信奇迹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但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终究让我们无法忽视和回避：父亲的身体似乎越来越糟糕了。我们都觉察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显著变化。
在那一段漫长且让人烦躁不安的日子里，为了消磨时间，我们在用过晚餐后都会坐在妹妹和她闺蜜居住的房间看一会儿电影。由于父亲对电脑知识一无所知，我便承担起寻找影片的职责。好在这并不困难。我把最近几年拍得比较精彩的功夫片都找出来，重新温习了一遍。父亲最爱看这类影片。
我刚去的那两天，父亲还有些兴致——在一部电影播放完之后，他还把饱经风霜的脸凑到电脑前，伸出指关节异常粗大、皮肤粗糙、显得笨拙无比的右手，握着鼠标在桌面上前后左右地滑动，试图自行更换影片。可是两天之后，他对电影所有的兴趣似乎就戛然而止了。
那几个夜晚，只见他蹙着身体靠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在胸前，神情忧戚地望着光线不断变幻的电脑屏幕。可拳拳到肉的打戏，并不能抵制他身体里如同潮水一样奔涌的倦意。还没坐一会儿，他就把脑袋靠在窗栏上打起了瞌睡。
当他被某个刺耳的声音抑或是幻觉猛然惊醒，从极度困倦的状态中睁开混沌的双眼时，他总是会下意识地从别在皮带上的手机套里掏出土豪金手机，瞄一眼时间，然后对我们说道，“坚持不下去了，回旅馆睡觉吧。”
而那时，不过十点钟的光景。我总有些不愿意。时间尚早，回到旅馆又无事可干，只能躺在肮脏的床上胡思乱想，然而父命难违。他实在是需要休息了。他那张因为布满油污而显得暗淡不堪的脸，交织着憔悴与痛苦。
我们都注意到，他需要用手撑着椅背才能顺利地站立起来，有时候妹妹会扶他一把。他的上身显得特别沉重。他的两只大腿尽管绷紧了肌肉，可使不上多少力气。偶尔，他还像醉汉一样迷迷瞪瞪的，在站起来的那一刻，神色恍惚。那副迷茫样子，好像整个房间都在他眼前晃动。 相对于上楼，下楼是件轻松事儿，可对父亲而言，也是一件需要小心翼翼对待才能完成的事情。他总是会紧紧地抓着左手边那架锈迹斑斑的扶梯，迈出去的步子缓慢无力——每下一步台阶，他的嘴巴里都会吃力地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如同一个休止符——仿佛前方没有被灯光照亮的台阶是一道悬崖。
整个黑咕隆咚的楼梯间都回荡着自父亲嘴巴里发出的奇怪的声音。这个声音，有点像早年他与我的叔叔们在逼仄的山路上用肩膀抬木材或石头时为了步调一致而喊出的“哦——嗬——哦——嗬——”的号子声。虽然少了抑扬顿挫的旋律和激昂澎湃的力量，但听起来，他也像是在抬着重物赶路。
在灯光的一亮一灭间，望着父亲像秋天的山峰一样凹陷下去的衰老背影，我也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向黑暗深处迈过去的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想伸出手去拉住他的手臂，好让他停留在灯光能够照及的光明之处，却又总是犹豫不决。
注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无数次回想起这个画面。画面里的父亲，正如歌手许飞在一首歌里所唱：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与不能如愿住进医院一样，父亲那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愿望也不曾实现。
自从这年四月份开始，直至次年六月，他就没有摆脱过疼痛对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尽管他在此期间没有间断止疼药的服用，而且药量越加越大，药品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但收效甚微。网状般密集的疼痛，如同尖锐喧嚣的往事，总是会在安静的夜晚变得愈发清晰、明亮。
于是，我们在每个早晨碰面后的第一句话，不是我询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就是他若无其事似的向我低声诉苦：“又是一宿未睡”，或者是“仅仅在天亮之前睡着了两个小时”。说话时，他像个未老先衰的孩子一样无助。
可是像父亲这种情况，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再漂亮的安慰话，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因此，每次面对他若无其事似的诉苦，我要么装作没有听见而沉默不语，要么背过脸去长长地叹息一声。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我们都担心如此永无止境地等待下去，父亲的病情会恶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这可不是我们让他前来武汉的初衷，却又毫无办法。表哥说，如果认识医院里的领导或者医生，托他们打个招呼，或许就不需要像这样遥遥无期地等待了。可在武汉，除了没有什么人情往来的姨妈外，我们可以说是举目无亲。
那些日子，留守在家的母亲几乎是一天一个电话，然而不论是打给父亲，还是打给我，唯一的话题，就是询问检查的最新进展，结果何时才能出来云云。被蒙在鼓里的她原以为最多不过三五天，父亲就会回去的。
一个天气阴沉的清晨，在父亲给我见识了一个怀揣多日的秘密之后，我变得更加不安。那个清晨，我和父亲在小区的过道上等待下楼来与我们会合的妹妹时，我询问他除了疼痛之外，身体还有无其他不适。他思索片刻，犹豫着解开了下巴下方的两颗纽扣，指了指胸口，然后对我说道，“这里有些肿。”
我抬起头朝他的胸口瞄了一眼，便习惯性地把目光移开了，却又在巨大的惊恐之中，受着某种力量的驱使，在转瞬之间把目光飞快地移了回去。我被眼前所见吓住了，心中沉重如有大厦坍塌。一种不祥的预感将我牢牢缚住。
父親肋骨暴露无遗的胸口高高隆起一座圆圆鼓鼓的小丘，犹如倒扣着一个圆形的碗底。他的身体莫名其妙地膨胀了。
我意识到事态远非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县人民医院给出的检查结果，可我们依然对父亲的病情心存幻想，以为还有扭转乾坤的可能——而事实却是病情严重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说不清来由的，在这本该安慰父亲的时刻，我却变得异常生气，声音也跟着变得极不友好，有些冲。我至今记得我站在空荡荡的过道上责备父亲的样子。
“为什么不早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使用着多年前父亲质问我们时的语气质问他。
“它又不疼。”就像是为了推卸某种责任似的，父亲蹙着眉头告诉我。
“几个月了？”“七月份出现的。”
“您七月份不是去过州中心医院吗？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
“当时……”
直到此时，我才在父亲吞吞吐吐的叙述中知道了一件事情的真相。这个真相，让我在忽然间变得异常复杂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两个月前，父亲确实应我的要求去过一趟州府恩施，也去了州中心医院，可他并没有完全像我要求的那样在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对病情进行全面检查。
那个炎热的上午，据说他仅仅做了一项CT检查，那位送他到医院的司机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催促他返程。而他也糊涂得很，居然就抱着一颗忐忑之心跟着司机回去了，就好像再也没有车可坐一样，就好像再也回不到那个每当在他和我们的母亲吵架时空气都会窒息得叫人想一辈子逃离的地方。
当然，他还没有完全糊涂。在上车前，他匆匆忙忙地把片子递给胸部内科的医生看了一眼。或许是看见父亲并没有认真检查的意思，医生也看得相当仓促，而且很快就给出了判断：多半是肺结核。
这就是七月我刚刚到达北京的那个下午，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答案：与建始的检查结果一样。而我一直以为，那是他在州中心医院做过全面检查，医生在对各种数据和图像经过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确切结论。然而不是。
妹妹当时身在何处呢？我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她那次回家，最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陪同父亲去看病吗？可她为什么不在现场？
无数个疑问，在刹那间蜂拥而至。
事情的原委，很容易就能问个明白。那个时刻，我在内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妹妹不懂事，只顾带着同事游玩，却不管父亲的死活。可不可思议的是，当我见着妹妹的时候，我并没有怒火冲天，也没有对她进行任何责难，只是沮丧地把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这个骇人的变化转告给了她。
可我一直不能宽恕自己。即使是在一年多后的今天，当我回想起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时，我依然还会这样设想：假若在这个七月，我没有去北京学习，而是回家陪同父亲到医院进行检查，事情会不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假若在四个多月前，我没有擅作主张，而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结局是不是与现在迥然有别？ 我当然明白，所有的假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也了解到，由于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公众对肺癌早期发现意识不足，近八成肺癌患者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中晚期，可我总是觉得，正是因为错过了这两次至关重要的彻查病因的机会，父亲的病情才会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恶化得不可逆转。
这是一道永远也逾越不了的坎儿。尽管很多时候，人们——也包括父亲在内，都习惯或擅长于用“命运”或“命运的安排”这类理由来为自己在某件事上因没有付出全力而导致的过错开脱;尽管父亲之所以会一步步走到九月这般田地，譬如说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偶尔看来确实也像是“命运的安排”。
如上所述，“命运的安排”在此时还没有显露出特别明显的迹象，但其他的安排已经开始运转了——自周二开始，余下的三个检查项目已在相关科室陆续进行。最先做的是核磁共振检查。
我已记不清究竟是在事前还是事后——但可以肯定，这件事千真万确地发生过——父亲曾给我分享过他做这项检查时的切肤之痛：耳朵里虽然塞了一团棉花，但检查仪器发出的呜呜鸣叫声依然能够穿越重重障碍，令人心悸不已。
这天下午，我们在候诊区域枯坐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在电子显示屏上看见父亲的名字。检查室外站着不少神情焦灼的病人家属，过道上还横着一张病床，白色被单下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张贴在墙壁上的警示牌，让人心存警惕。在这样的地方，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在无意间受到伤害。
终于轮到父亲检查了。按照医生要求，他很自觉地解除了全身上下所有的金属设备：一部拥有土豪金外型的老式手机，一副廉价的老花镜，一条带有金属盘扣的皮带……出乎意料的是，还有一把不锈钢水果刀——当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件物品时，心中不禁大为疑惑，他随身携带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做什么呢？
我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把父亲打量了一眼，正要张口向他讨释心中的疑窦，医生叫起了他的名字，而且接连叫了两遍。我目送惴惴不安的他向灯火通明的检查室走去。刚刚跨入室内，那道自动开合的厚重大门就在他身后徐徐合上了。
几乎是在同一瞬间，也就是在大门合上之时，就像有人飞快地按了一下快门，父亲那个迟疑而蹒跚的背影，被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转过身，抱着父亲的外套和金属物品，准备开始漫长而无聊的等待。可半分钟不到，随着一道蓝光闪过地面，那道厚重的大门又徐徐开启了。一位戴着医用口罩的女医生望着过道里的人群生气地大声询问，“谁是病人家属？”
我心里一惊，以为出现了什么紧急状况。只见父亲站在核磁共振的检查仪器边，手舞足蹈的，急得有些不知所措。我赶紧举手示意。
“病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医生依然用生气的口吻问道。
“没有，没有！”我十分肯定地回答了她，同时对她的问话感到不解。父亲挺正常的呀，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表现出了精神病的症状？
“你的身上有没有金属物品？”医生转而问父亲。
“牙齿？我的牙齿没有问题。”父亲竖起耳朵，连猜带蒙地回答道。但看得出来，他的态度特别诚恳。
“你的身上有没有上过螺丝或钢板？”？医生不仅提高了说话的分贝，而且眼神里满是厌恶。很显然，她已经很不耐烦了。
父亲犹豫了半晌，脸上满是疑惑，讨好与焦灼兼而有之的目光里打满了问号，表示没有听清楚。医生又加大音量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我的腳，动过手术。”父亲指了指右脚，继而望着医生小心翼翼地说。他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生怕回答错问题而遭受批评的小学生。
“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法检查。”医生嘀咕完这句话，转身对我说，“你去告诉主治医生吧，说病人的情况不适合做这项检查。”
我总算明白了医生打开大门寻找病人家属的原因：两个人因为语言问题而无法完成正常的沟通交流。在我的翻译下，父亲终于向医生交代，他的右脚以前动过手术，也上过螺丝和钢板，但都取出来了，检查无碍。这才过了关。
那道似乎连接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大门，再一次徐徐地关上了。可是退出门外的我不仅没有长舒一口气，反而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难受。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因答非所问面对医生的指责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焦灼与无助，一直在我眼前闪烁。还不知道他在过去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这个国家走南闯北时，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同时也在思考，父亲一向还算正常的听觉系统怎么忽然就停止运转了呢？是真的听不懂女医生的普通话，还是半月前在县人民医院做这项检查时因为难以忍受刺耳的鸣叫声而留下了后遗症？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一年多后的今天，我仍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大约只有一点：父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封闭的环境里敏感地捕捉到了来自他人乃至检查仪器的压迫——文明的压迫。
过了半晌，父亲从那道大门里走了出来，背佝偻得厉害，步子迈得异常缓慢，甚至有些瘸。整个人显得异常疲惫，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难以应付的战事。看见我了，也只是默默地从我手中拿过属于他的东西。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随后两天，父亲又做了支气管镜手术和核检查。
记得做完支气管镜手术后，医生通知我前去扶他时，如同前面叙述的那样，我注意到他毫不掩饰地用手揩了好几下血红的眼睛。穿过手术室时他步履踉跄，胸脯剧烈起伏，既像是摸黑赶路，也像是有人在身后十分粗鲁地推搡着他。
我们在那个光线跟阴雨天一样昏暗的过道里坐了好一阵子，他都没有缓过神来。他瘦削的脸因无法形容的痛苦而扭曲变形，眉间和鼻梁两翼的几道沟壑更加显著，有如刀刻斧凿;他不停地往垃圾桶里吐着鲜红的唾沫——仿佛肺部被捅了一个大窟窿——眼角闪烁着破碎的泪光。
在此后住院的日子，他多次伸出两根指头，咬牙切齿地与人讲述这段非人经历：半个月内，我把这个要命的手术做了两次;半个月内……
做核检查时，一向以胆大著称于世的父亲更是表现出了某种恐惧——或许仅仅是这个检查项目的名称，就已让他感到无端的不安。我不会忘记在前往核检查科室的途中，他曾问过我一个近乎天真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项检查？”
虽然他的问话听起来有些漫不经心，但我还是觉得，他是鼓足了勇气的。就像四个月前，我打算给他按摩头部时也需鼓足勇气才敢征求他的意见一样。
果不其然，在他闪烁其词而又显得异常迷茫的眼神里，我不仅证实了自己的感觉，还意外地发现了他竭力掩饰的秘密。
那是属于男人的秘密，父亲的秘密。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