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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创历史新高。从1999年到现在的近十年时间里,我国外汇储备从1999年的1450亿美元一路上升,差不多翻了10倍,并且在2006年2月,外汇储备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便树立了“出口创汇”、“贸易立国”的重商主义战略。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我们曾经一直为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感到自豪。
“过犹不及”的状况,在我国外汇储备变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进入21世纪,加入WTO之后,外汇储备更是增速惊人,但我们突然发现巨额的外汇储备,变成了烫手山芋,带来强烈的内部通胀压力。
国际收支失衡与高储备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已经有很多分析和论述,总而言之,这样的状况目前已经不可持续了。对此,只有从整体上改变传统的经济金融发展战略,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对外经济失衡的风险。简单地说,在我国掌握的外汇资金已过剩的情况下,出口创汇的思路必须彻底转变,而应采取措施适度控制外汇资金流入,鼓励外汇资金流出。
对于控制外汇资金流入,从经常项目来看,应该全面发展重视国内市场的战略思路,限制以国内居民福利和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出口活动。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过渡期,逐渐把各类鼓励出口的政策予以弱化或取消,如出口退税政策等,并且根据不同情况,适当鼓励某些商品进口。除了设备和高新技术类产品之外,还应考虑逐渐降低关税,鼓励成品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从而既打破国内垄断市场、提高居民实际福利水平,又抑制贸易顺差增长。应该说,在这些方面,近几年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从整体上看,还需要进一步放在持续的战略框架内加以考虑。
同时,从资本项目来看,应该从两方面来着手抑制外部资本的过度输入。一方面,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吸引下,短期资本持续流入,不仅导致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加剧,而且使国内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等现象更严重。对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尤其是控制境外资金通过非正常途径,流入股市和楼市。
例如,虽然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限制外资进入楼市,但通过“假贸易、假合资”进入境内的资金,仍源源不断地涌入。在人民币升值大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当前暂时的房价低迷,更可能引来外资的“抄底”行为。因此,必须从立法、执法、金融监管等方面不断强化力度。
另一方面,也应该把地方政府“引进外资”作为政绩的模式彻底摒弃,控制长期资本的无效流入。我们知道,按照国际货币组织的统计,FDI(外商直接投资)在华投资收益率约为13%到15%,而这部分外汇掌握到央行手里后,最终如果投资美国国库券,也只能获得5%的收益。直观地看,无论是制度还是经济原因,这种国际资本流动在现实中是低效的。通过促进国内金融改革,优先运用国内过剩资本,才是问题的正解。
对于鼓励外汇资金流出,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应逐渐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适度放开资本管制。这样,通过鼓励出境投资,可缓解外汇资本在国内的积累压力。另一方面是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企业海外并购,实现过剩外汇资本的输出。对此,除了继续实现主权财富基金的“走出去”之外,政府还应在政治、金融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
还有,可以加快国际金融合作与境内金融产品的创新,为外汇资本提供新的出口。例如,积极参与亚洲金融合作,与更多的国家进行货币合作,如我方以美元进行的政府间货币互换。再比如,在条件成熟时,逐渐尝试允许外国政府或机构在境内发行美元债券,构建中国的欧洲美元债券市场。这些创新,都是为了增加外汇储备的分流渠道。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外汇储备积累的影响,还需要推进外汇体制改革、应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由财政当局分担央行汇率职责等配套措施,但从根本上,对外汇“限入引出”是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要点。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便树立了“出口创汇”、“贸易立国”的重商主义战略。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我们曾经一直为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感到自豪。
“过犹不及”的状况,在我国外汇储备变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进入21世纪,加入WTO之后,外汇储备更是增速惊人,但我们突然发现巨额的外汇储备,变成了烫手山芋,带来强烈的内部通胀压力。
国际收支失衡与高储备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已经有很多分析和论述,总而言之,这样的状况目前已经不可持续了。对此,只有从整体上改变传统的经济金融发展战略,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对外经济失衡的风险。简单地说,在我国掌握的外汇资金已过剩的情况下,出口创汇的思路必须彻底转变,而应采取措施适度控制外汇资金流入,鼓励外汇资金流出。
对于控制外汇资金流入,从经常项目来看,应该全面发展重视国内市场的战略思路,限制以国内居民福利和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出口活动。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过渡期,逐渐把各类鼓励出口的政策予以弱化或取消,如出口退税政策等,并且根据不同情况,适当鼓励某些商品进口。除了设备和高新技术类产品之外,还应考虑逐渐降低关税,鼓励成品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从而既打破国内垄断市场、提高居民实际福利水平,又抑制贸易顺差增长。应该说,在这些方面,近几年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从整体上看,还需要进一步放在持续的战略框架内加以考虑。
同时,从资本项目来看,应该从两方面来着手抑制外部资本的过度输入。一方面,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吸引下,短期资本持续流入,不仅导致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加剧,而且使国内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等现象更严重。对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尤其是控制境外资金通过非正常途径,流入股市和楼市。
例如,虽然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限制外资进入楼市,但通过“假贸易、假合资”进入境内的资金,仍源源不断地涌入。在人民币升值大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当前暂时的房价低迷,更可能引来外资的“抄底”行为。因此,必须从立法、执法、金融监管等方面不断强化力度。
另一方面,也应该把地方政府“引进外资”作为政绩的模式彻底摒弃,控制长期资本的无效流入。我们知道,按照国际货币组织的统计,FDI(外商直接投资)在华投资收益率约为13%到15%,而这部分外汇掌握到央行手里后,最终如果投资美国国库券,也只能获得5%的收益。直观地看,无论是制度还是经济原因,这种国际资本流动在现实中是低效的。通过促进国内金融改革,优先运用国内过剩资本,才是问题的正解。
对于鼓励外汇资金流出,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应逐渐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适度放开资本管制。这样,通过鼓励出境投资,可缓解外汇资本在国内的积累压力。另一方面是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企业海外并购,实现过剩外汇资本的输出。对此,除了继续实现主权财富基金的“走出去”之外,政府还应在政治、金融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
还有,可以加快国际金融合作与境内金融产品的创新,为外汇资本提供新的出口。例如,积极参与亚洲金融合作,与更多的国家进行货币合作,如我方以美元进行的政府间货币互换。再比如,在条件成熟时,逐渐尝试允许外国政府或机构在境内发行美元债券,构建中国的欧洲美元债券市场。这些创新,都是为了增加外汇储备的分流渠道。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外汇储备积累的影响,还需要推进外汇体制改革、应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由财政当局分担央行汇率职责等配套措施,但从根本上,对外汇“限入引出”是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