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时下但凡有点儿“风景”的地方，都会被一拨又一拨的游客与写生者“注满”。写生队伍里，有各类美术院、校、系、班的师生，还有身份五花八门的绘画从事者（我耻于称他们为“画家”）等。不难嗅到，商业气息弥漫于舞彩弄墨之间。所谓“写生”，或已沦为某种赤裸裸的“创收链条”之核心环节：只有积极组织起美其名曰的“写生活动”，各种“教学计划”、“艺术项目”、“财政经费”才能得到内容填充或报账依凭，潜藏在暗处的各类扼要人员（譬如带队老师、院系领导、画廊老板、县乡村官员、景区资方及农家馆舍等），才能得到层层叠叠的好处。而表面上被反复强调为与“艺术创作” 有着密切关联的“写生”本身，反倒无足轻重了。
　　“写生热”之所以能够失身为“创收潮”，与其极易夹杂旅游、度假、宴乐、集会、表演、采购、推销等元素的自身特性有关。换言之，在写生活动操持过程中，商业“罅隙”无处不在。只要有心，就不难尝到甜头。新闻报道对国内大大小小的写生基地在创收方面如何硕果累累，亦极尽渲染之能事，“写生热”俨然成了山乡致富的强劲引擎。以江西婺源为例，计有数百所美术院校在斯县设立写生创作基地，每年接待写生者10余萬人，全县年写生收入逾8千万元。毫无疑问，利益催动之下，为“写生”而“写生”势所难免。不管有无必要，都要全力谋划写生。异地写生结束之后，依例是搞展览、印作品集、开研讨会，照旧有“赚一笔”的机会。归根结底，除了少量个人自费写生行为之外，为热闹华丽的“写生活动”买单者，主要是学生和纳税人。前者家境或许并不宽绰，但如果拒不参加写生，将被目为“另类”，并受到“后果自负”的警告；后者对“公款”写生项目的“运营”状况多不知情，属于无知觉消费。通过如上分析，我们或将面临这样一个命题：所谓的“写生活动”，对学生、纳税人强行实施了某种“暴力”。
　　“经济暴力”之外，还有“理念暴力”。“写生”一词在中国，谓藉笔墨表彰蕴含于自然物象之中的勃勃生机，并不强调写实。这一点，傅雷在为解读黄宾虹绘画而撰于1943年的《观画答客问》一文中，即已作了阐述：“画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画之由写实而抒情，乃人类进化之途程”、“倘或形式工整，而生机灭绝；貌或逼真，而意趣索然；是整齐即死也。此中区别，今之学人，知者绝鲜；故斤斤焉拘于迹象，唯细密精致是务；竭尽巧思，转工转远；取貌遗神，心劳日绌；尚得谓为艺术乎？”再看今日之写生，多以欧西素描法为尚，在结构、比例、光影、块面、体积、空间等概念中打转转，追繁密美艳，乞媚悦人目，说白了，还是为了一个“卖”字。卖与展览，则名至；卖与商贾，则利来；卖与官家，则名利双收。
　　据上述，当前之“写生热”，对中国固有的“写生”概念，进行了粗暴改写。有明代李日华在其《竹懒论画》中云：“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而今反其道，将“写生”从临摹、写生、创作凝成的“作业体系”中抽拔出来，孤立地进行夸张、膨胀，置修持、涵泳、化裁、默识、遐想、提炼等“创作因子”于不顾，岂不正是“理念暴力”肆行的表现？！在眼下的写生现场，手机拍照的“喀嚓”声不绝于耳，甚至出现了舍弃丰富、生动的自然实景而埋头画手机照片的“怪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有带队老师感叹：恨得牙痒却又不便过于声张，组织一次集体写生活动不容易，须以“大局”为重！
　　毋庸讳言，千千万万与美术有关的男男女女，正次第卷入“写生热”所衍生出的诸般“暴力”的裹挟之中。譬如，“形似”对“神似”的暴力，“二维”（照片）对“多维”（自然）的暴力，“名家”对“徒众”的暴力，“悦目”对“走心”的暴力等，概言之，“急功近利”对“艺术本体”的暴力。不管怎么说，是时候给沉疴在身的“写生热”下一剂猛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