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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名门，是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少年留学，成绩斐然，却放弃异国优厚的待遇，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回国效力；他历经磨难，却从未失去洒脱旷达的赤子之心；他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神舟飞船……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代“驯火人”梁思礼。
父亲的“老白鼻”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他从小就很受父亲的宠爱。父亲昵称他为“老白鼻（baby）”。
梁启超在他著名的“饮冰室”中新论迭出，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4年。他做学问时从不许别人打扰，唯独幼年的梁思礼可以把这里视作和父亲共同的乐园。梁启超曾在给海外读书的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
“饮冰室”里的大书柜上摆满了线装书，汇集了父亲收集的各类珍本善本。但三四岁的“老白鼻”，更感兴趣的是父亲从各国买回的一盒盒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有画有字儿，成了“老白鼻”的小儿书。在父亲的讲解中，不满5岁的梁思礼便知道了文艺复兴、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一门三院士， “爱国”是家训
梁家满门俊秀，九个儿女皆成才，更有梁思成、梁思永以及梁思礼三位院士。
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尚不足5岁，他未能像哥哥姐姐一样获得父亲的指导，但饮冰室的积淀，早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梁家每一位后人。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七个出国求学或工作，但都相继归国，报效祖国。
有人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起初他在提供全奖的嘉尔顿学院学习，大二时，19岁的他抱着“工业救国”的愿望，放弃全额奖学金，转到有“工程师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改读电机工程。由于二战，他跟家里失去联络，生活非常拮据。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即便如此，他的“工业救国”之梦也从未磨灭。
1949年，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他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同时自己也带头回国，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的橄榄枝，也被他婉拒。
彼时，他的同窗好友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那位好友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住西雅图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作为航天部的总工程师，则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对方的百分之一。被问及想法，他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从失败中崛起 用算盘算出导弹来
新中国成立时，各行业都可以用百废待兴来形容，尤其我国的导弹和火箭研究工作，更是一片空白。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一处野兔出没、坟茔遍地的荒草园挂牌。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跨入校门的大学生。别说导弹理论，就连真正见过导弹的人都没有。
可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1059”导弹，即后来的“东风一号”，就是在他们这帮“业余选手”手中诞生的。那时没有电脑，这是一枚纯粹用手工算盘算出来的导弹，几乎每一夜，梁思礼和他的同事们都在算盘的噼啪声中度过。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梁思礼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最初的稚嫩脊梁，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作为一名“驯火者”， 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梁思礼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可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随后的两年时间，梁思礼是在无数次的试验中度过的。在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后，东风二号导弹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了。宣布发射成功的刹那，全场沸腾，掌声雷动，每个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借由从失败中得到的经验，梁思礼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也因此，2006年，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趣味主义”应对甘苦人生
在梁思礼看来，父亲为自己留下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趣味主义”。父亲梁启超常说：“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父亲的教诲让他对各种事物都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
大学时，他曾和美国同学一起，搭车游走1000多公里，分文没花；他热爱美式橄榄球，考了救生员证，还获得过美国大学联赛摔跤冠军；他热爱摄影，也绝不错过NBA直播；晚年时，他还学会了网上下棋，没事就会上网找棋友杀上一盘。
所有的爱好中，他最爱的是音乐。
十几岁时，他便用压岁钱买了一套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即使在“文革”中，为了能给孩子们一点音乐熏陶，他也会在晚饭后，挡好窗帘，拿出心爱的唱片，把音量放得很小，边让孩子们听，边给他们讲解。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音乐成为梁思礼最好的慰藉。住院期间，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斯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节奏欢快的歌曲，他的手脚还都跟着打拍子。甚至在他的追思会上，也遵循了他的遗嘱，不放哀乐，改放他生前最爱的圣桑小提琴协奏曲。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郭宝柱的书房里一直保留着梁思礼赠送的一幅字。那是2008年秋，84岁的梁思礼赠他的“求真求善求美”六字，笔力遒劲，风姿翩翩。
就如这位老人所说的：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他一直执着又洒脱地坚持着自己的理念。
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曾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小七整理）
父亲的“老白鼻”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他从小就很受父亲的宠爱。父亲昵称他为“老白鼻（baby）”。
梁启超在他著名的“饮冰室”中新论迭出，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4年。他做学问时从不许别人打扰，唯独幼年的梁思礼可以把这里视作和父亲共同的乐园。梁启超曾在给海外读书的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
“饮冰室”里的大书柜上摆满了线装书，汇集了父亲收集的各类珍本善本。但三四岁的“老白鼻”，更感兴趣的是父亲从各国买回的一盒盒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有画有字儿，成了“老白鼻”的小儿书。在父亲的讲解中，不满5岁的梁思礼便知道了文艺复兴、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一门三院士， “爱国”是家训
梁家满门俊秀，九个儿女皆成才，更有梁思成、梁思永以及梁思礼三位院士。
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尚不足5岁，他未能像哥哥姐姐一样获得父亲的指导，但饮冰室的积淀，早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梁家每一位后人。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七个出国求学或工作，但都相继归国，报效祖国。
有人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起初他在提供全奖的嘉尔顿学院学习，大二时，19岁的他抱着“工业救国”的愿望，放弃全额奖学金，转到有“工程师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改读电机工程。由于二战，他跟家里失去联络，生活非常拮据。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即便如此，他的“工业救国”之梦也从未磨灭。
1949年，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他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同时自己也带头回国，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的橄榄枝，也被他婉拒。
彼时，他的同窗好友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那位好友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住西雅图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作为航天部的总工程师，则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对方的百分之一。被问及想法，他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从失败中崛起 用算盘算出导弹来
新中国成立时，各行业都可以用百废待兴来形容，尤其我国的导弹和火箭研究工作，更是一片空白。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一处野兔出没、坟茔遍地的荒草园挂牌。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跨入校门的大学生。别说导弹理论，就连真正见过导弹的人都没有。
可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1059”导弹，即后来的“东风一号”，就是在他们这帮“业余选手”手中诞生的。那时没有电脑，这是一枚纯粹用手工算盘算出来的导弹，几乎每一夜，梁思礼和他的同事们都在算盘的噼啪声中度过。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梁思礼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最初的稚嫩脊梁，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作为一名“驯火者”， 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梁思礼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可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随后的两年时间，梁思礼是在无数次的试验中度过的。在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后，东风二号导弹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了。宣布发射成功的刹那，全场沸腾，掌声雷动，每个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借由从失败中得到的经验，梁思礼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也因此，2006年，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趣味主义”应对甘苦人生
在梁思礼看来，父亲为自己留下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趣味主义”。父亲梁启超常说：“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父亲的教诲让他对各种事物都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
大学时，他曾和美国同学一起，搭车游走1000多公里，分文没花；他热爱美式橄榄球，考了救生员证，还获得过美国大学联赛摔跤冠军；他热爱摄影，也绝不错过NBA直播；晚年时，他还学会了网上下棋，没事就会上网找棋友杀上一盘。
所有的爱好中，他最爱的是音乐。
十几岁时，他便用压岁钱买了一套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即使在“文革”中，为了能给孩子们一点音乐熏陶，他也会在晚饭后，挡好窗帘，拿出心爱的唱片，把音量放得很小，边让孩子们听，边给他们讲解。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音乐成为梁思礼最好的慰藉。住院期间，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斯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节奏欢快的歌曲，他的手脚还都跟着打拍子。甚至在他的追思会上，也遵循了他的遗嘱，不放哀乐，改放他生前最爱的圣桑小提琴协奏曲。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郭宝柱的书房里一直保留着梁思礼赠送的一幅字。那是2008年秋，84岁的梁思礼赠他的“求真求善求美”六字，笔力遒劲，风姿翩翩。
就如这位老人所说的：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他一直执着又洒脱地坚持着自己的理念。
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曾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小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