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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9日，华为召开了自身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开发者大会，由华为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本次大会最引人注目的热点。此前，华为注册了鸿蒙操作系统的商标，也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
华为董事长任正非表示，鸿蒙系统不是专门用于手机的，而是为了做物联网用的。鸿蒙系统能够控制时延在5毫秒甚至达到毫秒或亚毫秒级，这套操作系统能够兼容诸如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印刷电路板、交换机、智能手机以及数据中心等。
这也是华为在自主创新领域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多年来，这家诞生在杂草丛生、两间简易房里的小公司，在掌舵者任正非的引领下，不断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创建了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品牌，为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重要篇章。
目前，华为在海外的收入已达到70%，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民企正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中国实力。
1987年华为创立，任正非当时已经43岁。迫使任正非脱离体制内“下海”的，与其说是勇气、胆识或前瞻性，不如说是生活的无奈。
19岁时，任正非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入伍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兵。如果不是后来的裁军，任正非可能会按照他原本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的军旅生涯继续往上升迁，但1982年任正非的人生岔向了另外一边。
他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随后他在家庭和事业上遭到双重打击。在一次生意中任正非被人坑了200多万元货款收不回来——当时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只100多元。任正非被辞退，妻子也与他离了婚。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陡坡”。
1987年，那一年任正非43岁，他找朋友凑了21000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任正非将公司起名为“华为”，寓意“中华有为”，并愿为中华的崛起而为之！或许，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会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教父”。
公司成立之后，任正非凭借深圳特区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对于身处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对于任正非这样的通信技术的门外汉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从零开始的。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已过而立之年的任正非决定“冒一次险”，他要自己做研发。
任正非的理想是什么呢？“我们的理想很简单，要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奋斗。”
1991年9月，任正非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公司员工仅50余人。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領导还是员工，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为了激励员工，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五楼会议室的窗外对全体员工说：“这次研发如果成功，我们就都有发展，如果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可见，任正非最初的选择充满了悲壮。
1991年12月，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当时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直接面临就是破产。幸运的是，这三台交换机很快回款，公司得以正常运营。而后，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这样的成长速度，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而这样的盛况也属于那个时代。
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扑进了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行业。
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C&C08机的研发，虽然是形势所逼，也可以看出他对技术的重视。当时身处房地产热和股票热的核心地带，任正非不为所动，而且对于股票和地产泡沫深恶痛绝，其实在他内心更多的是对知识、技术和真才实学的尊重。同样，把“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还将加大拨付比例”写进《华为基本法》，也体现了他以技术立身的理想。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和讨论中，产生了一个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概念——知本主义。
两年后，中央提出了“村村通”计划，抓获这一契机的华为斩获了13亿元的订单。C&C08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华为也借助它撬开了海外市场。1997年后，C&C08一度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服务上亿用户，为华为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在一次采访中，任正非将2000年到2008年称作他个人精神最痛苦的时期，“几近崩溃”。这里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对3G网络的方向判断。2000年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开始竞标3G牌照和无线频谱拍卖，各家运营商总计投下约900亿美元。德国更是创下了高达458亿美元3G牌照的拍卖纪录。但由于缺乏移动上网的应用，许多研发者在负债累累中留下了几近无用的3G牌照就离开了。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以“泡沫的故事”“一场欧陆大灾难”来形容欧洲3G愿景的幻灭。
任正非看好3G网络的应用前景。从1998年开始，华为消费者终端CEO余承东就开始拉起队伍搞3G预研，华为投入40多亿元，并于2001年做出产品。但由于国内迟迟不发3G牌照，华为无线产品线亏损严重。任正非经常接到高层的邮件和报告，“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公司的”。任正非一度得了抑郁症，甚至想过自杀。每当意起的时候，他就给一个老同事打电话，聊一聊心里就会好一些。
“我是度日如年，这个决策没有其他人承担责任，必须要我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那8年看到别人赚大钱，我们不能赚钱，万一我真的错了怎么办？”任正非曾回忆。好在，到了2008年国务院明确同意启动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发放工作时，任正非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的设备可以用了”。第二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218亿美元，增长19%，约合1491亿元人民币。同年，无线接入市场份额跻身全球第二。
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得任正非更加坚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从2008年开始，华为就开始为5G布局预研。目前，华为已获得了50多个5G商用合同，在全球供应5G基站数超过20万，处于第一领头军的位置。
现在，华为有一个由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6000多位专门在基础研究的专家和60000多工程师组成的研发系统，任正非希望能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引燃更多科学的灯塔”。华为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已达到150亿-200亿美元，未来五年总研发经费会超过1000亿美元。据国际知识产权局统计，华为是中国目前申请专利最多的单位，年度申请量突破3000件，目前已拥有专利申请量1.4万余件，并在中国、美国、印度、瑞典和俄罗斯等地建立了研究所。
虽经历无数风风雨雨，75岁的任正非，依旧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今年频繁的媒体采访中，任正非屡次提到“理想”这个词。他称华为至今不上市的原因是“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我们只为理想而奋斗”，而不上市，不等于没有股份。华为98.6%的股份都分给了员工，造就了近6万人的股东，作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只占有1.4%的股份。
那么，任正非的理想是什么呢？
“我们的理想很简单，要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奋斗。”任正非回答。
华为董事长任正非表示，鸿蒙系统不是专门用于手机的，而是为了做物联网用的。鸿蒙系统能够控制时延在5毫秒甚至达到毫秒或亚毫秒级，这套操作系统能够兼容诸如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印刷电路板、交换机、智能手机以及数据中心等。
这也是华为在自主创新领域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多年来，这家诞生在杂草丛生、两间简易房里的小公司，在掌舵者任正非的引领下，不断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创建了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品牌，为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重要篇章。
目前，华为在海外的收入已达到70%，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民企正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中国实力。
不惑之年，从零开始
1987年华为创立，任正非当时已经43岁。迫使任正非脱离体制内“下海”的，与其说是勇气、胆识或前瞻性，不如说是生活的无奈。
19岁时，任正非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入伍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兵。如果不是后来的裁军，任正非可能会按照他原本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的军旅生涯继续往上升迁，但1982年任正非的人生岔向了另外一边。
他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随后他在家庭和事业上遭到双重打击。在一次生意中任正非被人坑了200多万元货款收不回来——当时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只100多元。任正非被辞退，妻子也与他离了婚。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陡坡”。
1987年，那一年任正非43岁，他找朋友凑了21000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任正非将公司起名为“华为”，寓意“中华有为”，并愿为中华的崛起而为之！或许，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会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教父”。
公司成立之后，任正非凭借深圳特区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对于身处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对于任正非这样的通信技术的门外汉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从零开始的。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已过而立之年的任正非决定“冒一次险”，他要自己做研发。
1991年9月，任正非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公司员工仅50余人。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領导还是员工，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为了激励员工，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五楼会议室的窗外对全体员工说：“这次研发如果成功，我们就都有发展，如果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可见，任正非最初的选择充满了悲壮。
1991年12月，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当时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直接面临就是破产。幸运的是，这三台交换机很快回款，公司得以正常运营。而后，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这样的成长速度，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而这样的盛况也属于那个时代。
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扑进了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行业。
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C&C08机的研发，虽然是形势所逼，也可以看出他对技术的重视。当时身处房地产热和股票热的核心地带，任正非不为所动，而且对于股票和地产泡沫深恶痛绝，其实在他内心更多的是对知识、技术和真才实学的尊重。同样，把“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还将加大拨付比例”写进《华为基本法》，也体现了他以技术立身的理想。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和讨论中，产生了一个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概念——知本主义。
两年后，中央提出了“村村通”计划，抓获这一契机的华为斩获了13亿元的订单。C&C08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华为也借助它撬开了海外市场。1997年后，C&C08一度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服务上亿用户，为华为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奋斗
在一次采访中，任正非将2000年到2008年称作他个人精神最痛苦的时期，“几近崩溃”。这里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对3G网络的方向判断。2000年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开始竞标3G牌照和无线频谱拍卖，各家运营商总计投下约900亿美元。德国更是创下了高达458亿美元3G牌照的拍卖纪录。但由于缺乏移动上网的应用，许多研发者在负债累累中留下了几近无用的3G牌照就离开了。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以“泡沫的故事”“一场欧陆大灾难”来形容欧洲3G愿景的幻灭。
任正非看好3G网络的应用前景。从1998年开始，华为消费者终端CEO余承东就开始拉起队伍搞3G预研，华为投入40多亿元，并于2001年做出产品。但由于国内迟迟不发3G牌照，华为无线产品线亏损严重。任正非经常接到高层的邮件和报告，“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公司的”。任正非一度得了抑郁症，甚至想过自杀。每当意起的时候，他就给一个老同事打电话，聊一聊心里就会好一些。
“我是度日如年，这个决策没有其他人承担责任，必须要我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那8年看到别人赚大钱，我们不能赚钱，万一我真的错了怎么办？”任正非曾回忆。好在，到了2008年国务院明确同意启动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发放工作时，任正非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的设备可以用了”。第二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218亿美元，增长19%，约合1491亿元人民币。同年，无线接入市场份额跻身全球第二。
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得任正非更加坚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从2008年开始，华为就开始为5G布局预研。目前，华为已获得了50多个5G商用合同，在全球供应5G基站数超过20万，处于第一领头军的位置。
现在，华为有一个由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6000多位专门在基础研究的专家和60000多工程师组成的研发系统，任正非希望能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引燃更多科学的灯塔”。华为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已达到150亿-200亿美元，未来五年总研发经费会超过1000亿美元。据国际知识产权局统计，华为是中国目前申请专利最多的单位，年度申请量突破3000件，目前已拥有专利申请量1.4万余件，并在中国、美国、印度、瑞典和俄罗斯等地建立了研究所。
虽经历无数风风雨雨，75岁的任正非，依旧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今年频繁的媒体采访中，任正非屡次提到“理想”这个词。他称华为至今不上市的原因是“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我们只为理想而奋斗”，而不上市，不等于没有股份。华为98.6%的股份都分给了员工，造就了近6万人的股东，作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只占有1.4%的股份。
那么，任正非的理想是什么呢？
“我们的理想很简单，要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奋斗。”任正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