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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研究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利用功能性活动和指标衡量农户福利，采用模糊數学的方法反映农用地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结果显示，农用地流转使农户福利略有上升，模糊评价值从0.5上升至0.516。其中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福利水平少有下降，社会保障、居住条件、健康及闲暇福利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关键词：关中地区；农用地流转；农户福利
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对农用地流转日益重视，农用地的流转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为此我们选择关中地区作为研究区域，调查分析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通过完善农户福利的评价指标与体系，分析关中地区农用地流转特征、农用地流转方式方法等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提出政策建议，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户转入或转出农用地的积极性，实现农用地规模化经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农地流转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村土地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流转，失地农民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农用地流转涉及到农户，土地开发商及政府等不同的利益方，而且不同利益方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发生冲突、上访事件也是近年来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失地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问题，更是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因此如何维护农用地流转中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农用地流转研究方面多集中于补偿政策的探讨、征收制度的完善、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等领域，福利方面涉及得不多，且多是定性方面的分析。
我国随着近些年来城市化的发展，土地流转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土地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机制不完善，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不够规范，土地流转中政府定位不当，非农建设用地存在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倾向，导致农民的福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从而使农民对农用地流转缺乏积极性，而这些方面的改善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地理分布上多高山丘陵、多高原荒漠，农地流转的规模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支持系统。为此，我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新的改革举措促进农用地的流转，保障农户的福利水平。
关中地区农地流转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农地流转绝大部分发生在父子、兄弟、亲戚、邻居以及朋友之间，农地流转的双方有着较强的血缘、地缘关系；同时又有“非货币化”的特征，在一些时候，农地流转是以实物的形式来完成交易，因为关中地区是比较典型的农业型地区，在农民现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货币作为交易手段会加大土地流入方的现金压力；农地流转规模较小，主要是农户之间进行，很少与更大的经济组织进行，这束缚了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经营，难以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2失地农民福利构成的理论分析
2.1 福利框架理论
在传统的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福利一般被看作是由消费一定的商品或服务得到的效用。由于此观点将福利视作一种“心理特征”具有高度主观性，在实证研究时，往往以收入衡量福利水平，从而忽略了个体差异及其他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福利变化。
阿马蒂亚？森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用功能和能力等理论来评价个人福利水平，认为个人福利是他所能实现的功能及实现功能的能力的集合。这种衡量方式既考虑了显性福利，如收入的变化，也将隐性福利纳入了评价体系之中，如人际交往的变化等；同时能够体现农民个体的差异性及选择的自由度。在探讨农地征收导致农民福利变化时，鉴于中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传统的家庭结构等实情，将农户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农民福利较为合适。施雯等根据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提出失地农民福利的相关指标，既包括经济状况 、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社区环境等客观指标，也包括心理状况等指标。
2.2 评价指标构建
虽然森的可行理论如今已被多数学者认可并被广泛的运用于衡量农户的福利水平，但是福利包含的范围很广，针对农户福利的衡量标准有多种，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衡量仍然缺乏一个综合全面的评价体系。我国有关农地流转的制度和法规仍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当中，建立适合本地发展的农用地流转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所研究的关中地区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农民现金收入较低，农地流转具有人格化、非货币化、流转规模小的特征，这都束缚了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经营，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因此，我们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构建的评价指标基础上，从农户自身利益出发，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环境、健康与闲暇这五个方面，建立起具体的福利衡量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
2.2.1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是衡量农户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经济收支将对农户的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农地流转前后，农户的收入结构将发生改变，农业收入下降，农户必须重新考虑经济收入来源问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户福利变化的指标之一。本文将从家庭年收入、农业年收入、非农业年收入、家庭年支出、流转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对农户经济状况进行衡量。
2.2.2 社会保障
土地对农民具有多重作用，不仅可以提供生活保障，还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保障等，但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水平过低，而且社会保障的功能并没有全面覆盖所有的地方，农民只能通过土地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本文采用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来反映这一功能性活动指标。
2.2.3 居住条件
农用地流转给农户的居住条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农民可能会用流转土地所得到的补偿费来改建自己的居住状况，因此，流转前后居住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农民的福利状况。本文从房屋的单层面积，农民居住地的空气质量，治安情况以及农民对家庭的居住条件及环境的整体满意度这四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反映这一功能性活动指标。
2.2.4 社会环境
农地流转对居民所使用的耕地面积以及质量产生影响，这会进一步对居民的经济水平甚至居住地点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居民居住的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在社会环境这个大的指标中，我们选取了子女受教育的环境、居民大家庭的感情交流以及家庭的社会交往情况的满意度三个指标作为衡量的标准。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农用地流转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指标体系，并且运用模糊评价法测算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变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荔县和蒲城县两地区农用地流转后农户的总体福利水平有所提高。在统计的五项一级指标中，有三项指标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农户的居住条件在流转之后的改善最为显著，社会保障在流转之后也有所改善，农民的健康水平及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均略有上升；而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两项指标在流转后的水平均不如流转前，但是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项指标的流转前后隶属度的差值不大，说明虽然进行农用地流转之后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状况较流转之前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程度不大。第二，对蒲城、大荔二县进行比较发现大荔县农户福利改善程度略大于蒲城县，在五项一级指标的计算中，只有居住条件一项蒲城县高于大荔县，说明农户的农用地通过政府组织的流转之后，由于能够得到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使得农户的居住条件有了充分的保障；而其他四项指标大荔县都要高于蒲城县，说明通过企业组织的农用地流转给农户带来的综合效益更佳。
3.2 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立法工作及相关政策的执行力。
第二，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对失地农民进行有关职业技能的培训，并且在政策上要扶持这些人进行就业，让失地农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相对可观的收入。
第三，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要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中，如医疗、养老等，让失地农民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还应考虑到失地农民的住房安置、接受、闲暇活动等，让失地农民有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宿。
关键词：关中地区；农用地流转；农户福利
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对农用地流转日益重视，农用地的流转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为此我们选择关中地区作为研究区域，调查分析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通过完善农户福利的评价指标与体系，分析关中地区农用地流转特征、农用地流转方式方法等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提出政策建议，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户转入或转出农用地的积极性，实现农用地规模化经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农地流转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村土地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流转，失地农民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农用地流转涉及到农户，土地开发商及政府等不同的利益方，而且不同利益方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发生冲突、上访事件也是近年来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失地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问题，更是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因此如何维护农用地流转中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农用地流转研究方面多集中于补偿政策的探讨、征收制度的完善、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等领域，福利方面涉及得不多，且多是定性方面的分析。
我国随着近些年来城市化的发展，土地流转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土地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机制不完善，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不够规范，土地流转中政府定位不当，非农建设用地存在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倾向，导致农民的福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从而使农民对农用地流转缺乏积极性，而这些方面的改善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地理分布上多高山丘陵、多高原荒漠，农地流转的规模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支持系统。为此，我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新的改革举措促进农用地的流转，保障农户的福利水平。
关中地区农地流转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农地流转绝大部分发生在父子、兄弟、亲戚、邻居以及朋友之间，农地流转的双方有着较强的血缘、地缘关系；同时又有“非货币化”的特征，在一些时候，农地流转是以实物的形式来完成交易，因为关中地区是比较典型的农业型地区，在农民现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货币作为交易手段会加大土地流入方的现金压力；农地流转规模较小，主要是农户之间进行，很少与更大的经济组织进行，这束缚了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经营，难以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2失地农民福利构成的理论分析
2.1 福利框架理论
在传统的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福利一般被看作是由消费一定的商品或服务得到的效用。由于此观点将福利视作一种“心理特征”具有高度主观性，在实证研究时，往往以收入衡量福利水平，从而忽略了个体差异及其他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福利变化。
阿马蒂亚？森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用功能和能力等理论来评价个人福利水平，认为个人福利是他所能实现的功能及实现功能的能力的集合。这种衡量方式既考虑了显性福利，如收入的变化，也将隐性福利纳入了评价体系之中，如人际交往的变化等；同时能够体现农民个体的差异性及选择的自由度。在探讨农地征收导致农民福利变化时，鉴于中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传统的家庭结构等实情，将农户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农民福利较为合适。施雯等根据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提出失地农民福利的相关指标，既包括经济状况 、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社区环境等客观指标，也包括心理状况等指标。
2.2 评价指标构建
虽然森的可行理论如今已被多数学者认可并被广泛的运用于衡量农户的福利水平，但是福利包含的范围很广，针对农户福利的衡量标准有多种，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衡量仍然缺乏一个综合全面的评价体系。我国有关农地流转的制度和法规仍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当中，建立适合本地发展的农用地流转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所研究的关中地区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农民现金收入较低，农地流转具有人格化、非货币化、流转规模小的特征，这都束缚了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经营，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因此，我们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构建的评价指标基础上，从农户自身利益出发，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环境、健康与闲暇这五个方面，建立起具体的福利衡量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
2.2.1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是衡量农户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经济收支将对农户的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农地流转前后，农户的收入结构将发生改变，农业收入下降，农户必须重新考虑经济收入来源问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户福利变化的指标之一。本文将从家庭年收入、农业年收入、非农业年收入、家庭年支出、流转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对农户经济状况进行衡量。
2.2.2 社会保障
土地对农民具有多重作用，不仅可以提供生活保障，还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保障等，但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水平过低，而且社会保障的功能并没有全面覆盖所有的地方，农民只能通过土地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本文采用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来反映这一功能性活动指标。
2.2.3 居住条件
农用地流转给农户的居住条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农民可能会用流转土地所得到的补偿费来改建自己的居住状况，因此，流转前后居住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农民的福利状况。本文从房屋的单层面积，农民居住地的空气质量，治安情况以及农民对家庭的居住条件及环境的整体满意度这四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反映这一功能性活动指标。
2.2.4 社会环境
农地流转对居民所使用的耕地面积以及质量产生影响，这会进一步对居民的经济水平甚至居住地点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居民居住的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在社会环境这个大的指标中，我们选取了子女受教育的环境、居民大家庭的感情交流以及家庭的社会交往情况的满意度三个指标作为衡量的标准。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农用地流转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指标体系，并且运用模糊评价法测算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变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荔县和蒲城县两地区农用地流转后农户的总体福利水平有所提高。在统计的五项一级指标中，有三项指标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农户的居住条件在流转之后的改善最为显著，社会保障在流转之后也有所改善，农民的健康水平及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均略有上升；而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两项指标在流转后的水平均不如流转前，但是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项指标的流转前后隶属度的差值不大，说明虽然进行农用地流转之后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状况较流转之前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程度不大。第二，对蒲城、大荔二县进行比较发现大荔县农户福利改善程度略大于蒲城县，在五项一级指标的计算中，只有居住条件一项蒲城县高于大荔县，说明农户的农用地通过政府组织的流转之后，由于能够得到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使得农户的居住条件有了充分的保障；而其他四项指标大荔县都要高于蒲城县，说明通过企业组织的农用地流转给农户带来的综合效益更佳。
3.2 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立法工作及相关政策的执行力。
第二，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对失地农民进行有关职业技能的培训，并且在政策上要扶持这些人进行就业，让失地农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相对可观的收入。
第三，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要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中，如医疗、养老等，让失地农民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还应考虑到失地农民的住房安置、接受、闲暇活动等，让失地农民有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宿。