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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余年至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共识。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开始，带有“心灵导师”色彩的“大师”一再出现于公众视野。虽有“驱魅”、破伪，屡有“大师”被揭去华服、扯下神坛，但他们仍在不断“演化”。
及至今天，仍然出现了王林闹剧。
为什么总有人聚集在这些“大师”身边？“大师”们又有怎样的“升级”和“演化”？
没拿走的聘书
气功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事物，但“他们起源于上世纪美苏冷战时期，美国最先开始研究如何使用意念控制对方和传递信息，就是研究所谓的特异功能，从而达到控制对方军事的目的。”学者司马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苏联、日本等相继开展类似的研究，中国也紧随其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达到顶峰。
当时以色列有个叫尤拉·盖勒的年轻人，可以把勺子弄成麻花状。他到很多地方和研究机构表演，很快名闻天下。
在这个所谓“特异功能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冷战氛围给中国社会带来某种紧迫感。1985年底，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次年5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接着，人体科学三人小组成立。
1987年，这个“三人小组”改为“四人小组”，到1990年又改为“六人小组”，由部分部委的重要领导担任小组领导。在这个形势下，各省区、州市甚至县大多成立了相应的人体科学研究会和气功科学研究会。
这种官方组织的研究，流传到社会上部分内容已经变味，“民间的信仰、民间的健身方法、魔术师、更低级的杂耍，结合了很多东西，内容就发生了流变。”司马南说。
自1978年《四川日报》报道唐雨“耳朵识字”后，具有各种特异功能的神秘人物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崭露头角，其中很大一部分以气功为其技能依托，因而冠名“气功大师”。
到90年代中期，气功风靡全国，至少有几千万人练功。从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形形色色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卷入了气功浪潮。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处于漩涡中心的气功大师们，他们被景仰过、也被质疑过，被捧起，也被打倒。
在最早的“大师”中，严新可谓资历老、名声大。上世纪80年代末，首创“带功报告”的他名噪一时。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严新当时在全国各地的带功报告，门票常常卖到一二百元，每次都有上万人去听。而那时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元。
严新最著名的事迹是宣称自己在2000公里以外发功，灭掉了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以及可以用意念改变导弹的运动轨迹。对此，何祚庥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两个故事。
那时，中国在南方边境与邻国发生武装冲突，对方用狙击手对付解放军。有人去请严新出山，希望他到前线去，发功改变狙击手的子弹方向，“导弹轨迹都能改变，子弹应该很简单才对，”何祚庥说，“但严新拒绝了，当然他也不说自己干不了，而是说‘不愿意干’。”
严新还曾想去清华大学当教授，托人给当时的清华校长张效文说情。张校长认为请气功大师做教授有损清华名誉，但碍于推荐者又不好直接拒绝，就对来人说：“我这就把聘书放到桌上，但聘书要盖章生效，章在我背后的保险箱里，你请严新大师到这儿发功，把章拿出来，盖上再送回保险箱，他就可以把聘书拿走了。”
这份聘书一直没被领走。
“大师”倒了，需求还在
与严新同时期的另一位气功大师张宝胜，凭借所谓的“药片穿瓶”、“透视密封文字”、“空手弯钢勺”等特异功能，于1982年进京，并向领导表演过“以鼻嗅字”。
后经有关部门批准，他调入国家研究所，享受专车、专宅、专职服务员的待遇。至今，网上还流传着其与李金斗、林青霞、齐秦、成方圆、琼瑶、李嘉诚、霍英东等名人的合照。
对张宝胜的奇功，何祚庥一直质疑，当时的研究所所长就特意请何祚庥、林自新等十名反对者来观看人体科技小组的汇报表演。
何祚庥等人提出亲自准备道具和样品，专门请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做了五个形状古怪、不易掉包的玻璃瓶，并装了五个药丸。果然，在汇报表演上，“张宝胜把瓶子放到桌上，就开始泡蘑菇，从早晨九点半一直泡到十二点半也没摸出来。”何祚庥说。
后来有人提议换个节目，让何祚庥写几个字装到信封里，张宝胜以耳识字，“我就写了一句唐诗，‘一枝红杏出墙来’，还留了心，在信封口签了我的名字。”
张宝胜拿到信封后捣来捣去，最后跟主持人说，一会儿会有糖钻到信封里去。“好吧，认不出来字，有糖钻进去也算。但这时张宝胜出去上厕所了，我让主持人看看桌上的信封，却没有签名，显然，信封被张宝胜拿出去‘培养情绪’了。”
全场哗然。何祚庥等人还写了一篇《“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7年以后才在《北京青年报》刊发。
在中国最早的“大师”中，曾在青城山下建立“中功基地”的张宏堡也值得一提。
这位北京钢铁学院在职大专班学员通过短短一年的翘课传功，竟将不少校领导及其亲属拉到门下学功，还将中功热潮推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诸多高等学府乃至全国各地。
张宏堡凭借其上层人际关系网，于1990年前后在四川中兴镇建立起了中功练习者的“圣地”。到1999年中功被定为“邪教”、基地被查封之时，其学员累计近百万人，形成百万个网络状培训机构。
此外，80年代初创建“智能功”的庞明、1987年起传授“自然中心功”的张香玉、 1988年传授“香功”的田瑞生和自称“元极功第X代传人”的张志祥……他们的出现一次次将气功推向考验前台，他们的言行也引起了人们对“气功大师”这个群体的反思。他们被崇拜又被谩骂，沉浮迂回，直至被公众遗忘。 以张宏堡为例，司马南的分析是：“张宏堡中专毕业，分回黑龙江工作，后来到北京进修，发现很多人在练气功，而且这些人都很着魔。上世纪80年代，赚钱难，赚钱对人们诱惑极大，而赚钱的机会又很少，但是这个机会就被张宏堡看到了。”
“他首先是个聪明人，去气功学习班看了看，回来照葫芦画瓢，编了一套所谓的气功，自己起名叫中华养生益智功。”司马南说，当时张宏堡就发现老年人需要养生，想健健康康地活着，他就把养生放到最前面。
另外对老人来说，孙辈的学习成绩是头等大事，所以接着就叫益智，练气功可以让孩子学习好，“这就是他最基本的慑服人心的方法。”司马南说。
“气功大师”倒掉，但人们的需求依然存在。近年所谓“养生派”仍然风靡，新一代“达人”、“大师”次第登场—“排毒教父”林光常、“太医后人”刘弘章、“食疗专家”张悟本、“神仙大师”李一民……
而当年第一代大师生龙活虎的时候，王林还是在“下面混的小角色”。
“大师”的盈利模式很清晰
“大师”们的盈利模式从来都比较清晰。
“你想赚钱，那也简单，跟着他一起干。等境界高了，达到八步功后，就可以毕业了，然后再交钱上贴身弟子班，就是怎么样都不能毕业。但是学习到一定地步后，就可以回家开办学习班，再招收你自己的弟子，费用留下30%，剩下大部分由大师拿走，开展连锁经营模式。”司马南总结说。
其实这么多年来，“大师”们的“奇迹”也没有太大改变—一直到王林，魔术都是制胜之道。
司马南说，张宏堡的一个“奇迹”就是钻墙术，“一排两个房间，他先推门进入里面的屋子，弟子跟着进去后不久，张宏堡再次推门进来，大家觉得太神秘了，实际上是大衣柜后面有个出口，就像地道战一样，搞得很多女弟子崇拜得不行。”
与很多大师一样，张宏堡也给人治病，叫“神仙一把抓”。“不论什么病，张宏堡就在病灶上摸一把，然后做个姿势往外一丢，再拍打拍打，就说好了。”
司马南说，这实际上是巧妙利用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疼痛是种主观感觉，拍打两下后，特别是在几百人的众目睽睽之下，集中注意力的地方未必仍在疼痛的区域，所以每次张宏堡演示“神仙一把抓”的时候，屡屡可以奏效。
在种种“奇迹”烘托下，到上世纪90年代，风水预言也进入“大师”们的产品菜单。而这些却是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江湖路数。
“比如说你周围有小人，东南方向有什么东西，他这么一说，信徒们心里首先就嘀咕了。谁的周围还找不出一个小人？大师嘴里只说不顺利，但是绝对不说具体什么不顺利，而信徒就能自己对号入座，渐渐成为预言的牺牲品。”司马南说。
另一个通用方法就是照相。
在司马南眼里，第一代大师们打造了“基础”，创立了各种路数。而发展到王林，已经是“集大成者”，同时发扬光大了“装神弄鬼”的本事。
他之所以留存并做大，也是由于“大师”日渐减少，最终“一个地方小歌手登上了春晚的大舞台”。
“大师”曝光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接连发布正式文件，传达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技术。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报上登出《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倡重视科普工作，反对迷信、愚昧活动。
到1996年，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作报告，重申高举科学旗帜、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抵制伪科学的论调。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20号文件还特别提出了“依法打击借气功和特异功能之名进行诈骗和迷信活动的工作方针”。
中央的重视让如火如荼行骗敛财的“气功大师”们渐渐式微，加上失常的表演和不断被揭穿，“气功大师”开始承受不住时间的考验，他们或逃窜于国外，或死于疾病，或被绳之以法。
但“大师”并未因此绝迹。
即使手段雷同，每当“大师”出现，总有人趋之若鹜。对此，何祚庥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有浓厚的封建迷信传统。”
司马南也认为，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干部群体中有部分人“对大师们神乎其神的表演，也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别说一般人，就连搞科学的人也有相信的。”何祚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清华大学当年比自己高两届的一位科学家曾做实验，说严新大师在2000里以外定向发功，让清华大学实验试管里的分子结构发生了改变。
何祚庥反驳：“物理学里最能定向的是激光，我给你一个高度激光器，你在广州定向发射，看能不能把光都定到清华大学实验室试管里面？不要说试管定不上，恐怕稍歪一下就到北大了。”
对方为此很不高兴，最后只说“这样的事情要诚则灵”。他还十分相信气功大师治病，“当时他跟严新的关系好得不得了，等到后来他得病去请严新，严新说什么也不肯发功救命。”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中华文化本姓巫。”司马南说，“名人示范效应所带来的从众心理导致‘大师’层出不穷。”
但作为“大师”最著名的“敌人”，司马南也感到今天大有不同：20多年前“大师”横行，“那时候和他们作斗争备感孤独，现在王林跳出来，一晚上就曝光死了；李毅刚跳出来，一个星期就曝光死了。可见社会在进步。”
不过，司马南分析说：“另有一类人他们不是去看耍蛇的，他们对耍蛇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对耍人感兴趣。一看王林认识这么多人，这个平台太重要了，这类人也过去捧场。”
挑战“大师”20多年，司马南认为，“大师”们并不是简单的坏人，而是复杂的坏人，“好比毒蘑菇，如果土壤还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么毒蘑菇就注定还要生长。”
何祚庥则认为：“封建迷信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消除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精神还是讲得太少，‘科学’的概念仍然没有具体化。练气功究竟属不属于科学，还是得讲清楚。”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开始，带有“心灵导师”色彩的“大师”一再出现于公众视野。虽有“驱魅”、破伪，屡有“大师”被揭去华服、扯下神坛，但他们仍在不断“演化”。
及至今天，仍然出现了王林闹剧。
为什么总有人聚集在这些“大师”身边？“大师”们又有怎样的“升级”和“演化”？
没拿走的聘书
气功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事物，但“他们起源于上世纪美苏冷战时期，美国最先开始研究如何使用意念控制对方和传递信息，就是研究所谓的特异功能，从而达到控制对方军事的目的。”学者司马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苏联、日本等相继开展类似的研究，中国也紧随其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达到顶峰。
当时以色列有个叫尤拉·盖勒的年轻人，可以把勺子弄成麻花状。他到很多地方和研究机构表演，很快名闻天下。
在这个所谓“特异功能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冷战氛围给中国社会带来某种紧迫感。1985年底，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次年5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接着，人体科学三人小组成立。
1987年，这个“三人小组”改为“四人小组”，到1990年又改为“六人小组”，由部分部委的重要领导担任小组领导。在这个形势下，各省区、州市甚至县大多成立了相应的人体科学研究会和气功科学研究会。
这种官方组织的研究，流传到社会上部分内容已经变味，“民间的信仰、民间的健身方法、魔术师、更低级的杂耍，结合了很多东西，内容就发生了流变。”司马南说。
自1978年《四川日报》报道唐雨“耳朵识字”后，具有各种特异功能的神秘人物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崭露头角，其中很大一部分以气功为其技能依托，因而冠名“气功大师”。
到90年代中期，气功风靡全国，至少有几千万人练功。从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形形色色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卷入了气功浪潮。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处于漩涡中心的气功大师们，他们被景仰过、也被质疑过，被捧起，也被打倒。
在最早的“大师”中，严新可谓资历老、名声大。上世纪80年代末，首创“带功报告”的他名噪一时。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严新当时在全国各地的带功报告，门票常常卖到一二百元，每次都有上万人去听。而那时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元。
严新最著名的事迹是宣称自己在2000公里以外发功，灭掉了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以及可以用意念改变导弹的运动轨迹。对此，何祚庥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两个故事。
那时，中国在南方边境与邻国发生武装冲突，对方用狙击手对付解放军。有人去请严新出山，希望他到前线去，发功改变狙击手的子弹方向，“导弹轨迹都能改变，子弹应该很简单才对，”何祚庥说，“但严新拒绝了，当然他也不说自己干不了，而是说‘不愿意干’。”
严新还曾想去清华大学当教授，托人给当时的清华校长张效文说情。张校长认为请气功大师做教授有损清华名誉，但碍于推荐者又不好直接拒绝，就对来人说：“我这就把聘书放到桌上，但聘书要盖章生效，章在我背后的保险箱里，你请严新大师到这儿发功，把章拿出来，盖上再送回保险箱，他就可以把聘书拿走了。”
这份聘书一直没被领走。
“大师”倒了，需求还在
与严新同时期的另一位气功大师张宝胜，凭借所谓的“药片穿瓶”、“透视密封文字”、“空手弯钢勺”等特异功能，于1982年进京，并向领导表演过“以鼻嗅字”。
后经有关部门批准，他调入国家研究所，享受专车、专宅、专职服务员的待遇。至今，网上还流传着其与李金斗、林青霞、齐秦、成方圆、琼瑶、李嘉诚、霍英东等名人的合照。
对张宝胜的奇功，何祚庥一直质疑，当时的研究所所长就特意请何祚庥、林自新等十名反对者来观看人体科技小组的汇报表演。
何祚庥等人提出亲自准备道具和样品，专门请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做了五个形状古怪、不易掉包的玻璃瓶，并装了五个药丸。果然，在汇报表演上，“张宝胜把瓶子放到桌上，就开始泡蘑菇，从早晨九点半一直泡到十二点半也没摸出来。”何祚庥说。
后来有人提议换个节目，让何祚庥写几个字装到信封里，张宝胜以耳识字，“我就写了一句唐诗，‘一枝红杏出墙来’，还留了心，在信封口签了我的名字。”
张宝胜拿到信封后捣来捣去，最后跟主持人说，一会儿会有糖钻到信封里去。“好吧，认不出来字，有糖钻进去也算。但这时张宝胜出去上厕所了，我让主持人看看桌上的信封，却没有签名，显然，信封被张宝胜拿出去‘培养情绪’了。”
全场哗然。何祚庥等人还写了一篇《“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7年以后才在《北京青年报》刊发。
在中国最早的“大师”中，曾在青城山下建立“中功基地”的张宏堡也值得一提。
这位北京钢铁学院在职大专班学员通过短短一年的翘课传功，竟将不少校领导及其亲属拉到门下学功，还将中功热潮推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诸多高等学府乃至全国各地。
张宏堡凭借其上层人际关系网，于1990年前后在四川中兴镇建立起了中功练习者的“圣地”。到1999年中功被定为“邪教”、基地被查封之时，其学员累计近百万人，形成百万个网络状培训机构。
此外，80年代初创建“智能功”的庞明、1987年起传授“自然中心功”的张香玉、 1988年传授“香功”的田瑞生和自称“元极功第X代传人”的张志祥……他们的出现一次次将气功推向考验前台，他们的言行也引起了人们对“气功大师”这个群体的反思。他们被崇拜又被谩骂，沉浮迂回，直至被公众遗忘。 以张宏堡为例，司马南的分析是：“张宏堡中专毕业，分回黑龙江工作，后来到北京进修，发现很多人在练气功，而且这些人都很着魔。上世纪80年代，赚钱难，赚钱对人们诱惑极大，而赚钱的机会又很少，但是这个机会就被张宏堡看到了。”
“他首先是个聪明人，去气功学习班看了看，回来照葫芦画瓢，编了一套所谓的气功，自己起名叫中华养生益智功。”司马南说，当时张宏堡就发现老年人需要养生，想健健康康地活着，他就把养生放到最前面。
另外对老人来说，孙辈的学习成绩是头等大事，所以接着就叫益智，练气功可以让孩子学习好，“这就是他最基本的慑服人心的方法。”司马南说。
“气功大师”倒掉，但人们的需求依然存在。近年所谓“养生派”仍然风靡，新一代“达人”、“大师”次第登场—“排毒教父”林光常、“太医后人”刘弘章、“食疗专家”张悟本、“神仙大师”李一民……
而当年第一代大师生龙活虎的时候，王林还是在“下面混的小角色”。
“大师”的盈利模式很清晰
“大师”们的盈利模式从来都比较清晰。
“你想赚钱，那也简单，跟着他一起干。等境界高了，达到八步功后，就可以毕业了，然后再交钱上贴身弟子班，就是怎么样都不能毕业。但是学习到一定地步后，就可以回家开办学习班，再招收你自己的弟子，费用留下30%，剩下大部分由大师拿走，开展连锁经营模式。”司马南总结说。
其实这么多年来，“大师”们的“奇迹”也没有太大改变—一直到王林，魔术都是制胜之道。
司马南说，张宏堡的一个“奇迹”就是钻墙术，“一排两个房间，他先推门进入里面的屋子，弟子跟着进去后不久，张宏堡再次推门进来，大家觉得太神秘了，实际上是大衣柜后面有个出口，就像地道战一样，搞得很多女弟子崇拜得不行。”
与很多大师一样，张宏堡也给人治病，叫“神仙一把抓”。“不论什么病，张宏堡就在病灶上摸一把，然后做个姿势往外一丢，再拍打拍打，就说好了。”
司马南说，这实际上是巧妙利用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疼痛是种主观感觉，拍打两下后，特别是在几百人的众目睽睽之下，集中注意力的地方未必仍在疼痛的区域，所以每次张宏堡演示“神仙一把抓”的时候，屡屡可以奏效。
在种种“奇迹”烘托下，到上世纪90年代，风水预言也进入“大师”们的产品菜单。而这些却是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江湖路数。
“比如说你周围有小人，东南方向有什么东西，他这么一说，信徒们心里首先就嘀咕了。谁的周围还找不出一个小人？大师嘴里只说不顺利，但是绝对不说具体什么不顺利，而信徒就能自己对号入座，渐渐成为预言的牺牲品。”司马南说。
另一个通用方法就是照相。
在司马南眼里，第一代大师们打造了“基础”，创立了各种路数。而发展到王林，已经是“集大成者”，同时发扬光大了“装神弄鬼”的本事。
他之所以留存并做大，也是由于“大师”日渐减少，最终“一个地方小歌手登上了春晚的大舞台”。
“大师”曝光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接连发布正式文件，传达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技术。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报上登出《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倡重视科普工作，反对迷信、愚昧活动。
到1996年，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作报告，重申高举科学旗帜、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抵制伪科学的论调。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20号文件还特别提出了“依法打击借气功和特异功能之名进行诈骗和迷信活动的工作方针”。
中央的重视让如火如荼行骗敛财的“气功大师”们渐渐式微，加上失常的表演和不断被揭穿，“气功大师”开始承受不住时间的考验，他们或逃窜于国外，或死于疾病，或被绳之以法。
但“大师”并未因此绝迹。
即使手段雷同，每当“大师”出现，总有人趋之若鹜。对此，何祚庥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有浓厚的封建迷信传统。”
司马南也认为，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干部群体中有部分人“对大师们神乎其神的表演，也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别说一般人，就连搞科学的人也有相信的。”何祚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清华大学当年比自己高两届的一位科学家曾做实验，说严新大师在2000里以外定向发功，让清华大学实验试管里的分子结构发生了改变。
何祚庥反驳：“物理学里最能定向的是激光，我给你一个高度激光器，你在广州定向发射，看能不能把光都定到清华大学实验室试管里面？不要说试管定不上，恐怕稍歪一下就到北大了。”
对方为此很不高兴，最后只说“这样的事情要诚则灵”。他还十分相信气功大师治病，“当时他跟严新的关系好得不得了，等到后来他得病去请严新，严新说什么也不肯发功救命。”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中华文化本姓巫。”司马南说，“名人示范效应所带来的从众心理导致‘大师’层出不穷。”
但作为“大师”最著名的“敌人”，司马南也感到今天大有不同：20多年前“大师”横行，“那时候和他们作斗争备感孤独，现在王林跳出来，一晚上就曝光死了；李毅刚跳出来，一个星期就曝光死了。可见社会在进步。”
不过，司马南分析说：“另有一类人他们不是去看耍蛇的，他们对耍蛇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对耍人感兴趣。一看王林认识这么多人，这个平台太重要了，这类人也过去捧场。”
挑战“大师”20多年，司马南认为，“大师”们并不是简单的坏人，而是复杂的坏人，“好比毒蘑菇，如果土壤还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么毒蘑菇就注定还要生长。”
何祚庥则认为：“封建迷信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消除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精神还是讲得太少，‘科学’的概念仍然没有具体化。练气功究竟属不属于科学，还是得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