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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业空间除了具有物资交换、货物流通的作用以外，也是市民百姓公共交往、信息交流的场所。我们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唐长安城东、西市的位置、大小、内部状况以及东、西市外商业点的分布特点和原因进行了阐述。唐长安城达到了坊市制的顶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唐以后，封闭的坊市制逐渐从极致到松动。但有唐一代，长安城的东市、西市是最重要的商业空间，这是由于都城政治对经济发展有强大的制约作用造成的。
关键词：唐长安城；商业空间；货物流通；交流场所
商业空间指的是进行商业活动的场所，这一空间除了具有物资交换、货物流通的作用以外，也是市民百姓公共交往、信息交流的场所。唐中期以后的商业活动渐渐由市延伸到坊，一些里坊内开设了手工业店、旅馆、店铺。但有唐一代，长安城的东市、西市是最重要的商业空间。
《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唐长安城的市场摒弃了“面朝后市”的旧传统，沿用了以前朝代的集中市制，市场主要是东市和西市。东西市的位置非常适中，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的居民去商市都很方便。另外，东市、西市正好位于金光门、春明门这条东西主干大街的南边，这条大街非常重要，可以通往城外各地。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东市、西市交通相当便利，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唐代商市发展更趋于成熟，在设置上不仅顾及行业发展，而且兼顾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另外，唐代东市和西市还被作为行刑之地，也就是古代所谓的弃市。比如在穆宗时期“九月戊子朔，浙西大将军王国清谋叛，……同恶二百余人并诛之……道源、道枢、道沦三人，斩于西市”。市并作刑场之用，这是因为在市中人群密集，在此处死犯人，可以对百姓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所以这就成为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施刑场所。
《长安志》上记载，“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东西南北各六百歩，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歩，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北广于旧街”。“西市南北尽两坊之地”。“（东市）当中东市局，次东平准局，并隶太府寺”，“（西市）市内有西市局，隶太府寺”。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东西两市是封闭的，四面有围墙，四面各两个门，市内部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街各两条形成井字形，称为东、西、南、北街。井字街中间是市署和平准署。唐高宗时，还设置了常平仓。
除了东市和西市，长安城中也设置过另外一些市场，比如南市、北市、中市、宫市、新市等，但这些市场远远没有东市、西市重要。
长安城东市和西市的行肆非常细密。《长安志》记载：“东市货财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职聚”，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文献记录，唐武宗时“夜三更，（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
通过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当时市内按“行”分区的。西市有秤行、麸行、药行、绢行、鞧（鞦）辔行、大衣行等，还有酒肆、胡姬酒肆、帛肆、凶肆、油靛店、煎饼团子店、王会师店、应募的善射人、卖药人、贩粥者、烧炭曝布商、卖引子药家、卖钱贯人、卜者、法烛店、食店张家楼等，西市还设有一种代客寄存保管或收购、出售金银财物和珍贵物品的柜坊。
东市有肉行、酒肆、毕罗肆、赁驴人、卖胡琴者、货锦锈彩帛者、琵琶名手、铁行、笔行、凶肆、杂戏、曲内的临路店、鬻坟曲之肆等。
西市和东市相比，西市更为繁荣，这是因为朱雀街西人口多，流动人口也多，西市离西边城门金光门很近，所以经由丝绸之路来长安的外国商人和西域商人，首先落脚西市，因此聚集了大量西域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西市，贸易状况更盛。西市的繁荣，反映在开渠潴池以解决运输和用水的问题上，西市内有支分永安渠以为放生池的支渠。
唐初规定，商业活动只能白天进行，但是随着商业的日益发展，限制在白天的商业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要求，长安城内出现了“夜市”，如“（崇仁坊北街）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虽然唐时有规定“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铺”，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市中很多店铺扩建了偏铺。唐中期以后，一些里坊内开设了店铺、旅馆，也就是说商业活动已经延伸至坊区，方便了居民生活的需要。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东、西市外的商業点的分布主要有如下特点：首先，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朱雀街东的多，朱雀街西的少；长安城南部四排坊的商业点少。其次，两市四周各坊及皇城附近各坊，商业点分布得多。再次，临交通大街、城门内外附近商业点分布得多。
这些商业点分布特点与下列因素有关。第一，长安城的南部地区都是人口稀少的“围外”之地。《长安志》记载：“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注：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第二，政治中心东移。皇帝居住的宫殿从太极宫转移到大明宫，那么官僚贵族也会把住宅选在城东，而且诸道进奏院也多集中在平康坊、崇仁坊、胜业坊等，如四川齐州进奏院在务本坊、兴元鄜坊进奏院在崇义坊、镇州进奏院在长兴坊、东都等地进奏院在崇仁坊、同华河中等地进奏院在平康坊、邠宁东川等进奏院在宣阳坊、陕府郑滑进奏院在胜业坊、东平进奏院在道政坊十字街东、金州进奏院在靖恭坊等。平康坊和崇仁坊靠近皇城景风门，是举子选人进京的首选住地。文献记载：“（崇仁坊）与尚书省选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接，选人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头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平康坊是娼妓聚集的地方，可谓“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所以，以崇仁坊、平康坊、东市为核心，就形成了繁华商业娱乐区。第三，临交通大街和城门的里坊有着交通上的优势。崇仁、胜业、平康、道政、新昌、宣平、善和、兴道、务本等坊，基本在金光门——春明门大街两侧，常乐、道政靠近春明门，宣平、新昌、靖恭等坊临延兴门，因而这些坊的商业点就分布得多。延寿坊西临西市，北临宽阔的金光门大街，与皇城隔街相望，因而也相当繁盛，被“推为繁华之最”。金光门——春明门大街是长安城贯通东西的主要街道，东西连接关东、陇西两大经济腹地，交通十分便利。城门是城市的出入交通之所，因而东、西郭城的六座城门外附近有店肆，德宗避朱泚，僖宗避黄巢，皆由西城的开远门出。人们（甚至皇帝）送别离开长安城的亲友时常会到东城门，城东门一向在诸城门中非常重要，从《诗经》中的《出其东门》《东门之枌》《东门之杨》《东门之墠》《东门之池》等内容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如裴度赴蔡州，敕神军三百人卫从，宪宗御通化门劳遣之，度望门再拜，衔涕而辞；李义琰致仕归东都，公卿饯于通化门外；“（中宗）亲送朔方军总管、韩国公张仁愿于通化门外，上制序赋”等。
唐长安城继承汉魏以来集中坊市制的传统制度，并达到了坊市制的顶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唐以后，封闭的坊市制逐渐从极致到松动。但有唐一代，长安城的商业活动基本仍被限制在东市和西市内，这是由于都城政治对经济发展有强大的制约作用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M].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宋）宋敏求.长安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唐长安城；商业空间；货物流通；交流场所
商业空间指的是进行商业活动的场所，这一空间除了具有物资交换、货物流通的作用以外，也是市民百姓公共交往、信息交流的场所。唐中期以后的商业活动渐渐由市延伸到坊，一些里坊内开设了手工业店、旅馆、店铺。但有唐一代，长安城的东市、西市是最重要的商业空间。
《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唐长安城的市场摒弃了“面朝后市”的旧传统，沿用了以前朝代的集中市制，市场主要是东市和西市。东西市的位置非常适中，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的居民去商市都很方便。另外，东市、西市正好位于金光门、春明门这条东西主干大街的南边，这条大街非常重要，可以通往城外各地。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东市、西市交通相当便利，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唐代商市发展更趋于成熟，在设置上不仅顾及行业发展，而且兼顾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另外，唐代东市和西市还被作为行刑之地，也就是古代所谓的弃市。比如在穆宗时期“九月戊子朔，浙西大将军王国清谋叛，……同恶二百余人并诛之……道源、道枢、道沦三人，斩于西市”。市并作刑场之用，这是因为在市中人群密集，在此处死犯人，可以对百姓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所以这就成为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施刑场所。
《长安志》上记载，“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东西南北各六百歩，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歩，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北广于旧街”。“西市南北尽两坊之地”。“（东市）当中东市局，次东平准局，并隶太府寺”，“（西市）市内有西市局，隶太府寺”。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东西两市是封闭的，四面有围墙，四面各两个门，市内部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街各两条形成井字形，称为东、西、南、北街。井字街中间是市署和平准署。唐高宗时，还设置了常平仓。
除了东市和西市，长安城中也设置过另外一些市场，比如南市、北市、中市、宫市、新市等，但这些市场远远没有东市、西市重要。
长安城东市和西市的行肆非常细密。《长安志》记载：“东市货财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职聚”，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文献记录，唐武宗时“夜三更，（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
通过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当时市内按“行”分区的。西市有秤行、麸行、药行、绢行、鞧（鞦）辔行、大衣行等，还有酒肆、胡姬酒肆、帛肆、凶肆、油靛店、煎饼团子店、王会师店、应募的善射人、卖药人、贩粥者、烧炭曝布商、卖引子药家、卖钱贯人、卜者、法烛店、食店张家楼等，西市还设有一种代客寄存保管或收购、出售金银财物和珍贵物品的柜坊。
东市有肉行、酒肆、毕罗肆、赁驴人、卖胡琴者、货锦锈彩帛者、琵琶名手、铁行、笔行、凶肆、杂戏、曲内的临路店、鬻坟曲之肆等。
西市和东市相比，西市更为繁荣，这是因为朱雀街西人口多，流动人口也多，西市离西边城门金光门很近，所以经由丝绸之路来长安的外国商人和西域商人，首先落脚西市，因此聚集了大量西域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西市，贸易状况更盛。西市的繁荣，反映在开渠潴池以解决运输和用水的问题上，西市内有支分永安渠以为放生池的支渠。
唐初规定，商业活动只能白天进行，但是随着商业的日益发展，限制在白天的商业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要求，长安城内出现了“夜市”，如“（崇仁坊北街）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虽然唐时有规定“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铺”，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市中很多店铺扩建了偏铺。唐中期以后，一些里坊内开设了店铺、旅馆，也就是说商业活动已经延伸至坊区，方便了居民生活的需要。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东、西市外的商業点的分布主要有如下特点：首先，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朱雀街东的多，朱雀街西的少；长安城南部四排坊的商业点少。其次，两市四周各坊及皇城附近各坊，商业点分布得多。再次，临交通大街、城门内外附近商业点分布得多。
这些商业点分布特点与下列因素有关。第一，长安城的南部地区都是人口稀少的“围外”之地。《长安志》记载：“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注：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第二，政治中心东移。皇帝居住的宫殿从太极宫转移到大明宫，那么官僚贵族也会把住宅选在城东，而且诸道进奏院也多集中在平康坊、崇仁坊、胜业坊等，如四川齐州进奏院在务本坊、兴元鄜坊进奏院在崇义坊、镇州进奏院在长兴坊、东都等地进奏院在崇仁坊、同华河中等地进奏院在平康坊、邠宁东川等进奏院在宣阳坊、陕府郑滑进奏院在胜业坊、东平进奏院在道政坊十字街东、金州进奏院在靖恭坊等。平康坊和崇仁坊靠近皇城景风门，是举子选人进京的首选住地。文献记载：“（崇仁坊）与尚书省选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接，选人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头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平康坊是娼妓聚集的地方，可谓“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所以，以崇仁坊、平康坊、东市为核心，就形成了繁华商业娱乐区。第三，临交通大街和城门的里坊有着交通上的优势。崇仁、胜业、平康、道政、新昌、宣平、善和、兴道、务本等坊，基本在金光门——春明门大街两侧，常乐、道政靠近春明门，宣平、新昌、靖恭等坊临延兴门，因而这些坊的商业点就分布得多。延寿坊西临西市，北临宽阔的金光门大街，与皇城隔街相望，因而也相当繁盛，被“推为繁华之最”。金光门——春明门大街是长安城贯通东西的主要街道，东西连接关东、陇西两大经济腹地，交通十分便利。城门是城市的出入交通之所，因而东、西郭城的六座城门外附近有店肆，德宗避朱泚，僖宗避黄巢，皆由西城的开远门出。人们（甚至皇帝）送别离开长安城的亲友时常会到东城门，城东门一向在诸城门中非常重要，从《诗经》中的《出其东门》《东门之枌》《东门之杨》《东门之墠》《东门之池》等内容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如裴度赴蔡州，敕神军三百人卫从，宪宗御通化门劳遣之，度望门再拜，衔涕而辞；李义琰致仕归东都，公卿饯于通化门外；“（中宗）亲送朔方军总管、韩国公张仁愿于通化门外，上制序赋”等。
唐长安城继承汉魏以来集中坊市制的传统制度，并达到了坊市制的顶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唐以后，封闭的坊市制逐渐从极致到松动。但有唐一代，长安城的商业活动基本仍被限制在东市和西市内，这是由于都城政治对经济发展有强大的制约作用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M].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宋）宋敏求.长安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