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近日在演讲中指出，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速放缓、结构改善。“这里面有政府引导的作用，主要还是市场主体对外投资的逐渐成熟和回归理性。”他强调，2016年底，几个部门针对非理性的对外直接投资采取了阶段性管控措施，到目前已经基本上退出。他在介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的发展状态时指出，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从2010年以来，对外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15%左右，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宏观上反映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和对外战略的实施。从微观层面，中国一大批企业的竞争力大幅提升，拓展了国际市场和衍生产业链的需求，我们中国有一批企业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活跃。但是，“近两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尤其是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比上一年增长40%多，突然这么一个快速的增长，毫无疑问是异常的。学者和金融界讨论原因很多。”潘功胜称，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历史比较短，经验不足，人才短缺，一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中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不成熟型，存在一定的对外投资的风险。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的健康有序，国家有关部门对对外投资进行了必要的引导，为对外投资的健康和有序的发展是有利的。
　　为什么说城市承载力是个伪命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近日在《商业周刊》撰文指出，城市承载力是个伪命题。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城市规划中的人口目标只是个预测数据，而不是“控制目标”，不会采取“将人口数量控制在……”这样的表述。即使如此，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人口全部集中到大城市的现象，更没有一个城市出现人口爆炸的现象。入口向大城市集中，体现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它也是“商场成为配置资源决定性力量”的结果。大城市吸引各类人才集聚，本质上是因为大城市所具有的强大的创造就业和收入的规模经济效应。也正因为这个经济规律，到现在，即使发达国家的特（超）大城市都仍然在集聚更多的人口，更不用说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人为地设定城市的“承载力”缺乏理论基础。事实上，这个“承载力”如果是指环境资源总量，那么，在长期它是动态可变的。水和能源可以通过运输来增加，关键是运输成本要通过价格机制进入微观主体的决策。即使在给定水资源总量的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规模经济效应也能够增加人口承载力。例如，传统认为北京是严重缺水的，这个认识有严重的误导性。事实上.2015年的北京人口和GDP（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是2001年的l-6倍和6.2倍，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用水总量反而从38.9亿立方米下降到38.2亿立方米，其中，来自地下水的数量从27.2亿立方米下降到16.7亿立方米。同时，北京的水更多地使用再生水和南水北调的水。如果将北京2015年的农业用水量转为用干居民生活用水，还可以新增800万人口的容量。而这个人口增长空间还没有考虑节水、运水、再生水、海水淡化等管理和技术手段增加水资源的可能性。对于空气质量，则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活方式转变来改善。事实上，构成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本不是自然资源的承载力，而是人类的技术。给定人们对于大城市生活质量和工作机会的向往，人类造高楼的技术决定了中心城区住房供应的数量和价格，同时轨道交通等交通技术决定了人们在城市内部通勤的时间和成本。居住、通勤这两个成本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好处，两者又共同决定了一个人是留在大城市还是离开，因而也决定了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同时也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城市人口无限增长的原因所在。即使如此，全世界的大城市人口继续增长，说明人口集聚的技术极限仍然没有到来。
　　特朗普减税的国际竞争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近日撰文，文章指出，一般而言，政府是一种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组织，它的内在机理就是要提高公共物品的价格。其结果是税收总额会显著干公共物品所必需，这就形成了减税空间。即使是在有着制衡机制的美国，也因为布坎南所说的财政幻觉和投票机制的弊端，不能有效约束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增长，所以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高，以致布坎南认为不可能在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下受到约束，因而提出宪法改革方案，要在宪法中规定财政支出不得超过财政收入。但布坎南的这个改革方案很难在美国实现，因为要修改宪法需要得到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和四分之三州的同意，而大多数人会因赤字政策看起来对当下有利而不会支持财政平衡原则。而在缺少制衡机制的中国，更缺少遏制宏观税率上涨的机制和手段。一个成功的减税改革，就是要对抗垄断组织的内在机理，就要依靠内外两方面的力量。在内部，就是要依赖于主张低税负的文化力量。在西方世界，如美国，主要依赖于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儒家轻徭薄赋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税赋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文化究竟是一种软的力量。真正能够使之起作用的，还要借助于来自外部的竞争。中国政治领导层决定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内部问题压力所致，也是国际竞争所致。上世纪80年代，真正遏制美国的财政比重不断增高趋势的，不是布坎南的修宪建议，而是来自当时国际上的竞争。今天当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方案获得国会通过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也是国家间竞争的结果。我曾经估计过，我国的宽口径宏观税率已经高达45. 60/0，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减税空间，不管有没有美国减税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早就应该主动减税，因为政府征税的目的是为提供公共物品筹资，而不是作为政府及其官员的当然收入。我曾指出，自1995年以来，按财政支出增长的程度和速度看，我国公共物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35.7～120%，税收总额已经显著大干公共物品所必需。因此，当球踢到中国一边时，我們应该高兴，来自其它国家的竞争对我们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第四届互联网大会在讨论些什么？
　　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12月3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开幕，全球互联网再次进入“鸟镇时间”。《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4日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正式发布。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 3%，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蓝皮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牵头编写，内容涵盖国内外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术、网络安全、数字经济、电子政务、互联网媒体、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互联网发展重点领域。这是大会举办以来，首次面向全球发布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根据报告，截至2017年6月，全球网民总数达38.9亿，普及率为51.70%，其中，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居全球第一。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全球竞争力的共同选择，目前垒球22%的GDP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密相关，中国的数字经济占CDP比重达三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形成势头，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成为全球创新的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